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汤开建（1949—），湖南长沙人，澳门大学历史系教授，研究方向为澳门史，中西交通史；周孝雷（1988—），山东济南人，澳门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方向为中国天主教史。
[提 要]《全海图注》是明代海防史上一部重要的海防地图，图中所隐含的许多资料信息，为现今传世文献不载。其中的“广东沿海图”记录了明代中叶从正德末到万历初所发生的最为重要的几件海上事件及学术疑案，如葡萄牙人来华贸易的“番船澳”和“番货澳”，中葡“西草湾”之战的地望问题，“濠镜澳”之名出现的最早时间，澳门开埠后最早华人村落的建立，明代广东海盗的盛行及其治理等问题。通过对此图的研究，将上述重要事件和史实挖掘出来，将为我们对于明代中叶广东海上中西交往及沿海海防增加新的认识，对于早期中葡关系史及明代海防史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 宋应昌；《全海图注》；《广东沿海图》；海防；澳门
在明代的海防地图中，《全海图注》无疑是最为重要的一种海防地图。现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善本部，图书编号 12444。该图为纸本雕版墨印，一长幅，纵 30.6 厘米，横 1309.3 厘米【1】。该图图首为万历十九年（1591）李化龙的序，其后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即《广东沿海图》，第二部分即《福建沿海图》，第三部分即《浙江沿海图》，第四部分即《南京沿海图》，后面还附有《日本岛夷入寇之图》【2】。原图上并未提写图名，但李化龙的序称其为《全海图注》。该图亦未标明绘制者，但据李化龙序称此图系“大中丞宋公所辑”，“大中丞”是明代对“巡抚”的别称，而万历十九年，宋应昌正出任山东巡抚，故知该图的编纂者应即宋应昌。此图虽然很早就有人介绍，但由于原图一直收藏于国家图书馆善本部，未曾出版，故学术界对于此图的认识大多都不甚了了。近日笔者于澳门科技大学图书馆戴龙基馆长处获得此图，本文即对这一部对明代海防具有重大影响的海防地图展开研究。
【1】孙靖国：《明代海防全图—〈全海图注〉》，《地图》2013年第2期，第130-131页。
【2】该图亦见于[明]王在晋：《海防纂要》卷首《图序》，续修四 库 全 书 影 印 万 历 四 十 一 年 高 举 序 刊 本 ，第 739 册 ，第659页。
>一、
宋应昌（1536-1606），字思文，号桐岗，浙江仁和人，嘉靖四十四年进士，隆庆初知绛州，升刑部员外郎，转刑、礼二科左右给事，出知济南府，历江西、福建左右布政使，万历十七年（1589）进都察院副都御史巡抚山东【1】。据李化龙序称：“公家在武林，顷岁倭奴之变，盖所习见，谓沧波万里，天地所以限华夷也。”这就是说由于宋应昌生长于浙江杭州，常年饱受倭寇之苦，故很早就留心海防之事。又先后在山东、江西、福建等地任职，所以每到一处都亲力调查访问海上事，“公宦辙所至，遇有习海事者，无论缨弁簪绅，与夫长年三老，必倒囊叩之，随乎籍记，复画为一图。”又据黄汝亨《寓林集》之《宋应昌行状》称他出任山东巡抚后，“于是巡视三府，一意整饬，乃题海防事宜五事：一设专官，以备责成；二加职衔，以资弹压；三增营房，以恤士卒；四撤防海，以俾实用；五复海汛，以消奸勼。又提海防要略，大意谓倭奴情形已著，春汛可虞，进选将、练兵、积粟三策，仍亲历海口，修险隘、筑管堡，督造军器、火药，分拨沿海官兵，画策设防。”【2】可见，在宋应昌早期的官宦生涯中，不仅对明代海防极为关注，而且身体力行，在山东巡抚任上表现尤著。据前引李化龙序，《全海图注》完成于宋应昌山东巡抚任上。宋应昌出任山东巡抚的时间为万历十七年六月，而李化龙的序写于万历十九年（1591）季秋，则知此图完成的具体时间应是万历十七年夏到万历十九年秋之间。明人王在晋《海防纂要》收录了宋应昌《华夷沿海经略序》，其中也记录了宋应昌辑绘《全海图注》的时间：“岁在赤奋，余受上命建节青、兖之墟。不佞过计畿封，密迩江淮，外控辽海，内环脱有，骇兽征输为难，爰饬将吏访先臣汤信国之故智，与吾所成海图出而商度品处焉。”此处称“受上命建节青、兖之墟”，即是指他出任山东巡抚，而据《明神宗实录》其出任山东巡抚的时间为万历十七年【3】，“吾所成海图”即指的是宋应昌完成的《全海图注》。所以，我们可以确切获知，宋应昌完成《全海图注》的具体时间应为万历十七年（1589）。
值得注意的是，该图既称为《全海图注》，所谓“全海”，就应该包括中国从东北到西南所有的沿海，方可称之为“全海”。然而，现存之《全海图注》却只有广东、福建、浙江、南京四省沿海图，最北方只不过到了长江口，何以称“全海”？又据李化龙序称：“随乎籍记，复画为一图。上自登莱，下达闽广，远近万余里，诸所为波流之险易，岛屿之潆洄，某为贼所经，某为我所恃，某可宿兵，某可置帅，某利于我不利于贼，某便于贼不便于我，若明镜在悬，须眉必照，若神鼎初铸，魍魉难逃。盖海国之方舆，水战之蓍蔡也。”从上序可以看出，宋应昌图应该是画有山东到广东的全部沿海图，但现存《全海图注》却是从广东画到南京，北面仅到长江口截止，并未见山东之图。所以，我们怀疑现存的仅有广东、福建、浙江、南京四省沿海图的《全海图注》并非全帙，很可能是一个残本。
宋应昌完成《全海图注》后，不久调入北京，升任工部侍郎和兵部侍郎，万历二十年（1592）八月，时任兵部右侍郎的宋应昌被调往保蓟、辽东等处经略备倭事宜【4】。九月二十六日，神宗帝亲颁敕书：“今特命尔前去蓟辽、保定、山东等处经略防海御倭军务【5】。就在此时，宋应昌又完成了第二幅海防图──《华夷沿海图》。据《华夷沿海图序》称：
昌不佞，入关绘图为说，进之王上，或万几之暇可览而知也。图由辽以迄闽广，万有四千里。信国之规画，真如棋置，犬牙盘错，遵海之滨，岛列门户，大抵贵截之外洋，不止株守内地已也。【6】
从宋应昌的表述可知，他所绘之图应该是入关以后才绘制的，而且该图的地理范围应是“由辽以迄闽广”，但是实际刊出的图却只有蓟辽、山东、四镇及朝鲜，无南京、浙江，更无闽广。【7】根据现存可见的两幅宋应昌绘制的海图，一幅是现存于国家图书馆的《全海图注》，包括了广东、福建、浙江、南京四省沿海图，另一幅则是保存在《经略复国要编》中的《华夷沿海图》，包括了蓟辽、山东和朝鲜。因此，笔者怀疑宋应昌在万历二十年八月出任朝鲜经略时，曾将万历十七年完成的《全海图注》蓟辽、山东、朝鲜部分拿出来，改绘成《经略复国要编》【8】中的海图，所以原万历十七年完成的《全海图注》就没有蓟辽、山东、朝鲜部分，而仅剩下广东、福建、浙江、南京四省沿海图。而在刊刻《经略复国要编》时，因为是经略朝鲜的需要，所以只刊登了蓟辽、山东、朝鲜的三幅海图。所以我们认为，这就是我们今天见到的《全海图注》为什么只有广东、福建、浙江、南京四省沿海图，而没有蓟辽、山东、朝鲜沿海图的原因。
李化龙序又称：“吾观于大中丞宋公所辑《全海图注》，何其知之神防之豫，独睹于所未然若是哉。”这就告诉我们，《全海图注》并非全部由宋应昌绘制，部分内容为宋氏辑录而成。笔者认为，宋应昌绘制的主要是上言蓟辽、山东、朝鲜三图，而其他四省沿海图均应是先由各省分别绘制成图，最后由宋应昌编辑、增补而成。其中一个重要的例证，便是郭棐《粤大记》卷32后也附有与《全海图注》相仿的《广东沿海图》。
