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旭鸣、刘璐璐：2020年海洋史研究综述

2020年，海内外学者以中文发表、出版的海洋史论著（含研究生学位论文），共约428篇（部），研究内容涵盖了海洋政策与海防、海洋权益与开发、海洋人群与海洋社会、海洋贸易与物品、海洋文化与信仰、海洋史料等问题，研究空间超越传统的中国海域、东亚海域，远及南太平洋、地中海、印度洋、大西洋海域，均取得可喜成果。本文择要加以介绍，疏漏、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 海洋政策与海防研究

海洋政策、海防与海疆治理等是学界长期关注的话题，发表了不少有新意的成果。或从宏观角度、长时段视野，考察中国历代海疆经营，或探讨某一朝代的海疆治理模式。朱文慧从晚宋沿海制置使吴潜入手，梳理其任职期间的海防举措，指出南宋沿海防务越到后期，弭盗治安远甚于御寇，海防让位于江防的现实。孙中奇论述了明万历时期倭乱与朝鲜李朝处理降倭的政策。王宏斌对18世纪初开始的清代内、外洋划分以及相应的管辖政策的探析，指出清代“内洋”“外洋”与当时西方国家的“内海”“领海”划分有一定的相同点，都是以海岸或岛岸为标志，向其他国家宣示本国海域的主权范围。巡洋会哨的清代水师既是海上的武装力量，又是海上的执法机构。侯彦伯围绕1843年英国在广州租地兴建领事馆的交涉，旧行商在中外关系日趋紧张下的应对方法。张赛群指出晚清财政压力与身份认同是政府将捐纳政策从国内延伸到海外华侨的基础，捐纳成为晚清政府争取海外华侨经济支持和政治认同的重要手段。

明清东南海防形势变迁与海防机构建置是学界关注的焦点之一。朱波对清代海岛厅的设置做系统分析，认为该设置是国家行政管理方式适应海岛地区人地关系变化的结果，是海岛政区的重要制度渊源。徐笑运辨析晚清海防股与海军衙门之间的关系，认为海防股是等同于六部各司的秘书机构，而海军衙门是统筹全国海防事务的直接领导机构，平行并独立于六部、总理衙门、军机处等。陈悦透过沈葆桢与李鸿章的私人通信，揭示出清末海防政策、战略的产生经过，评价首任船政大臣沈葆桢在中国近代海防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一些研究生学位论文选取琼州府、北部湾、肇庆府等地的海防问题为研究对象，也有的从建筑学的角度解析某些海防工程与乡村军事聚落。

关于明清海防思想、战略研究，廖闪对《筹海图编》海防情报思想进行详尽的梳理。阮慧玲探究蓝鼎元关于东南海疆蓝图的勾画，认为其可被视为一个较为完整的国家海洋防卫体系，包含近代化启蒙的思想意识。陈贤波指出，《平海投赠集》的流布和诗文内容，反映了清人在史事选择和记录中实际上经历了选精集萃的过程。谢茜、夏立平分析孙中山的海权思想，指出其三大支柱是提升海权为国家战略、建设强大实用海军、发展海洋经济以补充海权体系等理念。商永林、曹景文提出郑观应主张通过加强海防建设、商战与兵战结合、与列强争夺海关控制权等方式来维护国家海权，是对“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的继承与发展。赵书刚对近代军事战略家杨杰的海权观念做了探讨，认为他在近代中国率先提出国防现代化，并摒弃重陆轻海的传统观念，站在战略高度倡导海权。李强华透过古今中西之争看晚清海防战略变化，指出古今中西之争既促进了海防战略嬗变又制约其西化的彻底性，对晚清海防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他学者还讨论了康有为、张謇的海防思想。

关于沿海区域海防研究，黄友泉关注到明代东南沿海士绅对海疆治理的影响。杨梦利用《筹海图编》研究此前较少被留意的明代山东海防问题。李贤强、吴宏岐对《擒获王直》的作者做了长篇考订。韩虎泰探讨明代广东海防地理重心的时空演变过程，揭示出明代广东海防重心乃至陆海防御格局的基本演变趋势。陈政禹对明清惠州与海防相关的建置及其遗存做了翔实考究。王珍珍等探讨了明代广东海防卫所规划方法与特征。黄忠鑫、廖望考察明清时期雷州半岛诸州县佐杂与海防布局的变迁，认为佐杂官员变化折射出雷州半岛为中心的粤西地区海防地位的提升；从明代东南沿海倭乱的尾哨，转变为清代防范越南和西方势力的前哨。唐翔、王琼对福建宁德海防传统村落的数量、分布特征、类型与案例进行分析。

二 海洋权益与海洋开发研究

近代中国维护海洋权益的行动，是学界关注的一个重要内容。黄俊凌关注到20世纪30年代国民政府对法交涉，维护西沙群岛主权，外交部详细掌握了西沙群岛自古以来属于中国的地理、历史和法理依据，有理有据地反驳了法方的无理要求，然而法国依旧百般阻挠。随后日军侵占西沙群岛，国民政府对西沙群岛的维权被迫暂停。王琦、陈平殿则注意到国民政府成立水陆地图审查委员会，目的在于应对1933年法国殖民者侵占中国南沙九小岛所带来的挑战，同时亦兼有向国民普及海洋意识与海疆观念的意图。林勰宇认为民国时期琼崖改省的动因有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也有民族意识、本土意识与海洋意识的觉醒，而且自始至终均与维护南海诸岛主权完整、捍卫中国海洋权益密切相关。郭永虎、王梦分析20世纪70年代美国《纽约时报》关于中国钓鱼岛的早期报道，认为其具有一定程度的客观性，但也存在意识形态偏见。这种偏见源于美日同盟框架下的冷战思维，并延续至今。

关于近代日本在南海的活动与扩张，许龙生利用日本外务省的相关档案，探讨1925～1931年东沙岛海产纠纷事件。他认为东沙岛海产品开采过程中日本政府希望获得最大利益，也尽量避免与中国政府直接对抗、冲突，但在市场风险与外交危机叠加之下，冲突与摩擦仍不断发生。而冯军南则留意20世纪前半叶日本南沙群岛政策，指出日本早在20世纪初已关注南沙群岛，但由于认知模糊及国际关系复杂未有积极动作，随后逐渐重视南沙群岛的军事价值，利用台湾总督府推进侵占，全面侵华以后驱逐法国势力。

