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韧 | 元代宣慰司的边疆演化及军政管控特点

摘 要：元朝的宣慰司创设于蒙元时期，经历了一个由内地向边疆的演化过程，在元代中后期突出分布于西南边疆。元朝西南边疆宣慰司是边疆军政管控机构，其长官宣慰使均兼都元帅或管军万户等军事职衔，负责对西南少数民族的军事招讨和管控，形成了符合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社会经济特点的特殊的管理模式，并在西南边疆承担着军事镇戍、屯田、保障交通和疆域开拓重任，为元代西南边疆的稳定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关键词：元代；宣慰司；边疆；军政管控

关于元代的宣慰司，史卫民《元朝前期的宣抚司与宣慰司》[1]和李治安《行省制度研究》[2]已经有非常系统的研究，他们的研究着重于宣慰司性质职能的分析，指出宣慰司的性质有阶段性特征，宣慰司在中统年间创设时是“监司”机构；在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元年至十五年间为临时处理军政事务的机构。[2][p.309] 但他们的研究都集中在元代前期，对于至元十五年以后至元末的宣慰司研究不够深入。事实上，元代前两个阶段的宣慰司时间均不长，都带有临时性特征。而至元十五年到元末(1278-1367年)可视为元代宣慰司的第三个阶段，是元代宣慰司制度的主流，值得进一步探讨。如果将元代宣慰司设置的区域与宣慰司阶段性特征结合起来分析，不难发现，元代宣慰司的阶段性特征与其设置的地域有密切关系，设置区域发生了重大转移，前两个阶段其广泛分布于内地，而第三阶段则呈现出边疆演化特征，集中于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对元代宣慰司分布地域的转移进行分析和研究，有助于认识元代宣慰司在西南边疆军政管控中的特殊作用。

元代宣慰司的第一阶段是中统年间蒙古灭金、占领北方中原地区和平定云南的大理国过程中逐渐设置的。1253年蒙哥汗三年忽必烈派遣王府的儒臣姚枢前往京兆(今陕西省西安市)设置陕西宣抚司，随后忽必烈挥兵南征，于同年平定了云南地方性、民族性政权大理国后，“留大将兀良合带戍守，以刘时中为宣抚使，与段氏同安辑大理，遂班师”，[3][卷4，世祖纪一] 在南方设置了第一个宣抚司——大理宣抚司，在云南“和辑”降民。[1]忽必烈即汗位后，于中统元年(1260年)五月整合北方占领区域军政机构为燕京、益都济南、河南、北京、平阳太原、真定、东平、大名彰德、西京、京兆十路宣抚司。十路宣抚司的建置仅存19个月便逐渐罢去。中统三年(1262年)十二月，元朝平定北方的李璮叛乱后，开始实行军民分治，为监治北方各汉地世侯，罢十路宣抚司而“立十路宣慰司”，[3][卷5，世祖纪二] 即燕京、西京、北京、河东(又称山西、平阳太原)、东平、大名、河南、真定顺德、顺天、开元宣慰司。各宣慰使由朝廷派出，为监临地方，这一阶段的宣慰司是“监司”机构，[1]其存在时间也不长，“至元改元，罢宣慰司”，[4][卷30，中书左丞李忠宣公行状] 元朝开始迁调“世职守令”，罢黜汉地世侯，故至元元年(1264年)北方十路宣慰司的历史使命完结而被废止。[2][p.316] 元朝第一阶段的宣慰司是监治北方汉地世侯的“监司”机构，仅存不足两年，分布的地域特征是均设置于北方中原地区。