《粤大记》，明郭棐撰。关于《粤大记》成书的时间，郭棐自序云：“其事断自万历丙申以前，其未悉者，伺采而续入之。”【9】万历丙申，即万历二十四年（1596），可以认为，郭称自己的《粤大记》成书于万历二十四年之前。又据《岭海名胜记》王学曾万历二十四年序：“余同乡梦菊郭公……业已刻《粤大记》三十二卷传于世矣。”【10】王学曾为郭纂修《广东通志》的主要助手，关系十分密切，其言应可信，故知《粤大记》于万历二十四年之前已刊刻成书。然今《粤大记》点校本的作者黄国声对这一时间提出疑问，认为“《粤大记》刊成于万历二十四年之说无法成立”【11】。理由是该书卷五、卷十八及卷三十二均录入有万历二十五、六年间的事情，因此称王学曾为“误记”。笔者认为，郭自序其纪事断于万历二十四年，王学曾又于万历二十四年见过《粤大记》的刻本，这应该是不会错的。至于今传本《粤大记》有多处万历二十五六间记事，很可能是《粤大记》初刻后，郭氏又进行了增补。特别是万历二十七年《广东通志》纂修开局后，郭氏同时又对《粤大记》进行了增补，并重新刊刻。我们今天所见均为重刻之增补本，而万历二十四年前刻本，今已不存。笔者认为以上这样解释，应当更为合理。《粤大记》之成书虽在万历二十四年，但开始编纂时间甚早，据《粤大记》袁昌祚序：“郭勋卿语余云：异时新城先大夫尝志兹事，谓《通志》作于宫詹黄太史有年矣，欲补近事而绪正其浮滥，因诠次留笥中，间以草示蜀诸生。”【12】这是指其任四川提学使之事。据《南海县志》之《郭传》【13】，其任四川提学使是在万历五年至万历十年之时，这就是说，郭《粤大记》的编纂早在万历初年即已开始进行，所以说《粤大记》从纂修到初刻到增补重刊，前后共耗费时间20余年。这里要提出的问题就是，是《粤大记》所收《广东沿海图》早，还是万历十七年宋应昌完成的《全海图注》所收《广东沿海图》早？比较《全海图注•广东沿海图》与《粤大记•广东沿海图》，可以发现两图所绘图的形制和所载录的地名基本相同，但认真比对，还是可以发现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如《全海图注》香山县部分标有上十字门和下十字门两个地名（图3-1），而《粤大记》香山县部分仅有十字门一名（图3-2）；又如《全海图注》潮州部分写作“柘林水寨”，而《粤大记》潮州部分则写作“石林水寨”。这些不同可以说明什么呢？如果说是《粤大记》抄自《全海图注》，必须要说明《全海图注》在当时并未刊刻，《粤大记》何以得抄？所以我们认为《全海图注•广东沿海图》和《粤大记•广东沿海图》有一个共同的来源，那就是在万历初期此图已经完成，所以郭棐修《粤大记》时就将此图收入其中，而宋应昌万历十七年编《全海图注》时，也从广东搜集了当时已经刊刻的《广东沿海图》，将其删削增补后，编入到《全海图注》中来，同时又将福建、浙江、南京等地完成的沿海图亦编入其中，和他自己编纂的蓟辽、山东、朝鲜等地沿海图汇在一起，合称《全海图注》，万历二十年担任朝鲜经略后，又改绘成为《华夷沿海图》，而刊登该图时，则删去了广东、福建、浙江、南京部分，只剩下蓟辽、山东、朝鲜部分。以上就是宋应昌《全海图注》及其《华夷沿海图》的编纂成书脉络。
【1】［明］黄汝亨：《寓林集》卷17《行状》，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明天启四年吴敬、吴芝等刻本，第1369册，第254-256页。
【2】［明］黄汝亨：《寓林集》卷17《行状》，第256页。
【4】《大明神宗显皇帝实录》卷251，万历二十八年八月乙巳条，第4681页。
【5】［明］宋应昌：《经略复国要编》卷首《敕书》，四库禁毁书丛刊影印明万历刻本，史部，第38册，第6页。
【6】［明］宋应昌：《经略复国要编》卷首《图说•华夷沿海图序》，第7页。
【7】［明］宋应昌：《经略复国要编》卷首《图序》，第8-9页。
【8】《经略复国要编》，又称《朝鲜复国经略》，参见[明]祁承㸁：《澹生堂藏书目》，《史部》上，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清宋氏漫堂钞本，第919册，第589页；又称《平倭复国编》，参见王在晋：《海防纂要》卷3，《皇图一统说》，第700页。
【9】［明］郭棐：《粤大记》（上册）卷首《郭棐自序》，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黄国声点校本，1998年，第3页。
【10】［明］郭棐：《岭海名胜记》卷首《王学曾序》，广州大典影印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藏明万历二十四年刻本，第3-6页。
【11】［明］郭棐：《粤大记》（上册）卷首《前言》，第6-7页。
【12】［明］郭棐：《粤大记》（上册）卷首《袁昌祚序》，第6页。
【13】［明］刘廷元：《南海县志》卷10《人物志•郭棐传》，广州大典影印国家图书馆藏明万历三十七年刻本，第272册，第361页。
>二、
弄清了《全海图注》的作者、版本、修纂时间和实际内容后，再来看其中的《广东沿海图》，我们便可以利用该图解决明代广东海防的三个重要问题。 下面依次予以评述：
1、《.全海图注•广东沿海图》所记录高州电白县的“番船澳”和“番货澳”。
明万历时期完成的《全海图注•广东沿海图》（图 1-1）在电白县连（莲）头山稍东标有“番船澳”的岛屿，并在岛旁标有“湾泊南风船三十只”，而在电白县的西南海面标有“番货澳”的岛屿，而在岛旁还注有“可寄泊”三字，再旁又绘有两艘外国形制的洋船。很明显“番船”指的就是外国之船，而“番货”指的就是外国的货物，这就是说在今天广东电白县有两个外国商船停泊和卸货的岛屿。
由于《全海图注》完成的时间应在万历十七年以前，其所记录的广东海上形势大体应该是嘉靖和隆庆时期的海上形势，而这一时期由于明政府嘉靖初年的海禁政策，基本没有外国船只来中国进贡。而从马六甲直至日本的海上贸易航线完全已被东来的葡萄牙人所控制，这一时期在中国南海海面航行的主要外国船只以及与中国东南沿海商人走私的外国商人基本上都是葡萄牙船队及其商人，或依附于葡萄牙船队的东南亚商人，所以我们可以认定《全海图注•广东沿海图》中所记录的番船澳和番货澳的“番”，指的就是葡萄牙人。17世纪的《莫雷拉航海书》则称：
从铜鼓山（Pulo Gom）可行上川，以前曾称呼其为贸易岛（A Ilha da Veniaga）。【1】
《利玛窦中国札记》则云：
在澳门城兴建之前，上川岛是中国和葡萄牙人贸易的地点。【2】
1555 年梅尔乔尔（Mestre Melchior）神父致果阿耶稣会修士的信称：
此地富甲天下。仅在我们停泊的港口，有一条从日本来的大船载三十几万公担胡椒及价值十万的白银。这些货物不消一个月便销售一空，原因是允许他们（指华商）将货物从广州运来上川，在此与华人交易，换取运往印度、葡萄牙及其他地方的货物。据说，每年如此交易。【3】
上川变成了“富甲天下”的国际贸易据点，而且是“每年如此交易”。这从上川岛花碗坪遗址出图大量明代外销瓷碎片可以获得证明【4】，当时的上川岛确是“贸易之岛”。1623 年时葡萄牙人迪 奥 戈 • 卡 尔 代 拉 • 雷 戈（Diogo Caldeira Rego）亦称：
第一批葡萄牙人于 1524 年到了中国这一带地区，在上川岛与中国人做了 18 年的生意。【5】
虽然，1623 年雷戈记录第一批葡萄牙人来中国的时间 1524年不太准确，但反映的另一方面则是第一批葡萄牙到达的中国之地是上川。虽然葡文文献记录的都是葡萄牙商人在中国进行走私贸易的地方是上川，早期的葡萄牙海图也是将葡萄牙人来到的地方是上川，而上川距离电白和吴川还有一段距离，很难将《全海图注》中的“番船澳”和“番货澳”与葡萄牙人所记录的上川岛完全地统一起来。但是，我们看一看早期葡萄牙海图中的上川（São João）实际上是指的一片很宽的海域，而不是指一孤零零的小岛。这样我们将“番船澳”和“番货澳”理解为葡萄牙人湾泊船只的港口和与华人进行走私的港口就可以获得一致的认识。《明史•佛郎机传》载：