在海岛、三角洲等海洋空间的开发研究中，谭世宝、谭学超对澳门、台湾、南海等地的马角、莲峰、干豆、麻豆等地名的来源以及天后庙名称之源流做了详细的考究。金国平通过文献与实物证据，否定了上川岛上发现的“石笋”是葡萄牙人所立“发现碑”的结论。刘永连、常宗政对晚清两广总督对东沙、西沙群岛的开发做了系统论述。鲍俊林、高抒则聚焦于明清时期崇明岛的开发。吴俊范认为传统农业时期舟山群岛的开发具有农耕为本、农业先发的特征，并注重居住环境安全性的风水观念。薛理禹指出晚清花鸟山的兴起得益于近代国际交往增加和全球化日益紧密，而随着外来势力的离开和主权的恢复，花鸟山重归萧索沉寂。聂有财利用满文档案及相关朝鲜文献，对清代吉林东南海岛的开发与治理做了深入探讨，并讨论了俄国对中国权益的侵害。周晴分析珠江三角洲海岸带沙田经营中应对自然灾害的农业技术与社会特点，在防灾、减灾以及灾害的应急管理方面积累了许多有益的技术和经验，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的社会适应制度。

三 海洋贸易与进出口商品研究

2020年，学者对“海上丝绸之路”的关注度有所下降，而海洋贸易、商品交易、物种交流受到较多注意。李镇汉对来往高丽的宋商开展研究，探讨其贸易政策、类型。马光指出，明朝允许朝鲜官民来华贸易，朝鲜使臣借赴中国朝贡之机，往往会携带大量的私人物品沿途贩卖交换，获利颇丰.所购求的明朝物品多为朝鲜王公贵族的必需品，以及百姓的一些日常所需。赤岭守通过《道光十八年冠船付评价方日记》看中琉之间因朝贡而发生的“评价贸易”，对“评价贸易”的流程、弊病以及相关人员做了详细的分析。此外，王巨新对清前期中缅、中暹贸易的比较研究，认为二者在贸易方式、贸易路线、贸易主体及主要商品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其原因有地缘交通和物产因素，也有清朝分别对待的政策差异及双边关系的不同。

在全球视野下探讨海洋贸易及其相关问题是一个重要取向。王国斌认为近代早期中国海洋历史，既是明清政治经济史的固有部分，也是亚洲区域海洋贸易网络的关键部分，更应将其放在全球贸易中来考量。包乐史认为18世纪中国人驶往东南亚并发展出有弹性的网络，获得需要的热带商品，同时在交换中提供自己的产品。他们乐意遵守马来王国传统的贸易规则，也能忍受殖民城市外国人的管理。早在19世纪欧洲国家进入之前，中国经济已经延伸到中国南海海域的所有国家。

一些与东印度公司相关的著作被翻译为中文出版。羽田正详细叙说英国、荷兰等国东印度公在亚洲各地的活动概况。对当地以及整个亚洲或世界的历史动向产生的冲击、影响，进而以“亚洲之海”的新视角描绘出全新的两百年欧亚大陆整体史。浅田实围绕英国东印度公司崛起、发展过程，英国的经济、外交政策，东印度公司重要政商人物，东印度公司与英国工业革命的关系进行了系统论述。此外，约翰·尼霍夫出使中国时写成的见闻实录也被翻译出版，该书描述了1655～1657年荷兰首次派遣使团觐见顺治皇帝的旅程。日本文献《唐船风说书》是日本江户时代前期长崎奉行通过询问调查中国商船人员，上报给德川幕府的中国形势报告书，是研究明末清初中日贸易与东亚交流的原始资料，被引进出版。

对于早期贸易全球化体系下世界贸易的研究，万志英认为10～17世纪东亚海上贸易世界可分为形成、重整、复兴、转型、萧条几个阶段，以“国际贸易的主要商品”为核心的“港口政体”占有突出地位。吉浦罗对明末清初中国的海洋贸易组织与人员构成做了详尽分析，发现宋代以来海上贸易中的合作关系未有太多发展，海洋贸易积累的财富无法通过投资转化为生产资本，其贸易的组织方式与制度安排有很大局限。王华认为北太平洋被纳入近代世界经济体系是国际贸易不断拓展影响的结果，北太平洋的早期贸易全球化，更新和发展了全球贸易网络，并为自由贸易时代的到来和世界经济“去大西洋中心化“奠定了基础。

关于区域贸易，刘巳齐对明清易代之际皮岛贸易做了专门研究，提出东江贸易加强了东北亚海陆区域之间的联动性，后来征战华南的东江旧将尚可喜、耿仲明利用担任毛文龙部属时获得的贸易经验，继续经营广东的通洋贸易。洪维晟探究17世纪潮州商品在海外的流通，指出在闽潮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潮州商品向海外流动，形成一个与闽南商品竞争合作的转运路径，潮州商品通过荷兰东印度公司与台湾郑氏家族转运到海外各地。张书学、于周顺利用明代福建市镇数据，考察了不同海禁政策下海外贸易对商品经济发展的影响程度。安乐博基于文献资料及田野调查，以连阳贸易体系为个案，考察广东内陆商品到达沿海港口、港口商品进入内地的网络，将区域内、跨地域和跨国性的商贸，及沿海港口与沿河及高地墟市连接起来。

关于商品的进出口贸易与物品传播，外销瓷始终是最受瞩目的领域之一。赵冰认为长沙窑瓷器是9世纪印度洋与中国海域海上贸易的典型商品。贺云翱、干有成阐述宁波越窑青瓷与东亚海上陶瓷之路互为影响、互为促进的互动作用。刘净贤认为至迟在北宋末年，闽北仿龙泉青瓷主要为外销而生产，其产品已远销东南亚地区，到南宋早中期仍是重要的外销船货。钱江利用在婆罗洲海岸沉没的东南亚缝合帆船的考古材料，研究元代海外贸易及龙泉青瓷之流布，认为宋元时期中国与南海渤泥国之间确曾保持着密切的贸易往来，而浙江龙泉青瓷在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开拓与发展过程中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陈冬珑通过东溪窑考古调查采集的明清青花瓷标本，对漳州明清青花瓷器生产与外销进行分析与研究。此外，越南学者黄英俊通过分析荷兰和英国东印度公司有关越南陶瓷贸易的档案资料等。展示了17世纪东南亚和国际贸易背景下越南（北河）陶瓷出口的基本情况。

