【摘要】晚清时期，随着国门洞开，西方传教士、商人和官员等纷纷涌入中国，西方的科技和文化在经历过清中期的一段蛰伏期之后，开始重新传播。翻译出版的大量西书，不断充实着读书人的“知识仓库”，直接影响了中国传统士人的“读书秩序”，改变了他们的人生轨迹。随着西书的增多和受众的普及，一大批新名词和新概念开始在社会各阶层流行，给中国社会发展带来了深远影响。
【关键词】“西学东渐” 阅读结构 晚清变局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西学一词，至迟在南宋就已出现，指西方传来的佛学。晚明时期，西学有了新的含义，主要是指由传教士传入到中国的西方科技、文化及其作品。晚明和清中前期，西方的天文历法、数学、医学、世界地图、新奇器物等，已为宫廷和士大夫所熟知。然而，至清康熙时期，因中西礼仪之争，中国禁止传播天主教，雍正、乾隆时期，又相继谕令禁之，西学由此几乎陷入停滞状态。然而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沿海沿江多个城市被迫开放成通商口岸，国门由此洞开。欧美传教士、商人和官员等在通商口岸传教、经商、驻军，西方的科技和文化也随之一拥而入，给近代中国带来了巨大影响。
晚清“西学东渐”经历的四个阶段
晚清西学东渐，按照学者熊月之的观点，可大致划分为四个不同阶段：1811—1842年，为初创阶段。1807年9月，英国人罗伯特·马礼逊（Robert Morrison）几经周折，到达澳门和广州。马礼逊是西方第一个到达中国大陆的基督新教传教士，也是揭开新一轮西学东渐序幕的第一人。1811年，他在广州出版了第一部近代中文西书，具有开创性意义。经过十多年努力，1823年，他将《新约》《旧约》全部重新翻译出版，取名《神天圣书》，这是第一部完整的《圣经》中译本。同时，他也对中国的儒家经典，如《三字经》《大学》等很感兴趣，将之翻译成英文。此外，他还编印了中国第一部《华英字典》。1815年，英国传教士米怜（William Milne）和马礼逊在马六甲创办《察世俗每月统计传》，主要向中国读者介绍基督教，但也有一些介绍西方历史文化和自然科学的内容，为近代第一份中文期刊。因清政府政策限制，传教士主要在南洋一带活动，他们在马六甲、新加坡、巴达维亚等地建书院、印刷书籍、办报刊等，在东南亚当地传播西学，对华人有着重要的影响。
这一时期，共出版中文书籍和刊物147种，大部分为宗教读物，另有30多种介绍历史、地理等方面的书籍。这些书刊都是早期“知识仓库”的重要一部分，对清代社会产生了较大影响。
1843—1860年，为第二阶段，此时西学蔚然成风。这一时期，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个通商口岸加上香港，共出版各种西书434种，其中3/4为宗教类宣传物，其余则为人文社科、天文、数学、医学等书籍。英国传教士、医生合信（Benjamin Hobson）编译了大量西方医学作品，其中《全体新论》为近代最早的解剖学译作。其它领域的开创性译作也层出不穷，如《算法全书》《天文问答》《代微积拾级》《重学浅说》《植物学》等，分别是数学、天文学、高等数学、力学、植物学等领域的第一部近代译作。
一些开明的中国士人，如魏源、徐继畬、梁廷枏等，开始从西学译作中汲取营养，了解西方的政治、经济、地理和科技等。一些知识分子开始积极参与翻译西学的工作。例如，李善兰与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合作翻译《几何原本》后九卷，终于使之完璧。1859年，两人通力合作翻译的《谈天》，对太阳系结构、万有引力定律、太阳黑子等都有所涉及，自成体系，享有盛誉，曾多次重印。
1860—1900年，西学进入另一个新阶段。1861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成立，“师夷长技以自强”的洋务运动在全国兴起，西方先进的技术成为迫切需求。为培养急缺的翻译人才，京师同文馆于次年创立。全国各地的翻译和出版机构也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涌现。这些译书机构，既有教会系统的，如广学会、益智书会，也有官办的，如上海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天津机器局，还有民办的，如商务印书馆、时务报馆等。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地位的提升，上海成为西学传播的核心城市。全国的译书机构，除在广州、北京的几个城市之外，大部分都集中在上海。仅上海一地，翻译出版的西学著作就占全国总量的77%，质量较高，影响最大。