据李治安的研究，宣慰司的第二阶段是至元元年至至元十五年(1264-1278年)，是临时处理军政事务机构。这一时期元朝的行省尚未定制，宣慰司常常与行省迭为废立，[2][p.316] 职能互相交叉，甚至互为替代。因为，蒙元南征伐灭南宋的过程中，以荆湖行省和江淮行省为征伐主力，辅以诸路宣慰司，对南方实施军政合一的统治。[2][p.317]故至元十三年(1276年)克定南宋，便在南宋统治区内广泛设置宣慰司，[3][卷9，世祖纪六] 到至元十五年(1278年)三月，元朝在原南宋辖境先后设置浙东道、浙西道、江西道、江东道、湖北道、淮西道、淮东道、荆湖北道、湖南道、广西道、福建道、黄州道共十二道宣慰司。[1]十六年春正月，“分川蜀为四道：以成都等路为四川西道，广元等路为四川北道，重庆等路为四川南道，顺庆等路为四川东道，并立宣慰司”。[3][卷10，世祖纪七] 此时，宣慰司性质为辅助行省或在行省尚未完全健全时作为临时处理军政事务机构，以南宋南方诸路为基础设置宣慰司。元朝在南方大规模设置宣慰司的同时，还进行着行省的行政区划建设，至元十三年确定“其立行省者，不立宣慰司”。[3][卷9，世祖纪六] 据李治安研究，从世祖至元十九年(1282年)到成宗大德七年(1303年)，内地宣慰司被大量罢废。①反映元代前期的行政区划设置的《大元混一方舆胜览》所载宣慰司基本上是至元末年所存宣慰司的情况，共计有河东山西道宣慰司、山东东西道宣慰司、辽东道宣慰司、四川南道宣慰司、叙永等处宣慰司、淮东道宣慰司、荆湖北道宣慰司、罗罗斯宣慰司、乌撒乌蒙等处宣慰司、曲靖道宣慰司、临安道宣慰司、大理金齿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浙东道宣慰司、江东道宣慰司、福建道宣慰使司都元帅府、广东道宣慰司都元帅府、八番顺元宣慰司、八番罗甸宣慰司、湖南道宣慰司、广西两江道宣慰使司都元帅府、淮北淮南道宣慰司等21个宣慰司。②元朝第二阶段宣慰司体制是与元朝行省制度的探索、创行并存的时期，宣慰司设置遍布南北方广大地区。

元朝第三阶段宣慰司的设置具有向边疆演化的特征，时间为至元十五年到元末(1278—1367年)，以《元史·百官七》③的记载最为清晰：

“宣慰司，掌军民之务，分道以总郡县，行省有政令则布于下，郡县有请则为达于省。有边陲军旅之事，则兼都元帅府，其次则止为元帅府。其在远服，又有招讨、安抚、宣抚等使，品秩员数，各有差等。

宣慰使司，秩从二品。每司宣慰使三员，从二品；同知一员，从三品；副使一员，正四品；经历一员，从六品；都事一员，从七品；照磨兼架阁管勾一员，正九品。凡六道：山东东西道，益都路置。河东山西道，大同路置。淮东道，扬州置。浙东道，庆元路置。荆湖北道，中兴路置。湖南道，天临路置。

宣慰使司都元帅府，秩从二品，使三员，同知二员，副使二员，经历二员，知事二员，照磨兼架阁管勾一员。

广东道，广州置。大理金齿等处，蒙庆等处。右二府，设官如上。唯蒙庆一府，使二员，同知、副使各一员，经历、都事亦减一员。

广西两江道，静江路置。海北海南道，福建道，八番顺元等处，察罕脑兒等。右五府，宣慰使都元帅三员，副都元帅、佥都元帅事各二员，余同上。

宣慰使兼管军万户府，每府宣慰使三员，同知、副使各一员，经历一员，都事二员，照磨兼管勾一员。曲靖等路，罗罗斯，临安广西道元江等处。”[3][卷91，百官七]

据上述史料记载有宣慰司17个。此后，元文宗至顺二年(1331年)在云南行省置八百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顺帝至正二年(1342年)夏四月己酉罢云南行省蒙庆宣慰司都元帅府，并入八百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3][卷40，顺帝纪三] 元代还有在湖广行省播州(今遵义地区)设置“沿边溪洞宣慰使司”。[3][卷63，地理志六] 元顺帝至正三年(1343年)“秋七月戊寅，立永昌等处宣慰司”。[3][卷41，顺帝纪四] 故元末共有19个宣慰司，可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普通宣慰司，第二种类型为边疆型宣慰司。