先是，暹罗、占城、爪哇、琉球、浡泥诸国互市，俱在广州设市舶司领之。正德时移于高州之电白县。【6】
《明熹宗实录》卷六载：
先是，暹罗、东西洋、佛郎机诸国入贡者，附省会而进，与土著贸易，设市舶提举司税其货。正德间，移泊高州电白县。【7】
过去，有史家对这一材料表示怀疑，认为广州市舶司从未移至电白，东南亚及西方商人同中国贸易也从未移至电白。【8】故有人认为，此电白恐为“浪白”之讹。【9】
首先需要说明的，不管是《明史》还是《明实录》，这一条材料并未言移市舶司于高州电白。《明熹宗实录》中的“移泊”二字已可证明是指外国商船移泊高州电白。明电白县在今电城镇，明又设神电卫于此。有的学者认为：
中国与东南亚南海诸国贸易，船舶到来，湾泊有定所。新宁广海、望峒；新会奇潭；香山浪白、蚝镜、十字门；东莞鸡栖、屯门、虎头门等处海澳，都是指定湾泊的地点。从未见过有任何记载提到电白。电白偏远，交通不便，不是互市之地。【10】
这里列举的外国商船停泊的地点出自黄佐《广东通志•外志》。这里确实无电白之名。但需明白，该志成书于嘉靖四十年（1561），内中所见之事均为嘉靖中的事，确切一点说，应是嘉靖八年（1529）林富上疏重开海禁以后的事，并不能说明正德年间无番舶进入电白附近海域进行贸易。明宋应昌的《全海图注•广东沿海图》中有这样的图示，在电白县莲头山稍东南即有一澳名“番船澳”，并称“可泊南风船三十只”；又在电白县稍西南有一澳名“番货澳”，并称“可寄泊”，在紧靠电白县的海湾中还注明，“泊北风船三十余只”。【11】《全海图注》成书于万历十七年以前，以“番货”、“番船”作为海岛的名字出现在地图上，可以反映两点：一是这里的“番货”囤积多，“番船”经常停泊在这里，且对这一地区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二是这里屯积“番货”和停泊“番船＂已有相当长的时间了，不然，决不会作为具有相对稳定意义的地名出现在地图上。《全海图注•广东沿海图》所载的“番船澳”和“番货澳”在什么地方呢？明人曹学佺《广东名胜志》新宁县条载：
上川，左右为大小金门，又西南二百里番舶往来之冲，是为寨门海。【12】
新宁西南两百里之寨门海，以地望推之，当即电白海面，而以图中所标方位推之，在电白县东南的“番船澳”，当指今阳江之海陵岛，其西南角之闸坡旧名“戙船澳”，是良好的深水港湾，也是海陵岛上最早的船只停泊的港湾。阮元《（道光）广东通志》卷12四载：
明初，阳江、海朗、双鱼三所各设备倭官一员，每年驾船汛海，扎泊海陵、青州、戙船澳等处。【13】
“备倭”官的设立，除有防止倭寇之意外，还有对外国商人的管理职责，故凡是外国商人出入的沿海港口，多设有“备倭”一职。明人霍韬言：
若欲知备倭以下官贤否，观其处番夷入境，略见之矣。东南夷皆由广入贡，因而贸易互为利市焉，中国不可拒之以自困。惟佛朗机之夷，则贼虏之桀也，不可不拒。因拒佛郎机，并拒诸夷，非策也。为今之策，在诸夷之来，则受之，在佛朗机则斥之，否则历兵以防之，示之必诛，应机失得贤否。辨矣。【14】
“戙船澳”有备倭的定期汛守，而备倭就是为防止番夷而设，而当时的番夷指的就是佛朗机（葡萄牙），反映这一地区确有葡萄牙的外国商船出入，其地又正在电白莲头港之东南，因此，笔者认为《全海图注•广东沿海图》之“番船澳”当为“海陵岛”之“戙船澳”。海陵岛在《广东沿海图》中未标，可能是已标“番船澳”之名，故无海陵之名。否则像海陵这样的大岛决不会在《全海图注•广东沿海图》这样详细的海图中遗漏的。
至于“番货澳”，笔者以为是明代电白城西南的“博贺港”。道光《重修电白县志》卷3：
莲头山西五里为博贺港。
白蕉南三里为鸡笼山，滨临大海，遥对大小放鸡山，南门、博贺两港中分，为海舶必经水道。【15】
《全海图注·广东沿海图》中“番货澳”之位置正在“莲头山”之西南。“番货”之“番”古音亦可读作“博”之音，故疑“博贺”是“番货”二字的转读。查今博贺镇亦建于明代，故疑《全海图注•广东沿海图》中电白县西南的“番货澳”即“博贺港”。“澳”者，港湾也。《道光电白县志》卷 10 有一条材料：
正统五年（1440 年），都指挥张演奏设备倭隶神电卫。【16】
张甄陶《澳门图说》亦载：
先是，海舶皆直泊广州城下，至前明备倭迁于高州府电白县。【17】
电白有倭患，始于隆庆，而正统五年电白设备倭一职，亦可证明前期这一带常有外国商船出入。据此可知，前引“电白偏远，交通不便，不是互市之地”的结论未免武断。在电白海面出现“番船澳”和“番货澳”这样的港口名就足以证明，电白海面不仅是互市之地，其对外贸易还表现得相当活跃。
还有一条清顺治初年的重要档案文献可以佐证此说：
濠镜澳，所名佛朗西国人住居百余年矣。此国之人种，系西洋来，闻其经历外洋，如暹罗、日本、交趾、玛珈沙（Macassar）各国。皆彼此往来贸易，即以番岛各货。向年乘潮至高州电白海滨，停泊番舶，搭盖茅寮，与粤贾为市，市毕焚寮而去。嘉靖年间渐入至濠镜澳侨居。【18】
这是关于葡商在电白海面交易的最详细资料，记录时间是顺治四年（1647）五月，记载人是两广总督佟养甲，顺治时佟氏既不可能见《明史》、《明史稿》诸书，更不可能见《明实录》。故可以断定，佟氏一定看到过比上述更为原始的明代资料，故言在嘉靖前葡人来高州电白贸易。再从葡文史料记载的情况来看，葡萄牙人最初是在上川岛及其西北海面贸易，时间是 1514 年到 1517年间，即正德九年至正德十二年，而电白海域不论从地域还是时间均与葡文史料相合。因此，笔者认为，《全海图注•广东沿海图》中的“番船澳”和“番货澳”就是正德以后葡萄牙人以及附属的东南亚商团来中国南海贸易时留下的两个港口，一个当为电白县东南海陵岛上的戙船澳，一个当为电白县西南的博贺港，在葡萄牙早期海图上统称为广义的上川海域。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在明正德年间，西起电白海面，东至上、下川岛这一区域已成为外国商船的重要贸易区。那么，葡萄牙人为什么选择这么一片远离广州的地方进行贸易呢？笔者认为，应该是基于两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葡萄牙商人从马六甲航海到中国，从航线上看，是经海南岛东部进入南海海域，而进入南海海域后，最先进入的即西起电白、东止上、下川岛这一海域区，由于这一地区有较多的良好港湾，又是番舶的必经之道，因此，那些对中国情况还完全不熟悉的葡萄牙商人将这一片最先接触到且又靠近中国大陆的海域作为自己的贸易驻点，就是情理中的事了。清初人姜宸英称：“高、廉、雷，西洋贡道之所以入也。”【19】即也是认识到，从西洋往中国的航线，高、廉、雷三洲乃必经之地 ，是 外 国 商 队 最 先 进 入 中 国 领 域 的 第 一 海域区。
二是正因为上川、电白一带距离设有专门管理外国商人的市舶司的广东省城较远，而这一区域历来又是中国“商渔聚集”之地，在这里进行民间的商业贸易可以获得更多的利润。这应是葡萄牙商人为什么会最早选择电白─上川这一区域作为他们对华贸易基地的重要原因。
图 1- 1 《全海图注•广东沿海图》“番船澳”、“番货澳”部分
图1- 2 《粤大记•广东沿海图》“番船澳”、“番货澳”部分
图2 《苍梧总督军门志•全广海图》之香山县濠镜澳部分
2.《全海图注•广东沿海图》香山县部分记录的澳门及其附近地名