一些珍异之物的交易、物产交流、物种引种等问题颇受学界关注。中岛乐章论述了15～16世纪琉球王国在香药中转贸易尤其是龙脑贸易中的地位。高良仓吉着眼于琉球从中国进口的青石，认为它们是彰显权威之物，一度盛行，成为琉中交流史的实物资料。何康对中外鹦鹉螺杯的形制进行考察，欧洲鹦鹉螺杯以金、银装饰为主，为非实用饮酒器，常见于欧洲贵族的收藏中，其工艺样式在欧洲的兴盛与大航海时代的开启有关。李昕升对美洲作物的引种与中国人口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审视，指出“美洲作物决定论”系后人夸大，深层次原因是受20世纪心理认同和“以今推古”心理的影响。叶农、李鼎研究近代广东地席外销美国，指出美国市场的巨大需求刺激了广东蒲草种植和地席外贸的发展，形成了产销一体化的格局，1906年广东地席业逐渐走向衰落。梁立佳通过对俄美公司的考察，指出沙俄政府与哥萨克武装、毛皮商人、毛皮猎人建立起广泛的联系，国家权力与私人商业逐渐走向联合，但伴随沙俄政府对外战略的转移与美洲太平洋区域国际形势的变化，沙俄政府与毛皮商人的矛盾日益激化，展示了公共权力与私人商业在近代欧洲国家的海外扩张中的关系。此外，张锦鹏对宋代进口商品香药进行研究，罗一星介绍了明清时期广锅从国家礼品到民间用器的变迁过程。林日杖从医疗史、全球史及物质文化史角度考察了大黄的对外贸易。石涛等人对近代中国茶叶生产、运输及产业化程度进行考察。罗龙新讨论了19世纪英国人在印度的茶业兴衰历史。郭卫东对清代中英铅贸易也做了细致研究。金国平从历史语言学、中西比较等角度详尽叙述了舶来品“面包”自中国澳门传入大陆的历史，一些学者还关注到西瓜的起源及其在全球的传播，南瓜在中国的传播引种。

四 海洋社会与华侨华人研究

关于海洋活动人群与海洋社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海商群体、渔民与渔业、岛民、海外移民等方面，以及对使者、海洋漂流事件的考察，挖掘史料，内容相当丰富，佳作甚多。屈广燕从海患、海难和海商三个方面展示了明清时期浙江海商的生存环境、生存状态和发展空间。胡铁球等利用福建海商家谱等史料，探究海商家谱所展现的家族文化、商业文化、教育教化、文学艺术、海洋信仰等内容。孙杰、于逢春从海商家谱入手，研究东海西岸的商业文化。船上人员的航行生活是海洋生活史的重要内容。孙卓对明清使琉球“封舟“航海生活做了较系统的梳理研究。范岱克从1816～1817年英国东印度公司有关“阿米莉娅公主号”上380名中国水手的记录，揭示了18世纪末19世纪初航海世界丰富多样的生动面。张晓宇围绕1887年万年青号事件，对近代领事裁判权体系下华洋船舶纠纷法律交涉展开了讨论。

对于海洋渔业与渔村社会，陈亮指出，1545～1765年朝鲜半岛东岸鲜鱼资源变化受洋流而非气候的影响，而渔业资源的变化也对该时代的经济生活产生作用。李玉尚研究清代黄鱼汛护鱼，认为清代官方督巡渔汛成果甚微，反而民间自发护渔比较发达，渔业公所起到了关键作用。郑俊华、林晨辰通过明清时期浙江竹枝词，分析浙江渔业资源种类、渔业生产和饮食文化等的发展。方胜华对民国时期舟山群岛渔业文献进行了整理与分析，探察当时的海岛渔业历史、渔业社会的转型与变迁。冯建章、徐启春从建筑、宗族、宗教与文化习俗等方面考察了琼海潭门镇排港村，认为该村建筑文化、宗族文化、海洋文化是三位一体的，是海南岛渔业文化的活化石，应予以保护。谢混以岛述史，考察中国东南近海岛屿人群的海上经济活动与迁移，探讨该地域独特文化区域的形成，以及从宋元到明清王朝海疆经略的转变对中国东南海域社会产生的深刻影响。唐纳德·狄侬主编的《剑桥太平洋岛民史》被译成中文，该书聚焦太平洋岛民群体，全面探讨了岛民早期定居、与欧洲人接触、殖民主义、政治、商业、核试验、传统、意识形态和妇女的作用等主题。

学界对海外华人华侨及华人社区的研究取得不少新进展。日本长崎华侨社会在明末清初特殊历史背景下快速产生。松浦章、徐纯均关注清代“展海令”与长崎唐馆间的关系，指出因“展海令”的发布，沿海居民纷纷出海贸易，长崎人口急剧膨胀，德川幕府制定了将短期留居的中国人隔离起来的方法，建造唐人屋敷，以供居留。黄燕青、任江辉指出，长崎华侨社会发展虽然受到了中日之间政治经济关系的制约，但随着贸易繁荣，华侨人数激增，对加强当时中日经贸往来、促进中华文化在日本传播，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吕品晶、韩宾娜聚焦日本江户时期东渡的中国人，指出他们以唐船商人为主体，以唐馆为活动中心，在日常生活和节庆习俗等方面对日本文化潜移默化，可见以人和时间为载体的中国文化对日本文化的影响。