所谓普通宣慰司，其职能乃“宣慰司，掌军民之务，分道以总郡县，行省有政令则布于下，郡县有请则为达于省”。仅具有行省与郡县间转承机构的性质，这类宣慰司全国“凡六道：山东东西道，益都路置。河东山西道，大同路置。淮东道，扬州置。浙东道，庆元路置。荆湖北道，中兴路置。湖南道，天临路置。”[3][卷91，百官志七] 山东东西道宣慰司属中书省，为中书省设在今山东省东部“分道以总郡县”的“转承”机构；河东山西道宣慰司也属中书省，分道总管今山西省大同市地区；淮东道宣慰司，属河南行省，分道治理今江苏省北部地区；浙东道宣慰司属江浙行省，代替行省分治今浙江地区；荆湖北道宣慰司属河南行省，分治今湖北省中西部；湖南道宣慰司属湖广行省，分治区域为今湖南地区。据此，根据六道普通宣慰司的地理区位考察，它们均置于内地行省，分治距离行省会城较远的地区，的确是“分道以总郡县”的转承机构。元朝中后期，内地少有战事，故六道普通宣慰司职能仅为“行省有政令则布于下，郡县有请则为达于省”，宣慰使不加都元帅或管军万户等军事职衔，也无军事职能。

所谓边疆宣慰司，设于“有边陲军旅之事”的边疆地区，除了具有内地普通宣慰司的职能外，宣慰使“则兼都元帅府”或“管军万户府”者，有很强的军事职能。这类宣慰司共14个：大理金齿等处宣慰使司都元帅府、永昌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曲靖等路宣慰司军民万户府[1][卷61，地理志四]、罗罗斯宣慰使司兼管军万户府、乌撒乌蒙宣慰司兼管军万户府、临安广西道元江等处宣慰使司兼管军万户府、蒙庆等处宣慰使司都元帅府④、广西两江道宣慰使司都元帅府、八番顺元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沿边洞溪宣慰司都元帅府、广东道宣慰使司都元帅府、海北海南道宣慰使司都元帅府、福建道宣慰使司都元帅府、察罕脑兒宣慰使司都元帅府。[3][卷91，百官志七] 从地理区位考察，除察罕脑兒宣慰司都元帅府等在北方沿边地区外，其余12个边疆宣慰司都设置于元朝南部沿海边疆和西南边疆地区。其中，沿海边疆宣慰司都元帅府3个：广东道宣慰使司都元帅府、海北海南道宣慰使司都元帅府、福建道宣慰使司都元帅府，管控地域包括元朝的整个东南和南部沿海地区。其余9个宣慰司集中设置于西南边疆地区。西南边疆地区成为元朝宣慰司设置最集中的区域，而且西南边疆的宣慰司均具有军事职能，即宣慰使兼都元帅或兼管军万户，突出地表现了军管性特点。

由此可见，从地缘基础看元朝中后期宣慰司向西南边疆和南部沿海地区转移，呈现出边疆演化的特点。如若再进行地域分析，可看到元朝中后期的西南边疆宣慰司设置地域有两大特点：一是位于唐宋王朝的西南边疆羁縻统治地带，原本是唐宋王朝的边陲，元代统一西南地区以后，已经处于元朝版图的内部，但是还有唐宋西南边疆的边陲性，虽不在元朝疆域的边境前沿地区，但是在元朝视野里依然是边陲地带，该区域为唐宋时期正式政区之外在西南边疆设置羁縻州县的“西南诸蛮夷，重山复岭，杂厕荆、楚、巴、黔、巫中，四面皆王土”[5][卷493，蛮夷传一·西南溪洞诸蛮上] 的“沿边溪洞蛮夷”地区，元朝在改变唐宋以来对这些地区的羁縻统治为直接治理[6]的同时，加强军事管控，设置八番顺元等处宣慰使司都元帅府、曲靖等路宣慰司军民万户府、罗罗斯宣慰使司兼管军万户府、乌撒乌蒙宣慰司兼管军万户府、临安广西道元江等处宣慰使司兼管军万户府、播州沿边洞溪宣慰司都元帅府等6个宣慰司，分布于湖广行省和云南行省，也具有边疆性。二是直接设置于元朝西南边疆与域外国家接壤的疆域开拓前沿地带，如大理金齿等处宣慰使司都元帅府、蒙庆等处宣慰使司都元帅府处于云南行省与缅国、暹罗等国接壤的边境地区，广西两江道宣慰使司都元帅府位于广西与安南国接壤边境地区，这3个宣慰司都元帅府有非常鲜明的边陲性，具有镇戍边境和开疆拓土的功能。

