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秦观《鹊桥仙》所言“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 ”，因果推断计量方法与量化历史研究的结合，就是一次美妙的结合。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贾瑞雪老师（2014）年发表在《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上的一篇计量史学论文《The Legacies of Forced Freedom: China’s Treaty Ports》，作者使用DID方法考察了18世纪中叶至今中国通商口岸的长期发展，可谓是巧妙而又有趣。 原文信息
Ruixue Jia . The Legacies of Forced Freedom: China’s Treaty Ports[J].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2014, 96(4):596-608.
引言 清末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黑暗而耻辱的时期，西方列强通过战争等方式，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开放沿江沿海等城市作为通商口岸即是不平等条约的主要内容之一。 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处为通商口岸，允许英人居住并设派领事。
——1842年《南京条约》
增开牛庄、登州、台湾(台南)、潮州、琼州、汉口、九江、南京、镇江为通商口岸。
——1858年《天津条约》
增开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商埠，并允许日本在中国的通商口岸投资办厂。
——1895年《马关条约》
……
从1840年至1910年，中国一共被迫开放了40多个通商口岸，西方列强在通商口岸建立了市政当局、工厂、学校、警察和司法机构，这为研究历史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长期影响提供了一个有趣的准自然实验 。
通商口岸的设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使得中国受到侵略和掠夺，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遭到破坏（国中之国），中国人民饱受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剥削。另一方面，从现代化进程的角度看，通商口岸的开放促进了西方现代文化、思想、观念在中国的传播，在客观上促进了近代工业的诞生。如何使用科学的方法评估通商口岸对中国近现代人口和经济发展的长期影响？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探讨的问题。
识别策略 为了实证检验通商口岸的设置对近现代人口（经济发展）的影响，作者设定了如下的多期DID模型：
其中， 选择性问题 不过，通商口岸并不是随机设置的，列强在选择通商口岸时确实有战略考虑。双重差分法（DID）虽然并没有要求处理组是随机分配的，但是如果存在遗漏的不可观测的因素既影响了干预状态又影响了结果变量y，那么就会使得不满足平行趋势假定，估计结果也会存在偏差。事实上，地理因素是主要的选择标准，大多数通商口岸位于沿海或长江沿岸 。因此，作者将注意力仅限于沿海或长江沿岸的57个州府。
其次，作者进行了安慰剂检验，以检查通商口岸城市（处理组）和非通商口岸城市（控制组）是否具有系统性的差异。
如上表所示，全样本中，通商口岸城市与非通商口岸城市确实在人口数量、土地税收、经纬与维度、是否受到太平天国运动的影响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但是如果将样本局限在沿江沿海的城市的话，沿江沿海的通商口岸城市与沿江沿海的非通商口岸城市在人口数量、土地税收、经纬与维度、是否受到太平天国运动的影响等方面均不存在显著差异。 实证结果 下表报告了基准回归结果。从表中可以看出，通商口岸城市的年度人口增长率显著更高（系数约为0.3%），约为平均人口增长率（0.9%）的30%。
为了验证平行趋势假定，作者采用了类似于事件研究法的策略：
其中，系数 和 衡量的是通商口岸设置之前3期和2期处理组和控制组之间的差异（以通商口岸设置之前1期作为基准组） ，如果 DID大法：多期DID如何做平行趋势检验？ ”）
作者通过直观图的方式对通商口岸的设置在不同时期的动态经济效应进行了呈现。从上图可以看出，通商口岸城市和非通商口岸城市的人口增长率在通商口岸设置之前不存在显著差异，这一点支持了平行趋势假定，但在通商口岸设置之后，通商口岸城市和非通商口岸城市的人口增长率产生了差异。 除此之外，作者还估计了通商口岸的设置对人均GDP的影响，还使用了工具变量法进行了稳健性分析，虽然数据受限，但这并不影响这篇论文的光华，这是一篇非常值得学习的论文！最后，我们要明晰的是通 商口岸虽然促进了近现代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但这种影响仅仅是客观层面上的 ，西方列强的初衷还是为了侵略，“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本篇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 功夫计量经济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