许序雅考察了17世纪荷兰人在东南亚和东亚开展殖民扩张过程中与穆斯林商人、日本海商、中国海商和东南亚本地王公等围绕东南亚和东亚的海上贸易权展开的激烈争夺。杭行以越南郭天赐为例，分析了18世纪活跃在湄公河三角洲的多元华商，认为河仙是东亚海域普遍出现的跨国华侨社区的一个例子，其繁荣建基于儒家朝贡体系与东南亚的曼德拉外交框架之间不稳定的平衡，以及清朝对海外贸易和移民充满矛盾的政策，而这些矛盾最终导致河仙这座自治港口政体的垮台。宋燕鹏从宗族组织、方言与地缘认同的角度对19世纪英属槟榔屿闽南社群进行探讨。基于柬埔寨华人社团在不同时期的组织发展脉络，罗杨梳理了柬埔寨华人唯一的统一社团“柬华理事总会”的成立、发展和转型过程，勾勒出当地华人在二十年战乱后通过社区结构重建和组织功能变革，建构族群身份与融入当地社会的集体行动过程。

张秋生考察澳大利亚早期华人商业活动，指出华人商业和经济活动维持和满足了早期华人移民对生活必需品的基本需要，维系了华人社会的经济网络和经济生活，也推动了澳大利亚经济与社会发展和移民文化的形成。费晟、毕以迪认为18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中国与南太平洋地区建立起以海上贸易为基础的交通网络，华人劳工和其后兴起的华人资本积极参与并推动了南太平洋地区农牧矿经济开发，对南太平洋地区生态及文化的影响经历了由海及陆、由间接到直接、由劳动密集到资本密集的扩大过程。费晟还以瓦努阿图为例，分析海洋网络与大洋洲岛屿地区华人移民的生计变化。

关于美欧华侨华人研究，朱祺分析了美国排华法案颁行后华人女性赴美入境问题，揭示出华人女性为能入境团聚，不得不努力应对美国海关严苛的入境调查审问。马一关注晚清时期围绕墨西哥托雷翁排华血案而起的中墨侨案交涉，认为当时华侨没有强大祖国支持，在墨西哥社会变革中受害极深。徐晓东利用荷兰文档案，考察晚清契约华工移民苏里南问题，认为苏里南招募华工并不具备太多积极色彩和意义，注定华工在苏里南生活困顿艰难，但华工仍为当地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吕云芳、俞云平以福建建瓯移民莫斯科的跨国女性经商群体为例，分析跨国移民经商群体的发展，认为跨国经商是对市场结构的响应，同时也是跨国女商人积极运用个体资源的结果。

对于晚清以降政府与华侨组织之间的关系，张亚光、沈博考察了晚清海外华商的境遇和反应，并聚焦于晚清南洋各埠中华商会的创办及其在保障当地华人华商权益、增进海内外同胞沟通与交流等方面所发挥的作用。王学深以新加坡为例，探讨晚清政府对海外华侨认知的转变和逐渐推动对海外侨民管理工作的努力，建立新型的“国家—侨民”思维模式。严海建关注中荷新约的谈判，指出中方尤其注重华侨在荷属东印度法律地位的改善以及维护与增进该地华侨的利益，借助战时盟国的新身份及中英、中美新约达成的示范效应，对荷方施加压力，最终在新约谈判中取得相当的成果。

关于海外移民与宗教的关系，昌俊昌考察近代早期亚洲海域华人天主教徒的活动与角色，华人教徒的身份有利于与西方人、本地人打交道，更好地适应亚洲海域的社会环境，开拓自身的生存与发展空间。张晶盈分析了华侨地缘性社团和传统宗教的内涵界定、东南亚华侨地缘性社团与传统宗教的渊源及传统宗教的特点、互动模式。

关于华侨与侨乡之间的关系，蒋楠聚焦福建泉州湾地区，指出近代泉州侨乡不是突然形成的，明清时期的海禁既未能阻拦海洋活动，中国基层社会的自治方式给民间提供了海外拓展的组织资源。张钊指出，近代旅暹华侨时常对与家乡土地有关的一系列问题表示关切和重视，“家乡”对于他们来说有着文化上和经济上的双重意义。陈蕊以改革开放40多年来潮汕地区的产业经济发展进程为例，比较海外华商在侨乡经济发展中扮演的角色，探究了海外华商影响侨乡经济的机制。冉琰杰、张国雄以广东侨乡为例，认为“侨乡”概念最迟出现在20世纪40年代，中外文化融合是其本质特征，侨乡文化是跨行政区跨地域的分散存在，其分布范围从东南沿海的传统侨乡向西南、西北、东北沿边乃至内地扩展。

需要介绍的是，黄显堂所编《近代华侨史研究资料续编》收录了有关近代华侨史的研究资料100余种，包括华侨概略、华侨问题、华侨年鉴、华侨人物、华侨汇款、侨务行政、海外华侨支持抗战等方面的资料，涉及南洋、欧美、日本等地，为华侨华人史研究的基础性文献。

五 海域文化、宗教交流与传播研究

海洋是沟通世界、文明交流的桥梁和纽带。胡嘉麟在物质与图像、原料与技术、思想与信仰三个方面探讨秦汉时期南海文化交流的整体面貌。张慧琼从诗学的角度分析明代抗倭诗，主要体现为对海洋审美本体、海洋诗歌意象、海洋主题背景等进行不同程度的书写，从海洋题材、文学地域、海疆边塞等方面拓展了中国诗学的版图。范若兰以汉唐时期广州、交州、扶南和室利佛逝为节点，分析南海僧人的弘法求法经历，认为僧人通过南海，串联起南海区域的佛教传播，也串联起印度与中国的佛教联系。尼古拉斯·雷维尔探讨了施说法印倚坐佛像在东南亚的起源与传播。钱灵杰聚焦东印度公司的汉学家及他们对中国典籍的翻译，客观评价汉学家群体在中国典籍英译史和中西文化交流史中的地位和作用。童德琴、米歇尔考察了江户时代日本出岛商馆外籍医师中的代表人物在日活动情况，梳理当时西方医药学在日本传播、发展的过程，指出幕府对西洋科学知识技能的关心，对日本近代医学、药学科学研究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此外，法国学者苏尔梦对15～18世纪中国南海及临近海域的沟通语言做了精细研究，揭示了马来语与葡萄牙语作为通用语和贸易语言在中国南海及附近海域扩展，华人船员和海商在马来语的长期传播过程中曾起到一定的作用。越南学者阮玉诗、黄黄波考察了越南潮州人“明月居士林”（明月善社）的信仰崇拜，指出该华人宗教综合了中国佛教、道教、民间信仰、日本密宗佛教和纯越南净土宗佛教，20世纪80年代传播到加拿大、美国和澳大利亚，形成一个跨国宗教网络。