从元代西南宣慰司职责、职官设置和设置地域分析，西南边疆宣慰司具有鲜明的军事管控性。在职官派遣上，内地六道普通宣慰司，“每司宣慰使三员，从二品；同知一员，从三品；副使一员，正四品，经历一员，从六品”。[3][卷91，百官志七] 而西南边疆“宣慰使司都元帅府，秩从二品，使三员，同知二员，副使二员，经历二员”，[3][卷91，百官志七] 可知“有边陲军旅之事”[3][卷91，百官志七] 的边疆宣慰司，每司有三位宣慰使，均加“都元帅”或“管军万户”等军事职衔，其下僚属同知、副使、经历比内地普通宣慰司多配置一员，反映元朝边疆宣慰司有突出军事职能，更为重视。

西南边疆宣慰司具有军事招讨和管控西南少数民族的重要职能。大理宣慰司是元朝南方最早设置的宣慰司，其设置和发展就体现出极强的军政管控性。1253年忽必烈灭大理国后，留大将兀良合带戍守，“与段氏同安辑大理，遂班师”，[3][卷4，世祖纪一] 中统三年(1262年)为征伐南宋，北方置十路宣慰司，仅在南方设大理宣慰司，负责“继征白夷等蛮”[3][卷61，地理志四·云南行省] 的军事行动，一度成为统领云南西部军政的最高机构。随后“至元改元，罢宣慰司”，[4][卷30，中书左丞李忠宣公行状] 忽必烈罢去北方十路宣慰司，唯独保存了大理宣慰司，以蒙古军事重臣都元帅宝合丁和行政重臣王傅阔阔带共任大理等处宣慰使，[3][卷7，世祖纪四] 至元十五年云南行省建立，大理宣慰司管控范围和军政事务日益繁重，赛典赤长子“纳速剌丁，累官中奉大夫、云南[诸]路宣慰使都元帅。至元十六年，迁帅大理，以军抵金齿、蒲、骠、曲蜡、缅国，招安夷寨三百，籍户十二万二百，定租赋，置邮传，立卫兵，归以驯象十二入贡”。[3][卷125，纳速剌丁传] 说明大理宣慰司改大理宣慰司都元帅府，以蒙古重臣纳速剌丁调任大理宣慰使都元帅。至元十八年，原大理国王段氏“信苴日与其子阿庆复入觐，帝嘉其忠勤，进大理威楚金齿等处宣慰使、都元帅”，[3][卷166，信苴日传] 其后“子阿庆袭爵，累授镇国上将军，大理金齿等处宣慰使都元帅，佩金虎符”，[3][卷166，信苴日传] 说明大理金齿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军政管控范围遍及整个滇西边疆，“元务远略，创立大理金齿等处宣慰使司都元帅府”，[7][p.643]大理宣慰司的三个宣慰使均兼都元帅军衔，其中两个宣慰使由蒙古重臣担任，一个由大理国王后裔担任，既为军政统管，又是蒙古人与土人并治西南边疆的机构，这一格局延至元末。剖析云南大理金齿宣慰司都元帅府，足见大理金齿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就是元朝蒙古重臣与云南土官共同管控云南边疆的军政管控机构，不宜简单地理解为大理金齿宣慰司都元帅府是单纯的土官管理机构，其边疆军政管控性特点不容忽略。

西南边疆各宣慰司均具有军政管控特点，负责平定和招讨尚未归附的少数民族。西南地区是少数民族聚居区，唐宋时期“西南诸蛮夷，重山复岭”。[5][卷493，蛮夷传一·西南溪洞诸蛮上] 唐宋采用“树起酋长，使自镇抚”的羁縻政策，设置了大量的羁縻州县，任其“蛮酋分据其地，自署为刺史”。[5][卷493，蛮夷传一·西南溪洞诸蛮上] 元朝对其采取了“降诏招集”政策，凡平定或降服处，则立宣慰司都元帅府管控。如元朝平定今遵义地区后，以行播州军民安抚使杨汉英为绍庆珍州南平等处沿边宣慰使，⑤ 建立“播州绍庆珍州南平等处沿边宣慰司兼管军万户府”，简称“沿边溪洞宣慰使司”，[3][卷17，世祖纪十四；卷63，地理志六·湖广行省] 继续招讨溪洞民族群落，至大三年(1310年)“独山州土官蒙天童款附”，又招降“下都云等一千九百余寨，平伐生苗主只王等不在其数”，以及“平坝三间地酋长罗朱备、桑根地砦主芦桑吴得斛”等酋长、砦主。八番顺元宣慰司都元帅府是在平定和招讨今贵州中西部少数民族后设置的重要军政管控机构。元军招降西南八番后，“朝廷立八番宣慰使司，司官赴镇”，[8][卷41，经世大典序录·招捕] 初以蒙古重臣塔海为宣慰使，[3][卷63，地理志五]军政一体管控“西南番三百一十五寨，大龙番三百六十寨”。[3][卷63，地理志六] 其后，为加强八番宣慰司的军政统领权，升八番宣慰司为宣慰司都元帅府，再改“八番顺元宣慰司都元帅府”，[3][卷63，地理志五] 是全面负责招降和管控今贵州地区的八番、亦奚不薛、罗氏诸鬼国的最高军政统领机构。