关于澳门的开埠时间，各种文献记载不一，但关于葡萄牙正式入居澳门的时间，中外文献记录基本一致。中文文献唩嚟哆《报效始末疏》称：
迨至嘉靖三十六年，历岁既久，广东抚按乡绅悉知哆等心迹，因阿妈等贼，窃据香山县濠镜澳，出没海洋，乡村震恐，遂宣调哆等捣贼巢穴，始准侨寓濠镜，比作外藩子民，授廛资粮。【20】
而众多的葡文文献均记录嘉靖三十六年（1557）是葡萄牙人正式入居澳门的时间。而最早记录澳门的地图应该是应槚、凌云翼、刘尧诲三人合编的《苍梧总督军门志》卷 5《全广海图》（图 2）及宋应昌《全海图注•广东沿海图》（图 3-1）。据研究，前书前后凡三纂，嘉靖三十一年（1552）应槚初辑，万历初年凌云翼嗣作，万历七年（1579）刘尧诲重修。【21】该书在广东省城之南的海面绘有一长条形半岛，在半岛旁标有“香山澳”之名，在半岛上还注有“夷人住此”四字，在香山澳西侧又标有“十字门澳”，还称：“夷船泊此澳内。”十字门西有“西草湾”，其旁还注有“此澳大，可泊东北风，至老万山二潮水，至虎头门三潮水，至鸡公头一潮水。”在西草湾之北还标有“大小钓可泊飓风，濠镜澳有夷船”。其南则标有岛屿“横琴山”，再西则为岛屿“三灶”和“浪白”。《苍梧总督军门志》虽然最后完成于万历七年刘尧诲之手，但关于当时海上形势变化的资料应来自于万历初年的凌云翼，因为万历七年刘尧诲刚来广东，他不可能获得详细的澳门资料，而凌云翼从隆庆中到万历初一直在广东海域作战，对广东海上形势极为熟悉，所以笔者认为，《苍梧总督军门志》中的澳门资料应来自于万历初年凌云翼参加撰写的部分。《苍梧总督军门志·全广海图》，可以说是见于中国历史地图中的第一幅记录澳门的地图，同时也是明人第一次在地图上记录了澳门及其周边地区的地理环境和形势，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至于《全海图注•广东沿海图》，应是第二幅记录澳门的中国历史地图，该图在香山县东南绘有一长条形的半岛，在半岛上明确标有“濠镜澳”之名，在半岛中部还绘有六座房屋，旁边标有“番人房屋”。在半岛的顶端绘有两艘外国形制的船，旁边还标有“番船”二字。在番船旁又标有“亚马港”三字，以示该处为外国船只停泊的港口。在半岛的北部，标有“望下村”三字，旁边还标“有陆路至香山县”七字。在半岛之南的海面标有“上十字门”和“下十字门”，在下十字门之南又绘有一个岛屿，岛上有“横琴村”、“深井”和“浅井”等三个地名，在横琴之东，则绘有一岛屿，标明为“西草澳”，在西草澳和横琴岛之间还标有“亚婆尾”三字。很明显，《全海图注》所绘制的澳门及其附近部分较《苍梧总督军门志》所绘制的内容又要详细一些。
在这幅《全海图注·广东沿海图》中，濠镜澳所占的比例明显大于它的实际地理区域，这也反映了绘图者对新开埠不久的濠镜澳的重视。而且笔者认为，绘制此图的宋应昌虽然没有去过澳门，但他手头一定掌握了嘉靖三十六年葡萄牙人入居澳门后广东人所写的有关文献和报告，也应该参考过凌云翼在万历初年完成的《苍梧总督军门志·全广海图》。否则，他不可能对濠镜澳这一在当时历史上尚未见其名的弹丸之地有如此详细的绘制。然而，在这样详细的澳门地图上，一座 最 具 代 表 性 建 筑 却 没 有 提 及 ，即 万 历 二 年（1573）中国政府在澳门兴建的关闸。清以后的澳门地图，不论大小详略，澳门关闸总是最醒目地标在澳门图上。因此，我们大致可以推断，关于《全海图注》濠镜澳部分地图应绘于万历二年之前，或者说这一部分地图应该是根据万历二年之前的文献和资料完成的。下面拟将对上面所述有关澳门及其附近地名逐一进行考证：
（1）濠镜澳
图中澳门半岛中间部分在“番人房屋”旁标名为“濠镜澳”。“濠镜澳”作为一个地名正式出现在中国历史地图上，这是第二次，第一次即出现在上述《苍梧总督军门志•全广海图》中。而在古文献上，“濠镜澳”一词则出现得更早，在嘉靖四十三年（1564）庞尚鹏的奏疏中即已提到：
广州南有香山县，地当濒海，由雍麦至濠镜澳，计一日之程，有山对峙如台，曰南北台，即澳门是也。【22】
嘉靖四十五年（1566）在吴桂芳的奏疏中再次提到“濠镜澳”：
驯至近年，各国夷人据霸香山濠镜澳恭常都地方，私创茅屋营房，擅立礼拜番寺，或去或住，至长子孙。【23】
值得注意的是，绘图者将“濠镜澳”三字标在澳 门 半 岛 中 部“番 人 房 屋 ”处 ，这 与 埃 雷 迪 亚（Manuel Godinho de Erédia）绘于 1615 至 1622 年间的《澳门平面图》（图 4）一样，当时被称之为Macao 的葡人居住区仅在南湾附近澳门半岛中部的一小块地方，而南部与北部均为中国官方控制的地区。【24】《全海图注·广东沿海图》之澳门部分之濠镜澳标法与埃雷迪亚《澳门平面图》标法完全一致，即濠镜澳仅表示澳门半岛中部之“番人”居住区，而不是澳门半岛全部。这也应是第一次在中国地图上较准确地界定了濠镜澳的地理位置及地域内涵。
（2）亚马港
图中在澳门半岛尾端海旁标有“亚马港”三字，还在旁画有两只“番船”。亚马港，当即阿妈港的异译，白乐嘉称：
阿妈阁前面的港叫做“阿妈港”，葡萄牙人未到澳门之前，此名即已传闻。【25】
16 世纪曾居住澳门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说：
那 里 敬 奉 一 座 庙 宇（pagoda），叫 阿 妈（Ama）。因此，称此地为 Amacao，在我们的语言中，意即“阿妈港”。【26】
16 世纪很多葡萄牙文献均称澳门为 Ama‐cauo、Amaquo、Amagao，即指阿妈港。如罗马耶稣会档案馆收藏的 1555年平托写回葡萄牙的信，即称 1555 年 11 月 20 日发自亚马港，其葡文的写法则是“Amaquão”，梅尔乔尔神父写回果阿的信亦称 1555 年 11 月 23 日发自亚马港。【27】可知在 1557年葡萄牙人正式入住澳门之前，澳门就已经有了“亚马港”之名。此外，16 世纪至 17 世纪初，很多日本文献均称澳门为“阿妈港”。如日本学者川北喜右卫门《原城纪事》称：
天正九年二月，阿妈港载伴天连来，伴天连入京师，遂诣安土谒信长。【28】
天正九年，即万历九年（1581）。又如林罗山撰写的文书《谕阿妈港》、《寄阿妈港父老》、《谕阿妈港诸老》、《诛耶稣邪徒谕阿妈港》。【29】林罗山（1583-1657），本名信胜，又名忠，号罗山，字子信，出家后法号道春，日本德川幕府初期著名学者。他所撰写的上述文书都完成在庆长十六年（1611），可见 16 世纪后期及 17 世纪初，日本人均称澳门为“阿妈港”，又译“亚马港”。从《全海图注·广东沿海图》中出现“亚马港”一地，可以反映来源于葡语 Amaquo、Amacauo 澳门古名在当时是流传很广的，不仅在葡萄牙及西方国家传播，而且日本人也完全接受，甚至中国人也予以接受，故在中国的广东海图上标出了“亚马港”一名。但很明显，《广东沿海图》标“亚马港”仅指澳门半岛尾端的港口部分，而不是像西方人与日本人一样以“阿妈港”通指当时的整个澳门。
（3）望下村
图中于澳门半岛与大陆相连处标有“望下村”三字，这是文献中第一次出现“望下村”之名，望下村，又作旺厦村、望霞村等，今作望厦村。但据此文本可知，望厦村最原始的名称应为“望下”。笔者以为，望厦一带原为一山，称望厦山，又称莲花山【30】，山以南俱为低地，而葡人居住区俱在低地，至莲花山望下一看，尽为葡人居屋，故很通俗地命名其地为“望下”。屈大均《广东新语》描绘当时莲峰山之地形：
一岭如莲茎，踰岭而南，至澳门则为莲叶，岭甚危峻，稍不戒，颠坠崖下。既踰岭，遥见海天无际，岛屿浮青，有白屋数十间在烟雾中，斯则澳夷所居矣。【31】