这一时期，传教士深入各地传教、讲演西学，新式学校在全国各地开花，报刊杂志种类繁多。由此，西学的受众从之前的上层社会逐渐扩大至基层民众。上自光绪皇帝、封疆大吏，下至童生秀才、普通百姓，从沿海城市到内地乡野，从宫廷到民间，都在议论西学。一些开明的传统士大夫，身体力行，提倡西学。
1900—1911年，为第四阶段。1894年，甲午战争，中国战败，一些仁人志士对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失望，开始关注日本，留日渐成风潮。受此影响，西学传播的内容和方式也开始改变。之前，中国主要直接翻译英国、法国、德国等国的作品。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翻译出版了大量西方作品，给社会带来了巨大变革。随着留日学生的增多，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掌握了日文，并且日文中多有汉字，这就给翻译带来了诸多便利。1900年之后，从日文转译成中文的西学著作开始增多，成为西学输入的主要来源。所译西书，人文社科比重逐渐增高。三年间，历史、文学、哲学、法学等著作有327种，占61%。这与之前译书偏重自然科学的情况，刚好相反。这十余年间，也是西学译著的爆发期。据统计，仅从日文、英文和法文编译的西书，至少有1599种，此数量是之前九十年间编译西书总数的两倍多，约占整个晚清译书的70%，呈现出井喷式发展态势。
按照学科属性，西学主要可分为三大类：人文社科、自然科学及综合类，涉及政治学、历史学、哲学、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数理化、天文学、医学、生物学、农学等几乎所有近代学科。如此繁多的西书，不断出现在市场，充实中国士人的“知识仓库”。因翻译出版的西书多达数千种，初学者往往不得门径，常会陷入泥淖，故亟需书目指南。1894年，康有为赴广西讲学，留下《桂学答问》。之后，其弟子梁启超又编纂《西学书目表》，金针度人，引导士人阅读西书。该书广受追捧，一时“洛阳纸贵”。维新派人士叶瀚认为梁启超的书目“不便于初学”，于是又新纂《初学读书要略》，为学子提供西学入门读书法。《湘学新报》创刊伊始，便策划推出了“书目提要”专栏。这也成为徐维则《东西学书录》的重要参考来源。西书指南的出现，为士人提供了学习西学的方便门径，士人多以之为重要参考，这无形中进一步强化了新的“读书秩序”。
西学的发展影响了传统士人的“读书秩序”
西学的发展，深刻地影响了科举考试。1876年，上海格致书院正式成立。格致书院为近代中国最早的中西合办的新式学堂，聚集了一批当时重要的西学人物，如徐寿、华蘅芳、王韬、傅兰雅、林乐知等。晚清著名的思想家和政论家王韬担任院长期间，积极引导学生学习西学，将新知识纳入考试范围。19世纪末，传统的科举制度面临着不得不改革的大趋势，一些维新人士顺应形势，推广西学。1891年，时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创设湖北算术学堂和方言商务学堂，之后又开办矿业学堂、工业学堂、自强学堂等，将数学、商务、外语等西学纳入学习范围。1894年，江标出任湖南学政，力主改革科举考试内容。江标饱览西书，熟悉西学，反对传统的八股取士，认为西学具有实际效用，积极将算学、天文、化学、医学等西学纳入考试范围，使各方面的实用人才脱颖而出，为实现富强之道选拔人才。三年后，徐仁铸继任，一上台就发布了《湘士条诫》《轩今语》等，继续引导学生学习西学，增加西学在考试中的比重。考试和选材方式的变化，改变了一些士人的人生命运。
西书的出现直接影响了中国传统士人的“读书秩序”，改变了他们的人生轨迹。王韬年少时，曾随其父熟读四书五经，18岁时考中秀才。1847年，他到上海探亲期间，参观了墨海书馆。王韬对馆内的活字印刷机产生了浓厚兴趣，这为他以后的人生转折埋下了伏笔。次年，为维持生计，他到墨海书馆工作。十余年间，他与传教士合作翻译出版了《圣经》《华英通商事略》《重学浅说》《西国天学源流》等重要西学著作。同时，他还阅读了众多西书，如《大英国志》《大美联邦志略》等。1867年底，受友人帮助，王韬赴欧洲各国游历。访欧两年间，他遍览法国、英国等国名胜古迹，曾拜访过法国著名汉学家儒莲（Stanislas Julien），并应邀赴牛津大学、爱丁堡大学做学术演讲。回国后，他将自己的游历收入《漫游随录图记》，并在《华字日报》、上海《申报》等处连载自己的观察与思考。后来，他又将21万字的《普法战纪》单独出版发行，引起李鸿章等人的重视。该书传入日本后，受到日本读者的欢迎。1874年，他在香港创办了《循环日报》，在报上发表800多篇政论文章，宣传变法和自强，对后来康有为等人的思想有着较大影响，被誉为中国维新变法运动的先驱。