关于妈祖（天后）信仰研究，福建莆田学院主办的《妈祖文化研究》刊登了大量文章，涉及地域从国内的山东、西南地区、福建、台湾、潮州等地，到域外的朝鲜、越南、马来西亚，甚至远至澳大利亚。赵逵以福建会馆和天后宫为专题，对全国范围内的福建会馆和天后宫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和解读，探讨天后宫、福建会馆的传承与演变关系。李立人通过南宋庆元三年大奚山起义宋廷的处理方式看出，南海神至高无上的地位开始动摇。南海神信仰体系自身的局限和南宋理学家对妈祖信仰体系的建构，导致宋元之际“妈祖”的地位逐渐取代“南海神”。陈支平、鄢姿讨论了明代士大夫知识分子关于“天妃”封号的论辩。宋建晓则提出福建省利用妈祖信俗与乡土文化促进乡村治理的策略。

其他与海洋信仰相关的研究，李庆新分析了明清航海针路簿、更路簿中的海洋神灵及其祭祀空间，提出妈祖信仰的重要性，但并不具唯一性，探究明清时期沿海地区涉海人群的海洋信仰，要加强海洋神灵的系统研究与整体研究。牛军凯提到崖山海战之后，越南形成以杨太后为核心的南海四位圣娘信仰，以杨太后为代表的中国历史人物成为越南乡村信仰的神灵，并广泛传播，是中越文化密切交流的体现。张贺宇指出清代北洋地区妈祖信仰影响深远，但部分地区依然有属于自身的本土信仰，当地人民常常多个神灵共同祭祀。尤小羽考证了明教与东南滨海地域的关系，认为明教能在东南沿海立足，首先应归因于教团组织的成形，其次在于该教的数术小传统有利于融入尚巫的东南滨海百姓。

六 港口、船舶、航路与历史地理研究

关于海港或港口城市的研究，黄学超对元明时期刘家港港区进行考证，认为元代港区中心在太仓城，明初南移，核心港区集中在城南海运仓一带。徐文彬对明清以来福州、厦门的城市格局变迁加以梳理，指出与海外贸易联系、侨商优势的发挥、城市功能的定位是决定福州、厦门城市格局变迁的主要因素。罗一星认为在广州“一口通商”之前，佛山市舶曾经作为澳门贸易对接港市，本地洋商行的经营和本地大宗商品的出口，使佛山成为清代重要的出口商品集散地和澳商云集之区，推动佛山完成了传统型市镇向开放型市镇的转变和整合。胡德坤、王丹桂指出，室利佛逝的式微和元朝海上丝绸之路的盛况，促使古新加坡崛起成为繁荣的国际港口和区域商业中心，而明朝中国的海洋贸易政策变化又导致此后古新加坡港口的衰微湮没。黄晓玲对新加坡开埠早期港口城市规划、华人商业活动、粤籍批局的经营网点分布进行考察，指出该地区华人的发展，一方面顺应了政府的规划，另一方面又有强烈的族群特色，影响新加坡市区及华人商业区域的形成。

关于中国古代帆船的研究，王煜等对中国古代1500余种舟船的资料进行整理分析，精细地勾画出中国古代造船技术与航海事业的画卷。蔡薇等通过对宋代海船“华光礁Ⅰ号”与“南海Ⅰ号”的测绘数据资料进行拼接、复原，推算同类海舶的尺度及排水吨位。顿贺、梁国庆、廖军令对史书关于水密隔舱的相关术语“梁”“舱壁”和“舱”进行解读与考证。叶冲等对近代外国关于中式帆船的调查成果进行梳理，指出该种调查成果与中国古代文献对木帆船的历史记录存在差异，该文对开展中式帆船研究有很高的参考价值。温志红考究了1904年圣路易斯世界博览，会中国各海关提供的参展船模。陈悦考察了近代“平远”舰的设计、建造渊源、不同时期的外观和武备变化。张兴华介绍了晚清民国时期黑龙江、松花江与辽河中的各种船型。

围绕海上航路与海运，杨家毅指出，元明清时期京杭大运河分别向北、向南，与陆地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相连接，形成贯通欧亚大陆的交通、贸易体系。杨海英关注到明万历援朝战争中，面对大量的粮食输送，海运的开通与运行十分重要，辽东、天津、山东是朝鲜战场主要的后勤供应基地。王煜通过港口物流网络视角，分析中国东南沿海枢纽港口成因、外贸港口兴替和相关的支线物流通道问题。另外，阿兰·达扬根据其自身航海与拍摄纪录片的经验，对历史上的航路及相关事物进行了总结。R.G.格兰特对灯塔的发展、技术进步以及守塔人做了概括性的叙述。有学者将目光聚集在海上航行沿途的景观上。谢忱对清乾隆年间中国册封琉球活动的《奉使琉球图卷》全二十幅图画进行解析，描绘了祭拜海神、过黑水沟、牵舟过洋等航海有关细节。

七 海洋考古、海洋文献整理与研究

“顺风相送定海波———沉船文物展”于2018年11月25日在福建省福州市连江县博物馆揭幕，《博物院》杂志为此组织刊登了一批专题稿件。李榕青对新安沉船上的福建酱黑釉陶瓷做了分析，注意到该种瓷器在日本的影响。联系“南海Ⅰ号”考古成果，黄静对明清德化白瓷外销的器形、原因与影响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李岩对“南海Ⅰ号”上发掘出的金叶子进行判读，推断该船曾在临安停泊与采买。孙键对“南海Ⅰ号”的考古工作做了阶段性总结，认为该船属“福船”类型，是南宋时期从中国泉州港出发的贸易商船，船货种类丰富，以铁器、瓷器为大宗。北洋海军沉船调查是中国水下考古的新篇章，为研究北洋海军史以及晚清史提供新的珍贵的实物史料。2020年度《自然与文化遗产研究》杂志组织刊登了一期以北洋海军水下考古为主题的学术文章。学者对致远、定远、经远等舰进行了调查研究。