“望下”之意盖来于此，即从岭望下看之意。明代称“望下”者还有颜子卿《安平颜氏族谱》：
十二世：廷弼之子克迈，号衷鲁，生万历己亥年六月初四，卒崇祯戊辰十一月初三，葬广州府香山县望下村，侨住广东省，遂世居其地。【32】
安平颜氏第十二世颜克迈在崇祯以前即移居香山县望下村，死后即葬该地。《开基瀛洲分基高厚王氏族谱》：
兆懋，日瞻公长子，字发慎，谥谨斋。住澳。生崇祯庚辰年九月初三日，卒康熙癸未年七月十九日。考葬澳门望下西村。【33】
崇祯十三年出生的高厚王氏之王兆懋世居澳门，其父死时亦葬澳门望下西村。明郑芝龙《郑氏族谱》：
南衢公第五子，讳储琰，字明苑，号□□。少年夭，葬香山望下村。娶，无嗣。【34】
此谱原文称“葬香山望村”，此处当脱一“下”字，当为“葬香山望下村”。《郑氏族谱》为崇祯十三年郑芝龙撰修，故可知，直至明末该村一直被称为“望下村”。后之望厦、旺厦，均为后人改写之讹。目前最早见到改为“望厦村”者，即康熙十年成书的《香山县志》卷首《濠镜澳图》，图中标有“原望厦村”。【35】望下建村具体时间已不可考，但据《全海图注》，则大致可断，望下村建村约在万历初年以前，也就是说澳门开埠后不久就已经有人移居澳门望下村，上述移居望下村之安平颜氏、高厚王氏、石井郑氏均为福建人，大致可断，明代最早移居澳门并在澳门望下开村者当即为福建人。（4）上十字门和下十字门
图中在澳门半岛近海处标有“上十字门”和“下十字门”。十字门是澳门半岛南面海道之名，《澳门记略》称：
澳门，则以澳南有四山离立，海水纵横贯其中，成十字，曰十字门，故合称澳门。【36】
而《全海图注》则是分为“上十字门”和“下十字门”，这是中国历史地图上第一次对十字门的记录，《道光香山县志》亦将十字门分为上下：
若上十字、下十字、黄麖、马骝等门，正当广州南冲，与虎跳、鸡啼等门互相联络。【37】
明代文献则称上下十字门为内外十字门，嘉靖《香山县志》称：
大吉山上东，中水曰内十字门；小吉山上西北，中水曰乾门；九澳山，上东南西对横琴，中水曰外十字门。【38】
康熙《香山县志》亦称：
大吉山，山之东中水曰内十字门……澳山山之东南西对横琴，水中曰外十字门。【39】
还有称之为大小十字门者，张甄陶《澳门图说》：
凡海中依山可避风、有淡水可汲曰澳，又其东有大十字门，西有小十字门，海舶可以出入，因呼为澳门。【40】
大小十字门均为进入澳门必经水道。大十字门即外十字门，即下十字门；而小十字门则为内十字门，为上十字门。
（5）西草澳
图中在澳门半岛与横琴岛之间标有“西草澳”一地，以图中方位显示，“西草澳”应在今路环或凼仔岛之地。《全海图注·广东沿海图》作者为什么会在这里标“西草澳”这一地名？查《苍梧总督军门志·全广海图》，同样也是在澳门半岛之西，横琴山之南标有“西草湾”之名，“西草澳”当即“西草湾”，两图所标西草澳（湾）地望基本一致。将一个以前从未出现过的极小的地名，绘入明代海防图中，笔者认为，应与中葡西草湾之战有关。《明史·佛郎机传》：
嘉靖二年，（佛郎机）遂寇新会之西草湾，指挥柯荣，百户王应恩御之。【41】
《明世宗实录》卷24亦载：
嘉靖二年三月壬戌，佛朗机国人别都卢【42】寇广东，守臣擒之。初，都卢恃其巨铳利兵，劫掠满剌加诸国，横行海外。至率其属疏世利等千余人驾舟五艘破巴西国。遂寇新会县西草湾。备倭指挥柯荣、百户王应恩率师截海御之。【43】
《全海图注·广东沿海图》作“西草澳”，而《苍梧总督军门志·全广海图》及《明史》《明实录》均作“西草湾”。“澳”即海湾，正因为中葡曾在此地交战，故“西草湾（西草澳）”这种极小的地方能在广东海图中标出，笔者认为，这应是《全海图注》作者标出“西草澳”的原因，也正好说明当时宋应昌绘此图时手头拥有正德末嘉靖初中葡交往的原始资料。值得注意的是，《明史》《明实录》均称为新会之西草湾或新会县西草湾，而《全海图注·广东沿海图》和《苍梧总督军门志·全广海图》却标在香山县境内，均在澳门半岛之西的横琴山下标有“西草湾”，这就说明西草湾，中葡交战的这一著名战场，就应该在澳门半岛和横琴岛之间，或即在今天澳门的路环岛附近。关于西草湾之地，前人有很多争论，有的认为在今大屿山北岸沙螺湾与大澳之间【44】，林天蔚也认为：“正德年间，出兵扫荡葡人的根据地的茜草湾战役，即在香港大屿山附近。”【45】特别值得指出的是，笔者查阅了数以万计的明清原始文献，从来没有出现过“茜草湾”之名，而当代学者普遍将“西草湾”写成“茜草湾”，特别是对阅了《全海图注》的原图后更清楚地显示所有文献所目标都是“西草”，而非“茜草”。此虽小事，但足以反映今人治学之粗疏。《全海图注·广东沿海图》与《苍梧总督军门志·全广海图》都是经过详细调查沿海地形才绘制的海防图，其准确性应是很高的，笔者以为，《明史》《明实录》称新绘西草湾当误，应为香山西草湾（西草澳），而将西草湾之地考证到大屿山则离史实更远矣。
（6）亚婆尾
图中在“横琴村”和“西草澳”之间标有“亚婆尾”一名，横琴村之右则标“深井”和“浅井”，深井和浅井为横琴岛之两地，文献记载甚明。从《全海图注·广东沿海图》深井与亚婆尾的标法，亚婆尾应为横琴岛东南一地名。又据康熙《香山县志》称：
前山寨：明天启元年建参将府衙门，陆兵柒百，把总贰员，哨官肆员；水兵壹千贰百零，把总叁员，哨官肆员，大小哨船伍拾只，防守石龟潭、秋风角、茅湾口、挂椗角、横洲、深井、亚婆尾、九洲洋、老万山、狐狸洲、金星门各处汛海。【46】
很明显，在明代至少在天启时“亚婆尾”和“深井”、“秋风角”、“挂椗角”等澳门周边之岛屿和海湾均已经成为明军水师防汛之地。
但是，清代地图至少有四幅图将“亚婆尾”标在路环岛，一是《清初海疆图说》，在横琴岛东面，鸡头（仔）岛南面之岛上标名“阿婆尾”【47】，很明显，此阿婆尾即指路环岛；二是陈伦炯《海国闻见录》卷 下 附《沿 海 全 图》亦 将 路 环 岛 标 名 为“阿 婆尾”【48】；三是王之春《清朝柔远记》附编之《澳门图》亦将路环岛标为“阿婆尾”【49】；四是阮元《广东通志》卷一二四《海防略》二《广东海图》在凼仔岛之南、九澳角之东标有“亚婆尾”【50】，很明显，这一“亚婆尾”亦应在路环岛上。“亚”、“阿”，粤语同音。故今人陈业东称：“路环又名阿婆尾。”【51】虽然陈业东这一结论有清代多种文献的证据，但上述四种文献所载路环岛为“阿婆尾”之名是否正确，我们还必须核查其他的文献资料。祝淮《新修香山县志》之《海防总图》将“亚婆尾”标在横琴岛之南，与横琴岛上的深井标在同一岛上【52】，很明显，祝淮之《海防总图》认为“亚婆尾”在横琴岛上，而不在路环。张人骏《广东舆地全图》及宣统元年《广东舆地全图·香山县图》亦将“阿婆尾”和“亚婆尾”分别标在各图的横琴岛之东南，是横琴岛上的一地名。【53】究竟是谁正确呢？笔者以为，主“亚（阿）婆尾”为路环者，多为大概言之的海防图，图之准确性并不太高，《清初海疆图说》、陈伦炯《沿海全图》、王之春《澳门图》，甚至包括阮元的《广东海防图》多属未经实地勘察而绘制之海图，故有可能将“亚（阿）婆尾”这么一个小地名标错。而祝淮之《海防总图》均是为修县志而绘制的地图，其准确程度应高于前图，特别是光绪二十三年及宣统元年的两幅《广东舆地全图》均采用现代地图测绘方式标有经纬线的地图，其准确程度已大大高于前图，这些地图均是经过实地勘测绘制而成，其记录应较为可信。除此之外，笔者还找到一条文字材料为其力证，清光绪时期的《海道图说》亦称亚婆尾在大横琴的东南：
过九澳东角，相距一里半，水深四拓半之处，即可过大横琴东南角之亚婆尾。任离远近，皆无阻滞。盖近亚婆尾处亦深四拓也。又东至蒲台，则由渐而深，当对亚婆尾角时，可见西面二水岛顺列成直线。【54】