康有为少年时期曾受到系统的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对四书五经了如指掌，受宋明理学影响较大。1874年，17岁的康有为第一次看到《瀛环志略》，始知外面的大千世界。之后，他多方搜求西书，从西学中汲取营养，逐渐萌生了维新变法的思想。蔡元培同样自幼年便在传统的私塾读书，对儒家经典烂熟于心，青年时代的蔡元培是传统士人的一个典型代表。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牵动着无数士人的心，身为翰林院编修的蔡元培多方搜求战情，并开始对日本产生浓厚的兴趣。为此，他广泛涉猎《日本新政考》《东槎闻见录》等一系列西书。通过饱览西书，他开始同情维新派，主张变革。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他开始学习日语，对西学的认知也进入了新阶段。不久，他开始参考日本译本，编译了一批西书，如《哲学要领》《中国伦理学史》等。蔡元培不仅是西书的读者，同时，他也不断将西学吸收、转化成自己的语言，为晚清“知识仓库”贡献了自己的思想资源。
随着译书的增多和受众的普及，一大批西书中出现的新名词、新概念、新术语，开始在社会各阶层流行。或许，今人对一些名词，如社会、抽象、政党、民权、主义、观念、唯物、主观等，早已习以为常，然而在当时，这些都是新出现的名词术语。这其中，很多都是从日本引入。当然，这些新名词的普及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受到了层层阻力。张之洞，为洋务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曾力主添设新学科、派遣留学生、创办新学堂、建铁厂等。他主张新旧兼学，“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但对一些新名词，却颇为反感。张之洞有次批阅公文时，看到文中有“新名词”，遂批曰“新名词，不可用”。一位年少的下属见状，便顺手递了张字条给他，上曰“‘新名词’亦‘新名词’，不可用”。张之洞看到后，又惭又怒，竟日不语，埋首故纸堆，想从中找寻古书依据，却寻而不得，只好作罢。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因新名词无孔不入，已渗入社会方方面面，所以即便是那些对新名词十分反感和排斥的人，也不得不使用新名词，否则，“几不能开口动笔”。由此可见，西学已渗入社会的方方面面，给近代中国带来了深远影响。
（作者为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导）
【参考文献】
①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修订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
②潘光哲：《晚清士人的西学阅读史（一八三三～一八九八）》，南京：凤凰出版社，2019年。
③章清：《会通中西：近代中国知识转型的基调及其变奏》，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
④王先明：《近代新学：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嬗变与重构》，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
责编/银冰瑶 | 美编/杨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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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参考文献，原刊少了2-4，特此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