对海洋考古资料与器物的整理研究，出版了多种成果。《面向海洋》一书集中呈现长沙窑的文化内涵及其在海上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地位，揭示长沙窑对世界瓷器烧制工艺所产生的影响。《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藏宗教石刻精品》收录了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藏200余幅基督教、印度教和伊斯兰教宗教石刻照片。《宁波海交史籍举要》结集宁波历代重要海交史料达40余种，对研究该地区海交史有帮助。

2020年度学界对涉海文献的整理与研究有新的进展。徐春伟等出版了《浙江海防文献集成》第二辑。浙江海洋大学编撰了“清代海洋活动编年“系列图书。新近出版的《近代华南海盗纪事》系芬兰探险家、作家与摄影家阿莱科·利留斯（Aleko E.Lilius）所著《与中国海盗同行》（I Sailed with Chinese Pirates）、《广州与虎门———在中国六个月的传奇经历》（Canton and the Bogue∶ The Narrative of an Eventful Six Months in China）两书的合译本，对清代广州河南茶叶加工场有精细的考察，对研究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初的华南海盗、国际茶叶贸易、广州城市史等都有很高的史料价值。陈博翼回顾和介绍了一批稀见的环南海原始文献，考察近代以来五百年间环南海地区各强权和势力纵横捭阖及兴衰的历史，所涉包括域外势力进入环南海地区、环南海航海记录、档案和大型调查报告、南海各区内重要文献等。这些资料除了有很高学术价值，也反映了中国学界亟待加强认识的几百年来自身和周边历史的演变过程。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整理了与海洋史相关的馆藏档案，包括军机处上谕档、录副奏折及宫中朱批奏折中行商商欠案史料（分两期刊发）。郭晶萍、徐珊珊利用美国海关档案对清末南洋公学留美生的留学活动进行考证。刘勇对荷兰东印度公司对华直航贸易档案的形成、管理及其归类编目过程做了系统探析。侯彦伯分析了1949年以来国内海关资料研究的困境，认为要克服未能整体理解海关资料的困境，就需要理解当时人编纂海关资料的制度，而不是沿用后人重新编排海关资料的分类方式。吴松弟认为中国旧海关内部出版物是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乃至近代其他方面的资料宝库。滨下武志总结中国海关史研究，认为有三个循环，一是自然气象循环，二是市场的循环，三是地方社会生活循环，这些循环都可以利用海关档案史料进行研究。李培德亦对香港地区的中国海关史研究进行了总结。伊巍、龙登高利用浚浦局档案研究近代海关附加税与疏浚事业资金供给模式，认为在政局动荡的近代中国，通过海关代征转移交付浚浦税，不仅保障了疏浚事业充足的运营资金，而且使浚浦局能够保持独立稳定与长期持续发展。曹曦亦利用“中国旧海关史料”研究中国近代宣纸出口路线及影响因素。有学者对涉海方志也做了分析研究。

古人对海洋的认知、海洋知识的积累、海洋知识的交流，是人类海洋文明进步的标志。陈刚认为“流求国”是古代中国认知海洋异域世界、积累海外交流经验的重要知识载体。《隋书》的“流求国”记录并不能被理解为隋朝同单一特定地区的交往，“流求国”认知形成的经验源于隋炀帝时期多次海外经略活动。林日举对最早见于宋代文献、明清时期趋于成熟的海南民众风候潮观测经验进行了考察，认为这项技术与海南渔业经济的发展息息相关，源于民众又服务于民众。赵磊探讨《海潮辑说》的写作，表达了“应月之说为长”和“浙江之潮为大”的观点。罗丰通过对台北“故宫”藏《职贡图》的考察，认为梁元帝号称重视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但实际上未能达到左右逢源、尽善邻邦的地步。高志超留意中朝双方对黄海海界的认知，认为19世纪中叶以前均主要集中于黄海北部海域“岛陆”的归属上，该海域“水空间”部分仍保持“公共水资源”属性，近代随着中朝海疆危机的加深和海洋资源依赖性的增强，洋面归属问题提上日程，《中朝商民水陆通商章程》成为双方渔民在各自领海从事渔业活动的行为规范。马榕婕指出海权理论在20世纪初期传入中国，中国的海洋意识兼有近代化含义，国人通过报刊了解海洋，海权意识逐渐觉醒，不断展开维护海权、维护国家主权的实践活动。

海洋知识在跨国、跨海域中交流与传播，加深了对彼此国情、地情、民情乃至深层次精神文明的互相认识和理解。周佳探讨中国、印度、西方世界三个体系中对印度蓝牛羚的描绘和记录的异同，思考15世纪起世界各国和地区在互相交流中增进了解的进程。廉亚明挖掘稀见阿拉伯、波斯语史料中的海南史料，揭示这个南海大岛在古代东西方海上交往中的作用及地位。郭筠对中世纪阿拉伯地理图籍中有关中国的文献进行翻译整理，考证其中重要的城市、地名、人名以及中阿交往史。陈春晓爬梳中古时代波斯、阿拉伯语文献记载及参考同时期欧洲旅行家记录，对印度半岛西海岸的一些重要航海地名做了考证，确定相应的地理位置、地貌特征、物产及贸易情况。裴艾琳探讨明末以降来华西方传教士对古希腊史、古罗马史的塑造，认为一方面是为了迎合中国本土的知识架构，另一方面借助历史中的“神迹“叙事达到论证基督教正当性和吸引信徒的目的，直到艾约瑟《希腊志略》《罗马志略》的翻译和创作，这种神学史学的观念才被学术传教取代。王维江研究德国东亚艺术品鉴赏、收藏和研究先驱格罗塞，指出其由收藏日本艺术品到收藏中国艺术品的转变，是由中国文物外流、世界博览会勃兴以及欧美工艺品发展的强烈需求所促成。