这是西方人经过实地考察完成的在海上地理书，其翻译者又为著名的汉学家傅兰雅，所载广东海上地理十分可信。故光绪修《香山县志》时亦将金约翰《海道图说》的澳门周边水道地理全部抄录其中。据此，我们可以相信亚（阿）婆尾不是路环的别名，而是横琴岛上的一地名，最为重要的是，因为从明代万历时期完成的《全海图注》就已经证明亚婆尾是横琴岛东南部的一个地名。
《全海图注•广东沿海图》（图3- 1）和《粤大记•广东沿海图》（图3- 2）香山县濠镜澳部分
图4 1615- 1622 年间绘《澳门平面图》
图 5- 1 《全海图注•广东沿海图》之南澳岛“吴平窠”；图 5- 2 《全海图注•广东沿海图》之南澳岛“许朝光窠”、东湖“莫应敷窠”，南洋“朱良宝窠”；图5- 3 《全海图注•广东沿海图》之广澳“林道乾窠”、大家井“魏朝义窠”
3.《全海图注•广东沿海图》记录的潮州及南澳部分海盗巢穴
图中在南澳岛部分标有“吴平窠”和“许朝光窠”，在澄海县之东湖标有“莫应敷窠”，南洋标有“朱良宝窠”，在海门所对海广澳之下会标有“林道乾窠”，并靠近河渡门，在蓬州所鮀浦司大家井处标有“魏朝义窠”。在《全海图注·广东沿海图》中明确地标明了从嘉靖末到万历初崛起于潮州地区六位著名海盗首领的藏身的窠巢，这应该是在中国历史地图上第一次出现的事情，也更深刻地证明《全海图注》完全是一部着眼于如何准确掌控当时国家海上形势而编纂的极为实用的海防地图。
（1）吴平窠
据图 5-1 吴平建立的据点位于南澳岛东侧，又称“吴平寨”。据《南澳志》：“竹栖澳，离吴平寨里许。”可知吴平寨实在南澳岛竹栖澳近旁。吴平为福建诏安四都人，少即为盗，后逐渐发展，并吸纳多次被明军击败的流散倭寇，势力越来越壮大。嘉靖四十三年，福建总兵俞大猷招降吴平，“已而复叛，造战舰数百，聚众万余，筑三城守之，行劫滨海诸郡县。”【55】后被戚继光率兵袭击，吴平遂率战船百余艘进据南澳，在深澳之东筑寨，并在岛上“造居室，起敌楼于娘娘宫澳口之前后，泊蒙冲巨舰于澳前深处。”【56】据《潮汕文物志》载，吴平寨遗址在今南澳县深澳东村东侧，寨墙用土木石垒筑，还设有海底石墙，海陆寨总长约三千米。【57】其规模甚大，亦可反映吴平海寇集团在南澳岛上的军事实力。俞大猷亦称吴平“结巢于海屿深澳，半在寨，半在船”。【58】嘉靖四十四年，吴平寨被明军摧毁。据《明史·吴桂芳传》：“平初据南澳，为戚继光、俞大猷所败，奔饶平凤凰山。”【59】
（2）许朝光窠
据图 5-2，许朝光建立的据点位于南澳岛西侧的隆澳附近。《南澳志》称：“许朝光巢隆澳深处”【60】，又称“后泽澳，在隆澳。明贼首许朝光筑寨于此。今毁”【61】。“南澳中有石城，乃近时贼人许朝光所造，雉堞濠堑，屹然雄镇”【62】。据此可知，所谓许朝光巢指的就是许朝光在南澳岛隆澳地方建筑的一座石城。据《潮汕文物志》称，“许公城遗址，位于南澳县隆澳东侧山脚下，嘉靖四十年（1561）由许朝光创建，方向三百度，围六十余丈。现遗存城基厚二米，高米余，长断续数十米，夯贝灰土中夹以条石”【63】。许朝光，本姓谢，广东饶平人，为嘉靖时巨盗许栋之养子。嘉靖三十七年，朝光杀其养父，收其部众，遂驻守南澳后泽澳，并在此筑城寨。据史料称，当时“有许朝光新旧城”【64】，可以证明许朝光在南澳有很大势力，居然前后在南澳修建了两座城寨。然而，关于许朝光之死，各种文献记载不一，郭棐《粤大记》称，“嘉靖三十四年，抚盗许朝光分据潮阳牛田洋，后为陈沧海所杀”。并称“今南澳有许朝光旧寨云”【65】。而齐翀《南澳志》则称：“嘉靖三十七年，许朝光据南澳，其党莫应夫杀之。”【66】据乾隆《澄海县志》又称许朝光：“筑寨东湖，分遣头目，驾巨舰，屯牛田洋，沿海剽掠。隆庆元年为其党莫应敷所杀。”【67】许朝光被杀的时间有三种，杀许氏者有两人，不知当以何为是，待考。
（3）林道乾窠
据图 5-3，林道乾建立的据点位于海门所对海的广澳。林道乾，潮州澄海人【68】。原属吴平海寇集团，吴平死后，即与曾一本分别纠合吴平余部，并各自发展自己的势力【69】。嘉靖四十五年，率部属进据南澳。三月，从云澳发舟五十余艘进犯诏安，被俞大猷击败，逃遁人澎湖、台湾。后又返潮州，被明廷招抚，居于潮阳下尾乡。据林大春《潮阳县志》称：
埭头下尾俱有寨。下尾，一名华美，即今抚民林道乾安插之所。初隆庆二年，道乾以知县陈王道、总兵郭成之招，因住于此。【70】
《潮阳县志》又称：
继招林道乾于华美，民怨未舒，然犹僻在一隅，离县三十余里，今所议白土地方即在潮阳城外与海门所联属。【71】
《潮阳县志》称，林道乾的住所是离潮阳县城三十余里的下尾，又称华美，但《全海图注·广东沿海图》上所标“林道乾窠穴”却在潮阳县海门所对海广澳之“下会”，下会与下尾虽然都是明朝招降海盗之所，但并非同一地方。《潮阳县志》记载招收之村既有下尾，又有下浍，下浍当即下会。并在“下浍”条下称：“隆庆元年总兵汤克宽议招海寇曾一本于此。”【72】《全海图注·广东沿海图》以广澳之下会为林道乾巢穴所在，而《潮阳县志》则以潮阳县城外的下尾为林道乾安插之地。笔者认为当以《全海图注》为准，因为《全海图注》标“林道乾窠穴下会”旁还有“河渡门”一名，顺治《潮州府志》称：“有林道乾寨依河渡。”【73】即可证明林道乾的巢穴应靠近河渡门，亦可证《全海图注》将林道乾巢穴标在广澳之下会是正确的。图上还标明此处“泊北风船三百只”，“泊南风船五十只”。可以表明当时林道乾的船队有数百只船泊于广澳。招安后的林道乾并未实心归明，他暗地招收海上精兵，并在此处控制南澳海面。万历元年，殷正茂荡平山寇后，又率军攻林道乾，林率部再次进据南澳，由于明廷官兵紧追不舍，林道乾遂走柬埔寨。【74】
4）莫应敷窠
据图 5-2，莫应敷建立的据点位于澄海县的东湖。莫应敷，潮州人，先为许朝光之部属。嘉靖末，与陈沧海杀许朝光而代之，占据南澳许朝光驻地。并与诸良宝、魏朝义纠党入海行劫，与林道乾相应。后因地方多事，兵力难分，勉为招抚。莫应敷被安置在澄海县东湖寨。【75】《万历武功录》亦云：“时应敷先受抚在东湖寨矣。”【76】此即《全海图注·广东沿海图》中澄海东湖的莫应敷窠。万历元年，两广总督殷正茂发动对林道乾集团的围剿，莫应敷的东湖寨亦被毁弃。莫应敷与许朝光子许国柱并余党四百二十三人携带鸟铳、铜铁炮及发熕“请入澄海，籍居城中。”故知莫应敷的东湖寨被明军攻毁后，又率余部移居澄海城中。莫应敷的巢穴东湖寨据《万历武功录》称：“始敷所筑围墙甚壮丽，足以示威。一旦毁巢散党，曰宁为治民，使阿寨生荆棘、 鹿游干戈之场也。”【77】
（5）朱良宝窠
据图 5-2，朱良宝建立的据点位于澄海县的南洋。朱良宝，又作诸良宝，潮州澄海县苏湾都人。故多称其为“苏湾贼首”。【78】“南洋”，即在澄海县苏湾都。【79】乾隆《澄海县志》称：
全郡险要镇有五，澄居其三：……东北曰南洋，莲峰峙其背，管陇、狮子诸山，环列左右，水自横陇溪东流，历程洋岗由蓬子港直通外洋，昔为朱良宝负固之所。【80】
明王天性《平寇论跋》称：“嘉靖间朱良宝叛，闻官军将至，缚献其党求媚。”【81】又据嘉庆《澄海县志》称：“良宝，苏湾南洋人。初从乡人王伯宣为白哨，伯宣诛，良宝辅伯宣子若鲁以叛。当道议发兵剿之。良宝惧，缚若鲁以献，旋丐抚，结寨南洋，仍肆劫掠。”【82】隆庆五年（1571）八月，明军在程洋冈围剿朱良宝，败绩。【83】万历二年（1574）三月，广东总兵张元勋率兵大破朱良宝与南洋寨，朱良宝自焚死。【84】
（6）魏朝义窠