湖广行省广西两江道宣慰司都元帅府，主要职责是招讨和镇抚广西当地民族群落。该地区少数民族的反叛持续不断，该宣慰司都元帅府代的军事招讨行动贯彻整个元朝时期，如，至元二十九年，上思州黄圣许反，聚二万人，断道路，结援交趾，借兵攻邕州。三十一年，同知两江宣慰司事杨兀香台负责招讨镇抚平定之。[8][卷41，经世大典序录·招捕] 此后，大德十一年(1307年)左江来安路总管洞兵万户岑雄作乱，延祐七年来安总管岑世兴反，至治元年太平路贼赵郎陈叛等，[8][卷41，经世大典序录·招捕] 元朝均依靠广西两江宣慰司都元帅府招讨平定。

云南行省罗罗斯少数民族地区，位于连云南，控西番，稳四川的军事战略要地，元朝“特置大帅，安集招怀，以捍外侮”，[3][卷167，谭澄传] 所谓“特置大帅”就是元朝设置罗罗斯宣慰司管军万户府，成为元朝招抚怀集西南少数民族的军事重镇。

再如云南行省临安广西道元江等处宣慰使司兼管军万户府，至元十三年云南行省建立，但元江诸部叛服不常，云南行省只能“遥立元江府以羁縻之”。[3][卷61，地理志四·云南行省] 由于元朝在元江地区没有强大的军政统领机构，当地部落反复叛乱，云南行省只能临时派兵招捕，难以长治久安。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天历二年(1329年)元朝决定“云南行省立元江等处宣慰司”。[3][卷33，文宗纪二] 元朝在取得征讨八百媳妇国胜利后，为建立云南南部的军政统辖关系，于至顺二年(1331年)五月，置临安元江等处宣慰司兼管军万户府，[3][卷35，文宗纪三] 统辖临安路、广西路、元江路和“金齿白夷诸部”的斡泥路(今云南红河县、元阳县地区)、徹里路(今云南西双版纳等地区)及其十余部落的军政。

元朝西南边疆宣慰司的军政管控下，还形成对少数民族的多种管理体制：

1. 湖广行省的宣慰司都元帅府——安抚司——蛮夷官体系。

湖广行省的“沿边溪洞宣慰司”和“八番顺元宣慰司”两宣慰司，《元史·地理志》按宣慰司都元帅府——安抚司——蛮夷官体系加以记载。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也说元代“安抚司十五，皆在湖广境内”。[9][卷八，历代州域形势八] 湖广行省的15安抚司为庆远南丹溪洞等处军民安抚司、罗番遏蛮军安抚司、程番武盛军安抚司、金石番太平军安抚司、卧龙番南宁州安抚司、小龙番静蛮军安抚司、大龙番应天府安抚司、洪番永盛军安抚司、方番河中府安抚司、卢番静海军安抚司、顺元等路军民安抚司、新添葛蛮安抚司、播州军民安抚司、思州军民安抚司、乾宁军民安抚司，分别由八番顺元宣慰司都元帅府和沿边溪洞宣慰司管辖，安抚司作为元代在溪洞民族地区的特殊政区，安抚司直接统领数量众多的“蛮夷官”或蛮夷长官。如《元史·地理志》湖广行省的“沿边溪洞宣慰司”条下记载：播州军民安抚司、新添葛蛮安抚司及其各所属“平溪上塘罗骆家等处”164处蛮夷官，[3][卷63，地理志六·湖广行省] 反映出元朝的“沿边溪洞宣慰司”在南宋播州、珍州和绍庆府地域范围内招讨溪洞群落，使其归附后，设“沿边溪洞宣慰司”领播州军民安抚司、新添葛蛮安抚司两安抚司，在安抚司下领以归附的溪洞蛮夷群落为基础任命的蛮夷官或蛮夷长官，元初为36个，元末归附溪洞群落增加，形成164个蛮夷官，[3][卷63，地理志六·湖广行省] 正说明“沿边溪洞宣慰司”以招讨溪洞蛮夷为主要职责，随着对溪洞群落的归附，“沿边溪洞宣慰司”领属安抚司及其下属的蛮夷官成倍增加。