海洋历史地图研究为多学科关注的热点。韩昭庆对中国海图史研究进行系统深入的梳理和总结，以1929年为界，将中国海图史研究分为两期。在对海图整理分类的基础上，提出要加强对相同谱系海图的比较研究，开展中国与世界海图史的比较研究。汤开建、周孝雷对明代《全海图注》中《广东沿海图》进行深入分析，挖掘出正德、万历初发生的重要海事信息。周鑫对汪日昂《大清一统天下全图》的刊绘与知识源流做了深入梳理，展现了17～18世纪中国南海知识形成与传播的多种样态。近年来《塞尔登图》备受关注，刘爽通过对图中印度洋海域4座大岛的解析，借助发迹于欧亚大陆两端的“金洲”概念，展现了一条中西交汇的财富想象之路。朱鉴秋指出18世纪前期《东洋南洋海道图》的地理底图绘制参考了西方的地图，该图详细描绘了中国至日本及东南亚各国港口的航路，并标记航向和距离，配置了两个32方位的罗盘等，具有独特重要的史料价值。成一农认为明代郑若曾所画《万里海防图》谱系是海防总图的主流，清初具有代表性的是陈伦炯的《海国闻见录》，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出现用新的绘图方式绘制的海防总图，标志着海防总图朝向近现代转型。

对于外国绘制的海图，丁雁南指出某些学者提出“古Pracel”（西沙群岛）概念是对地图史和相关地理知识谱系的误读，荷兰人的三角状“Pruijsdrooghten”是地图史上最早对西沙群岛局部的正确描绘，对帕拉塞尔的测绘最终由英国东印度公司完成。陈国威通过对《布劳范德姆地图集》中《东京湾和华南地区海岸图》的解读，探析17世纪前后雷州半岛与域外的交往历史。杨迅凌探讨了1698～1703年远航中国的法国商船“安菲特利特号”所绘制的华南沿海地图，并对其背景、种类、内容、版本等加以梳理、分类。

关于航海针路、更路簿的研究，刘义杰对南海航路问题进行系统研究，发表了南海海道“再探”和“三探”，廓清了中国南海交通的诸多问题。阎根齐对苏德柳《更路簿》进行深化研究，指出《驶船更路定例》篇是明中后期从福建一带《针路簿》传抄而来，经后人补充，近现代仍被使用。李文化、陈虹、袁冰注意到了苏标武家藏两种更路簿的更路航向表述开形式的特别之处，认为这种航向表述形式隐含有海南渔民熟记于心的岛礁之间的相对位置，形成独特的四种类型的“子午线航向角”表述形式，与360度真北航向表述存在高度可信的转换关系。张侃、吕珊珊考察了南麂岛相关的明清针路文献，指出航海针路上以海岛为核心形成的海路坐标，其空间意义并不在于岛屿本身，而在于它所连接的周边岛屿与海域，而随着航海实践增多，开辟的航线更为多元，针路文献更为详细，形成的海洋知识也更为多样。

八 海洋国别史、海域史研究

从全球宏观的角度，以海洋为本位，立足区域，纵向深入的国别史、海域史研究是2020年国外海洋史研究的一大趋势。新出版的《剑桥古代史》第四卷有两册与海洋史有关，其中一册述及地中海东部从古风时代向古典时代过渡的历史进程，另一册关注罗马对地中海地区政治上的有效控制。王大威、陈文以葡萄牙为例，探讨欧洲早期民族国家的海洋发展与国家治理策略。雅克·阿塔利在《海洋文明小史》里回顾了人类与海洋之间的互动历史。他的另一本著作《何为海洋史？》从理论角度对海洋史进行思考，探讨了为什么海洋史是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

对中国海洋文明历史的研究，张海鹏总主编《中国海域史》分“总论卷”“渤海卷”“黄海卷”“东海卷”“南海卷”五卷。该书以通论形式说明中华文明不是仅限于陆地的“黄色文明”，同时也是深具“蓝色基因”的海洋文明，海洋文明对中华文明的形成和变迁都发挥着重要作用。该书是第一部从“海域史”角度系统反映中国各大海域历史文化变迁的通史。

东亚国家及其与西方的关系素为学界所关注。罗丽馨讨论7～19世纪日韩两国间的政治经济往来与相互认识问题。万明探讨了明代中国与爪哇的历史关系，重新认识全球化发生与衍化过程，认为以往过分强调西方大航海影响的观点应加以修正。白蒂详细阐述了郑成功多次向日本请求军事支援的过程，论述了17世纪郑氏政权与德川幕府的关系。郭满从中国、东亚和世界三个视角重新审视海洋琉球，认为琉球国向明朝确立藩属地位，是明朝在东亚区域建构国际秩序的表现。③李郭俊浩、赖正维通过琉球王家档案《尚家文书》的记载，展现了清朝册封使团在琉球的活动细节，揭示了册封正、副使对随封人员严格的管理以及与琉球方面良好的沟通与交流。顾卫民考察了荷兰在15～18世纪之间海上帝国扩张史，认为荷兰人带来了多元开放的文化，开启了现代社会金融业的滥觞、现代企业的萌芽、股份制的创建等。陈琰璟利用荷兰语文献探究1622年荷葡澳门之战，认为荷兰人选择武力攻打澳门是战略上的严重失策，参与作战人员无论数量或质量均不如人意，作战指令意图不清晰，且与盟友英国同床异梦。

关于东南亚国家海洋历史研究，李庆讨论了明万历时期所谓往吕宋采金事件。成思佳考证了清人高熊徵对明代佚名《交趾志》的增补及形成的《安南志》在中越两国的流传。李塔娜以越南历史上的“四个时刻”为例，揭示了越南历史书写中一些与中国有关的因素被严重忽略。法国学者苏尔梦对越南派往“下洲”（南方国家）的使者进行了考察。马琦、余华考察了乾隆朝中缅战争前后两国贸易的变化过程，指出迫于贸易制裁的压力，缅甸主动恢复宗藩关系。干杨红审视清朝与暹罗传统朝贡关系在清末终结的进程，发现暹罗提升自身地位的需求与清朝维持宗藩体制的设想相冲突，加上一些意外事件，最终导致朝贡关系走向终结。