据图 5-3，魏朝义在建立的据点位于潮州澄海县鮀浦司大家井。魏朝义，潮州海寇，据《粤大记》称：“潮地自嘉靖壬子以来，倭奴海贼纵横，残破为甚。良宝与逃夷林道乾及改行魏朝义、莫应敷各先后紏党出海，其为祸最惨者，则林朱也。官府苦于地方多事，兵力不暇，准其告招。招之后，朱据南洋寨，林据华林寨，魏住大家井。”【85】《万历武功录》则称：“魏朝义者，潮海寇也。隆庆中，与曾一本、林道乾、诸良宝并雄海上，顷之，一本伏诛，朝义自度吾犬马齿长，不足以当椹质，何乃以身试法，而直为此廪廪奸将军旗鼓哉。孰与为治民便，于是，诣疆吏受抚，请居大家井，部兵六百一十一人。”【86】魏朝义建城寨于蓬州所鮀浦巡检司旁的大家井，《万历武功录》称：“始义所居寨，皆有围垣，甚壮丽，足以自蔽。”【87】可知，魏朝义所筑大家井寨是一座颇为坚固的城垣。魏朝义归服后，一直与明王朝合作，直至万历六年还为两广总督刘尧诲所命率军入海搜寻林道乾。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吴平窠”、“许朝光窠”、“林道乾窠”、“莫应敷窠”、“朱良宝窠”及“魏朝义窠”均为嘉靖末和隆庆初潮州海盗在澄海、潮阳、南澳等地修建的城寨。《全海图注·广东沿海图》第一次将这些海盗的窠巢准确地标明在当时得海防地图上，可以反映海图作者对于当时海防文献掌握之全面详细。这一部分海图除标出了上述六位海盗的巢穴外，还有一处极为重要的记录，即该图在南澳岛上还标有“新副总兵城”，南澳于万历三年九月设副总兵【88】，万历四年建南澳副总兵城，据载：“南澳城在饶平县信宁都海岛，明万历四年丙子副将晏继芳建澳城。坐南朝北，其形如箕，高二丈二尺，厚五尺，周围六百一十九丈，垛堞六百一十四，门楼四。门四：东朝旭，西扬威，南金城，惟南倚金山，有城楼而未设门，北曰候潮。敌楼七座，窝铺七间。”【89】可以反映，这是一座极具规模的城堡，以今天尚存的遗址看仅存东西城基 50 米。《全海图注·广东沿海图》既然标注了万历四年创建的南澳副总兵城，而且还特别标明为“新”副总兵城，那么可以说明这部分地图应当是在万历四年（1576）后不久绘制的。同时，也可以为《全海图注·广东沿海图》部分大致确定了一个绘制的时间，即万历四年后。
【1】《莫雷拉航海书》，转自金国平编译：《西方澳门史料选萃（15-16世纪）》，（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70页。
【2】〔意〕利玛窦、〔比〕金尼阁著，何高济等译：《利玛窦中国札记》第2卷，第1章，（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28页。
【3】《平托信札及其他文献》第 67-68 页，载金国平：《西方澳门史料选萃（15-16 世纪）》，（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30页。
【4】 黄薇、黄清华：《广东台山上川岛“花碗坪”遗址出图瓷器及相关问题》，《文物》2007年第5期，第78-88页。
【5】〔葡〕迪奥戈•卡尔代拉•雷戈著，范维信译：《澳门的建立与强大记事（1623 年）》，澳门《文化杂志》第 31 期，1997 年，第145-150页。
【6】［清］张廷玉：《明史》卷325《佛郎机传》，（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8433页。
【7】《大明熹宗悊皇帝实录》卷 11，天启元年六月丙子条，（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据国立北平图书馆红格钞本影印本，1962年，第549-550页。
【8】 戴裔煊：《明史佛朗机传笺证》，（北京）中国社科出版社，1984 年，第 59-61 页；黄文宽：《澳门史钩沉》第 3 编《地志考》，（澳门）星光出版社，1987年，第197-297页亦持此说。
【9】费成康：《澳门四百年》，（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1-12页。
【10】戴裔煊：《明史佛朗机传笺证》，第 59-61 页；黄文宽：《澳门史钩沉》第3编《地志考》，第197-297页亦持此说。
【11】［明］郭棐：《粤大记》卷 32《广东沿海图》，第 538 页上亦同。
【12】［明］曹学佺：《广东名胜志》卷 1《新宁县》，广州大典影印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藏明刻本，第 228 册，第533页。
【13】[清］阮元：（道光）《广东通志》卷124《海防略》，广州大典影印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藏，清道光二年刻本，第 253 册，第566-567页。
【14】［明］霍韬：《霍文敏公文集》卷 10《两广事宜》，广州大典影印中山大学图书馆藏同治元年刻本，第 425 册，第 578-579 页。霍韬死于嘉靖十九年（1540 年），则此言当是指正德时或嘉靖初，“备倭”是处置番夷之事的官。
【15】［清］章鸿：（道光）《重修电白县志》卷 7《海防》，清道光五年刻本，第1页和第3页。
【16】［清］章鸿：（道光）《重修电白县志》卷 11《兵制》，第1页。
【17】［清］王锡祺：《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 9 帙《澳门图说》，（杭州）杭州古籍书店影印光绪刻本，1985年，第315页。
【18】 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编：《文献丛编》第 24 辑《总督两广巡抚佟养甲为请许濠镜澳人通商以阜财用事题本》，（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影印民国三十六年排印本，1991 年，第19页。
【19】[清］贺长龄：《清经世文编》卷83《兵政》14，姜宸英《海防总论拟稿》，（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92年，第456页。
【20】［明］韩霖：《守圉全书》卷 3 之 1《制器篇》，（台北）“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图书馆善本室藏明崇祯十年刻本（残本），第86-91页。
【21】何林夏：《苍门总督军门志研究》，载影印本《苍梧总督军门志》，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影印，万历九年林大春序刊本，1991年，第486页。
【22】［明］庞尚鹏：《百可亭摘稿》卷 1《陈末议以保海隅万世治安事》，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印，明万历二十七年庞英山刻本，集部第129册，第130页。
【23】［明］陈子龙辑：《明经世文编》卷 342 吴桂芳《吴司马奏议》，（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明崇祯十一年平露堂刻本，1962年，第3669页。
【24】 〔 葡 〕曼 努 埃 尔·埃 雷 迪 亚（Manuel Godinho deErédia）：《澳门平面图》，转引自《澳门：从地图绘制看东西方文化交流》，（澳门）纪念葡萄牙发现事业澳门地区委员会，1994年，第112-113页。
【25】 Jack M. Braga,The Western Pioneers and their Discoveryof Macao,Macau:Imprensa Nacional,1949,p.105.