宣慰司都元帅府——安抚司——蛮夷官体系还突出表现在八番顺元宣慰司辖境。元朝因八番地区(今贵州中部)“番族甚多，八番设安抚司”，[10][卷44，地理六·湖广行省·八番顺元宣慰司] 归八番顺元宣慰所都元帅府节制。《元史·地理志》记载该区情况，第一句话乃“八番顺元蛮夷官”，接着叙述了元朝对八番地区10大部落招抚归附乃设置了10个安抚司：罗番遏蛮军安抚司、程番武盛军安抚司、金石番太平军安抚司、卧龙番南宁州安抚司、小龙番静蛮军安抚司、大龙番应天府安抚司、洪番永盛军安抚司、方番河中府安抚司、卢番静海军安抚司、顺元等路军民安抚司，其下管理300个蛮夷官或蛮夷长官。[3][卷63，地理志六·湖广行省] 又《大元混一方舆胜览·卷下·湖广等处行中书省》分列“八番顺元等处宣慰司”和“八番罗甸宣慰司”两目，各目之下所记区域含混不清，例如“八番顺元等处宣慰司”下仅记载“蛮夷军民长官：都云桑林独力等处、芦山、木瓜犵狫、水东、方番、韦番、龙里、罗番”8个，又记“军民长官：甕城都桑等处、落葛谷鹅落桥等处、都镇麻乃等处、昔不梁骆杯密纳等处、农耸古平等处、乾溪吴池等处、落重当等处、平候等处、独禄等处、三陂等处、地蓬等处、罗日和等处、麦傲等处、都云洞、小葛龙落邦到骆豆虎等处”15个。而在“八番罗甸宣慰司”之下记载了“罗番葛蛮军安抚司、程番武盛军安抚司、卧龙番南宁州安抚司、金石番太平军安抚司、小龙番静蛮军安抚司、洪番永盛军安抚司、方番河中府安抚司、卢番静海军安抚司、葛蛮安抚司、大龙番应天府安抚司”等八番地区的主要安抚司10个，又记“安庆州、桑州、东滦州、普州、知山州、那州、章龙州、郡州、必化州、小罗州、洪边州、龙里州”等12州和“会朝、朝宗、必祭、茶场、上桥、新安、麻峡、鸭水、甕蓬、小罗、高桥、伯汭、章龙、鸟山、华山、龙里、都云”等17县，以及“都云定云等处安抚司”所管辖的“军民官”23个，“五寨蛮夷军民官”23个；“永顺保静南渭三州安抚司”统辖的“蛮夷军民长官”18个，“南丹等处安抚司”司属蛮夷长官39个等。⑥已然形成宣慰司——安抚司——蛮夷官层级清晰的特殊管理体制。

2、湖广行省左右两江宣慰司都元帅府分治体系。

至元十四年“夏四月甲子，宋特磨道将军农士贵、知安平州李维屏、知来安州岑从毅等，以所属州县溪洞百四十七、户二十五万六千来附”，[3][卷9，世祖纪六] 广西西部的溪洞蛮夷基本归附元朝。元至元十三年，元朝设立邕州安抚司，至元十六年，改为邕州路总管府兼左右两江溪洞镇抚，兼管广西西部地区。[3][卷63，地理志六·湖广行省] 但是邕州路总管府兼左右两江溪洞镇抚军政层级较低，不足以镇抚正规广西西部的沿边溪洞蛮夷地区，于是至元二十一年邕州、宾州民黄大成等反叛，湖南宣慰使撒里蛮将兵讨平之。[3][卷13，世祖纪十]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五月“立左右两江宣慰司都元帅府”，[3][卷16，世祖纪十三] 成为广西西部沿边溪洞地区的最高军政统治机构。成宗元贞元年(1295年)精简和调整地方官员，“遣使与各省官就迁调边远六品以下官。并左右两江宣慰司都元帅府、宣抚司，为广西两江道宣慰司都元帅府，以靖[静]江为治所，仍分司邕州”。[3][卷18，成宗纪一] 广南西路宣慰司与左右两江宣慰司都元帅府合并为“广西两江道宣慰司都元帅府”，治所在静江路(今广西桂林市)，形成左、右江各有中心的分治体系。