学界对国际漂流事件、海难救助等问题亦有关注。孙峰通过分析康熙三十二年普陀山僧众救助遭风漂流至舟山群岛的日本商船的事件，提出普陀山—长崎是明末清初中日民间贸易的重要航线，普陀山是当时中日贸易的重要港口。李超关注清代琉球漂流至中国之难民的物品处置，指出允许难民在华期间变卖携带物品是一种偶然行为，除有保护国防安全、维持贸易垄断的目的，也是清廷基于“怀柔远人”思想下的变相抚恤行为。崔英花关于朝鲜对中国漂流民救助制度的研究，指出其契机是清礼部1689年“己巳咨文”的发布，其后朝鲜执行了自愿、省弊的漂流民救助方式，运行了一个半世纪之久。邢媛媛则指出，首位漂流到俄国的知名日本人传兵卫，是开启俄日关系的第一位特殊使节，其口述日本消息是俄国制定对日政策的重要参考和有效情报，对俄日关系影响深远，俄国对传兵卫的救助与优待，根本出发点是寻找新大陆、保障国家政治经济利益的现实需求。

在海域史研究中，地中海史研究有不少新成果值得注意。英国学者查尔斯·弗里曼著《埃及、希腊与罗马：古代地中海文明》一书，超越了传统的政治史框架，通过文学、艺术、哲学、建筑以及社会经济等多种维度，全方位解释古代地中海诸文明兴衰，探讨西方文明的起源与形成。徐松岩、李杰对处在希腊化三大强国之间的东地中海罗德岛展开研究，指出该岛时常遭受海盗袭扰，外部环境尤其外部敌对因素刺激了该岛海洋意识的觉醒，促进其国家机器的发展与完善，然而其自身实力有限，难逃被罗马帝国征服的命运。武鹏以多元文化互通交融的观念，考察4～6世纪东地中海历史的复杂性和特殊性，该地区在这一时期形成了有别于西地中海的面貌，最终被整合在一个共同的拜占廷帝国之中。

学界对南亚－印度洋史的研究成为新热点。苏尼尔·阿姆瑞斯著《横渡孟加拉湾——自然的暴怒和移民的财富》叙述了近五百年印度东海岸人群尤其是底层与边缘群体向孟加拉湾对岸的移民历史及该地区经济整合的过程。约翰·麦卡利尔著《印度档案——东印度公司的兴亡及其绘画中的印度》一书，以大英图书馆等处珍藏的与英国东印度公司相关的18～19世纪的艺术作品为研究对象，分析这些艺术品蕴含的重大事件、地理景观、人物形象，揭示英国与印度次大陆之间的互动关系，不少为首次披露，具有相当高的价值。

《海洋史研究》第十六辑发表了“英国海洋史”专栏，共七篇论文，成为大西洋史研究的一大景观。该专栏集中讨论三个问题。一是对英国本土及殖民地的海洋商贸活动进行探究。周东辰以中世纪英国重要外港大雅茅斯为例，分析16世纪英格兰渔业的兴衰。王伟宏考察17世纪以后英属新英格兰殖民地海运业的崛起，为日后美国工业化的开展奠定基础。王伟、李晶梳理曼彻斯特海船运河的修建过程、开凿带来的影响及其衰落的原因以及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转型，其兴衰体现了英国制造业的兴衰。二是涉及英国与亚洲地区尤其是中国、日本之间的交往。刘钦论述了17世纪初的英日贸易。叶霭云考察了阿美士德使团中的中方译员。刘啸虎分析了19世纪英国航海家巴塞尔·霍尔笔下的琉球。三是探讨与海洋相关的英国制度。徐桑奕探析了1783～1793年英国海军在装备、技术上的革新与人员组织的改革。此外，张烨凯介绍了荷兰史家威姆·克娄斯特所著《尼德兰时刻：十七世纪大西洋世界的战争、贸易与殖民》一书，对这部杰出的汇通性作品做了中肯点评和反思，为大西洋史研究揭示了新的进路。

学术会议回顾与展望

8月至12月厦门大学海洋文明与战略发展研究中心围绕“从印度洋、海岛东南亚到列岛“等主题，在线上举办了“多元文明共生的亚洲”青年学者系列讲座。11月7～8日，海南大学在文昌市清澜港举办“第六届南海《更路簿》暨海洋文化研讨会”，多角度讨论了更路簿和南海文化。11月14～15日，广东历史学会、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与孙中山研究所（海洋史研究中心）联合在上川岛主办“海洋广东”论坛暨广东历史学会成立70周年学术研讨会、2020年（第三届）海洋史研究青年学者论坛，来自北京、上海等20多个省、区、市的高校、科研机构、文博部门的学者代表130余人参加会议，议题包括历史上“海洋广东”与东亚海洋文明、“海洋广东”与全球海域交流、当代“海洋广东”与“一带一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是年度规模最大的高水平海洋史学盛会。11月28~29日，厦门大学历史系在线上举办了“多元文明共生的亚洲：南亚、中亚、西亚”青年学者工作坊。11月28～29日，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广州口岸史研究基地主办了“全球语境—广州视角”历史专题工作坊，围绕“一个千年与两个广州”“金属、口岸与全球科技史”“政府、商人与市场”“现代世纪新篇章”“文献、文物与新知识”“国家与生态的边疆”等议题展开讨论。

总的来说，2020年海洋史研究令人振奋，海洋史研究继续入选本年度“中国历史学研究十大热点”。在本体上建构中国海洋史学体系获得学界共识，以至有建构“新海洋史”之思考。相关研究领域都出现了一批出色的作品，不少重要的涉海公藏档案、海图资料、海外华侨文献、民间文书等得到挖掘利用，为海洋史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面向未来，以海洋为本位，以海域史、全球史、整体史相结合的视野，注重人海关系、海陆互动、比较研究，加强原创性、专题性研究与学术创新，加强海洋史学规划，推进学科团队建设与学科整合，建构中国特色的海洋史学体系，是中国海洋史学发展的一个努力方向。

本篇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 海洋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