【26】〔意〕德礼贤：《利玛窦全集》第 1 卷，（罗马）国家出版社，1942 年，第 151-152 页，转自金国平编译：《西方澳门史料选萃（15-16世纪）》，第216页。
【27】《平托信札及其他文献》，第 66-70 页，转自转自金国平编译：《西方澳门史料选萃（15-16世纪）》，第228页。
【28】〔日〕川北喜右卫门：《原城纪事》卷 2《前编》第 2《天教之害》中，《长崎丛书》据弘化三年序刊本翻刻，第 1 卷，长崎市，大正十五年，第48页。
【29】〔日〕林罗山：《罗山先生文集》上册卷 12《外国书》上，日本帝国图书馆藏日本京都史迹会大正七年翻刻本，第 133-134页及下册卷58，《杂著》3，第246-247页。
【30】［清］印光任、张汝霖：《澳门记略》卷下《形势篇》，北京：国家图书馆藏清乾隆西阪草堂刻本，第 2页：“又二十里为濠镜澳，不至澳六七里，山崭然断，亘沙堤如长桥，曰莲花茎。茎末山又特起，名莲花山。”
【31】［清］屈大均：《广东新语》卷 2《地语》，（北京）中华书局据清康熙十九年木天阁刻本整理标点，1985年，第36页。
【32】［民国］颜子卿：《安平颜氏族谱》卷 8《东大厅房钦吾公派》，晋江市图书馆藏民国丙子年重修本影印本，第19页。
【33】［清］佚名：《开基瀛洲分基高厚王氏族谱》不分卷，泉州中国闽台缘博物馆藏瀛洲王氏族谱高厚乡支谱道光重修稿本，原谱无页码。
【34】［明］郑芝龙：《郑氏族谱》，《台湾文献汇刊》第 1 辑，第5 册，影印明崇祯庚辰年郑芝龙修郑氏族谱，九州岛出版社，2004年，第574页。
【35】［清］申良翰：《（康熙）香山县志》卷 1《舆地志•香山县志图》，广州大典影印中山大学图书馆藏康熙十二年刻本，第295册，第265-267页。
【36】［清］印光任、张汝霖：《澳门记略》卷上《形势篇》，第1-2页。
【37】［清］祝淮：（道光）《新修香山县志》卷 4《海防》，中山文献影印清道光七年刻本，第3册，第630页。
【38】［明］邓迁：（嘉靖）《香山县志》卷 1《风土》1，日本藏中国稀见地方志丛刊影印明嘉靖二十七年刻本，第302页。
【39】［清］申良翰：（康熙）《香山县志》卷 1《山川》，第 276-277页。
【40】［清］贺长龄：《皇朝经世文编》卷 83《兵政》14，近代中国史料丛刊影印清道光六年自序光绪十二年刊本，正编第 74辑，第2975页。
【41】［清］王鸿绪：《明史稿》卷199《佛郎机传》，暨南大学图书馆藏清同治十年敬慎堂刻横云山人集史稿本，第18页。
【42】 别都卢，葡萄牙船长，葡文名为 PeroHomem，又作 Pe‐dro Homem。1522年率船队来华，准备接葡萄牙使团回国。
【43】《大明世宗肃皇帝实录》卷 24，（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据国立北平图书馆红格钞本影印本，1962年，第693页。
【44】萧国健：《清初迁海前后香港之社会变迁》，（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76页。
【45】林天蔚：《浪白滘地理考》，载南开大学历史系编：《郑天挺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北京）中华书局，2000 年，第207页。
【46】［清］申良翰：（康熙）《香山县志》卷 9《兵防志》，第464页。
【47】［清］佚名：《清初海疆图说》不分卷，《粤东海图说》，台湾文献史料丛刊影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清抄本，第9辑，第178册，第81页。
【49】［清］王之春：《国朝柔远记》卷 19《附编•沿海舆图》，四库未收书辑刊影印清光绪十七年广雅书刻本，第 3 辑第 15册，第522页。
【50】［清］]阮元：（道光）《广东通志》卷 124《海防略》2，《广东海图》，第584-585页。
【51】 陈业东：《路环又名阿婆尾》，载氏著《镜海钩沉》，（澳门）：澳门近代文学学会，1997年，第37-38页。
【52】［清］祝淮：（道光）《新修香山县志》卷 4《海防•海防总图》，第718-719页。
【53】［清］张人骏编：《广东舆地全图》不分卷，《香山县图》，广州大典影印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藏清光绪二十三年广州石经堂石印本，第 237 册，第 244 页；［清］广东参谋处测绘科制图股编绘：《广东舆地全图》不分卷，《香山县图》，广州大典影印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藏宣统元年广东参谋处测绘科制图股石印本，第237册，第579页。
【54】〔英〕金约翰著，〔英〕傅兰雅译：《海道图说》卷 2《海道》2，《自海南琼州府至珠江并香港以同治元年罗经偏东三十分为准》，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光绪元年刻本，第7页。
【55】［清］张廷玉：《明史》卷212《俞大猷传》，第5606页。
【56】［明］陈子龙辑：《皇明经世文编》卷 383 姜宝《姜凤阿集》卷 1《议防倭》，（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明崇祯十一年平露堂刻本，1962年，第4153页。
【57】 陈历明：《潮汕文物志》上册，第 1 章《古遗址》，（汕头）汕头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编印，1985年，第47页。
【58】［明］俞大猷：《正气堂全集》卷 16《前会剿议》，（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标点本，2007年，第407页。
【59】［清］张廷玉：《明史》卷315《吴桂芳传》，第1874页。
【60】［清］齐翀：（乾隆）《南澳志》卷 11《艺文》，[明]杨彩延《南澳赋》，乾隆四十八年刻本，第3页。
【61】［清］齐翀：（乾隆）《南澳志》卷2《澳屿》，第7页。
【62】［清］齐翀：（乾隆）《南澳志》卷3《建置》，第5页。
【63】 陈历明：《潮汕文物志》上册，第 1 章《古遗址》，第42页。
【64】［明］陈子龙辑：《皇明经世文编》卷 383 姜宝《姜凤阿集》卷1，《议防倭》，第4153页。
【65】［明］郭棐：《粤大记》卷32《政事类•海防》，第523页。
【66】［清］齐翀：《（乾隆）南澳志》卷3《建置》，第3页。
【67】［清］金廷烈：（乾隆）《澄海县志》卷20《经略》1，乾隆二十九年刻本，第11页。
【68】［明］瞿九思：《万历武功录》卷 3《林道乾传》，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明万历四十年刻本，第 436 册，第 227 页。但[清]吴颖：（顺治）《潮州府志》卷 38《征抚》，清顺治刻本，第 37 页，则称其为惠来人。
【69】［明］林大春：《井丹先生集》卷 15《上答中丞书》；[清]齐翀：（乾隆）《南澳志》卷 8《海防》，清乾隆四十八年刻本，第26页
【70】［明］：林大春：（隆庆）《潮阳县志》卷 6《舆地志》，暨南大学图书馆藏明隆庆六年重修本抄本，第17页。
【71】［明］林大春：（隆庆）《潮阳县志》卷 6《舆地志》，第15页。
【72】［明］林大春：（隆庆）《潮阳县志》卷 6《舆地志》，第17页。
【73】［清］吴颖：（顺治）《潮州府志》卷 12《古今文章》，第78页。
【74】［明］瞿九思：《万历武功录》卷 3《林道乾传》，第227页。
【75】［清］吴颖：（顺治）《潮州府志》卷38《征抚》，第37页。
【76】［明］瞿九思：《万历武功录》卷 3《莫应敷传》，第244页。
【77】［明］瞿九思：《万历武功录》卷 3《莫应敷传》，第244页。
【78】［清］吴颖：（顺治）《潮州府志》卷6《人物部》，第67页。
【79】［清］吴颖：（顺治）《潮州府志》卷1《地书部》，第58页。
【80】［清］金廷烈：（乾隆）《澄海县志》卷1《形胜》，第14页。
【81】［清］周硕勋：（乾隆）《潮州府志》卷 41《艺文》中，清光绪十九年重刊本，第81页。
【82】［清］李书吉：（嘉庆）《澄海县志》卷 22《海防》，清嘉庆二十年刻本，第8页。
【83】［清］李书吉：（嘉庆）《澄海县志》卷22《海防》，第8页。
【84】［清］金廷烈：（乾隆）《澄海县志》卷 20《经略》1，第15页。
【85】［明］郭棐：《粤大记》卷3《事纪》，第45页。
【86】［明］瞿九思：《万历武功录》卷 3《魏朝义传》，第243页。
【87】［明］瞿九思：《万历武功录》卷 3《魏朝义传》，第244页。
【88】［明］应槚、凌云翼、刘尧诲：《苍梧总督军门志》卷 6《兵防》1，第97页。
【89】［清］周硕勋：（乾隆）《潮州府志》卷6《城池》，第11页。
三<
从上述关于《全海图注·广东沿海图》相关图注的考证，反映了一个极为重要的史实，这就是宋应昌《全海图注·广东沿海图》记录了明代中叶从正德末到万历初所发生的最为重要的几次海上事件。第一，自葡萄牙人正德十一年（1516）正式进入中国以来，到正德十四年（1519）在广东海上活动的事实。图中在高州电白县附近海域留下的“番船澳”和“番货澳”及绘制的“番船”，就是葡萄牙人在这一带贸易事实的遗存，与之相对应的，便是正德十四年广州市舶司市舶提举官员移至电白，并留下了公署遗址。图载与文献完全吻合，证明了正德末年葡萄牙及其率领的东南亚海商，确实在电白一带海面进行贸易。第二，“西草湾”一名，出现于香山县澳门半岛南与横琴岛之间，也佐证了嘉靖二年（1523）中葡西草湾之战发生地是在香山澳门半岛之南，或即就在今天的澳门的路环岛，而非新会，更不是大屿山。第三，葡萄牙人嘉靖三十六年（1557）正式入居澳门，其地当时中文文献称“濠镜澳”，而西方人称其为“亚马港”，即葡文的 Amacauo、Amaquo、Amagao。早期中、日文文献出现的亚马港或作阿妈港，葡文文献出现的 Amacauo、Amaquo、Amagao 就是指濠镜澳，亦指澳门，这一点获得了《全海图注》的证明。第四，澳门开埠后，望下村成为了澳门半岛第一个华人移居的村落，而且移居的华人多为福建人。第五，从嘉靖末到万历初是明代广东海盗最为猖獗的时期，图中标出的这一时期崛起的吴平、许朝光、林道乾、莫应敷、朱良宝及魏朝义六位海盗首领的巢穴，分别筑建于广东潮州府的南澳岛、澄海县及潮阳县等地，明军将这些海盗先后平定，又在南澳岛上建立南澳副总兵城，以对这一海上地区进行专门的军事管制。我们从图中所看出的这五件大事，应该说都是明代中叶发生于广东地区的重要事件，而图中所隐含的资料信息，大多为现今文献不载。因此，透过对此图的研究，将上述重要事件和史实挖掘出来，这将为我们对于明代中叶广东海上中西交往及沿海海防增加新的认识，对于早期中葡关系史及明代海防史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注：
1、本文原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20年第3期， 第5—20页。
2、因微信排版限制，编辑时对原注释序号有调整，望见谅！引用时请核对原文。
3、推送封面图来自原文图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