3、云南行省宣慰司统筹下的路——府——州——县军政管控体系。

元代云南行政区划体制与内地各行省基本一致，为行省——路——府——州——县多层政区制，《元史·地理志·云南行省》开篇即说：“云南诸路行中书省，为路三十七、府二，属府三，属州五十四，属县四十七。其余甸寨军民等府不在此数。”[3][卷61，地理志四·云南行省] 说明云南行省的行政区划体制与内地各行省基本一致。同时，云南行省除腹里地区为“云南诸路道肃政廉访司”管辖外，其他地区均为宣慰司军政管控，所以，云南行省的宣慰司仅具有一个片区的军政统筹管控权，而不是行政区划单位，故而云南行省的各路、府、州、县由行省分层级进行行政管理，而各宣慰司则偏重于军事管控，因此《元史·地理志四·云南行省》是分路记载，与内地行省完全一致。设置宣慰司的则路加宣慰司并立，如“曲靖等路宣慰司军民万户府”，明确路在军政上所属宣慰司，如普定路，隶曲靖宣慰司；邛部州，割属罗罗斯宣慰司；柏兴府，隶罗罗斯宣慰司等等。记宣慰司时，则明确其所领属的路、府、州政区，如“大理金齿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领司一、县一、府二、州五。府领一县，州领二县”等等，说明云南行省有完整的行政区划体系，而宣慰司都元帅府或管军万户府主要职能在于军事镇戍控制。

军事镇戍屯田，开立站赤，保障交通是元代宣慰司的重要职能。元朝依靠西南地区的宣慰司统领军队镇戍，并进行军事屯田，世祖至元二十一年，规定宣慰司在“沿边重地，分军镇守”，并“择膏腴地，立屯开耕”。[3][卷100，兵志三·屯田] 广西两江道宣慰司都元帅府强化左右两江的军事镇守和对溪洞群落的招讨，派蒙古军镇守，“左右两江戍军，以二年三年更戍”；[3][卷19，世祖纪十六] 还大量招收亡宋左右两江土军，在邕州分司的统领下，进行长期持续的对沿边溪洞群落的招讨镇抚。[3][卷99，兵志二·镇戍] 罗罗斯当地民族反叛不断，元朝驻罗罗斯宣慰司的军队成为平叛主力，曾从“四川行省调碉门安抚司军七百人，成都、保宁、顺庆、广安诸屯兵千人，令万户周戡统领，直抵罗罗斯界，以控扼西番及诸蛮部”，[3][卷21，成宗纪四] “巡守关隘”。[3][卷35，文宗纪四]

军事镇戍与屯田并举，是元代西南宣慰司的重要特点。元代西南地区最重要的屯田区都是宣慰司军政管控区。乌撒乌蒙地区战略地位重要，民族群落复杂，元朝始终给予特别重视，元成宗元贞年间，“以同知乌撒乌蒙等处宣慰使司事牙那木假兵部尚书，佩虎符”，[3][卷18，成宗纪一] 成宗大德元年，在一般宣慰司兼管军万户府每府宣慰使三员的基础上，特别“增乌撒乌蒙等处宣慰使一员”，以元朝重臣蒙古人孛罗欢为宣慰使。[3][卷19，成宗纪二] 文宗年间的乌撒乌蒙宣慰使也是蒙古重臣出镇，⑦足见元朝对乌撒乌蒙宣慰司兼管军万户府的重视。乌撒乌蒙宣慰司兼管军万户府以万户的建制屯兵屯田，屯军数量较大，该宣慰司建立之初，就是云南行省重要的屯兵屯田地，“世祖至元二十七年，立乌撒路军屯，以爨僰军一百一十四户屯田。又立东川路民屯，屯户亦系爨僰军人，八十六户，皆自备己业”，至元三十一年，再调发三百人于乌蒙屯田。[3][卷100，兵志三·屯田]元祐元年(1314年)“调四川军二千人、云南军三千人乌蒙等处屯田，置总管万户府”。[3][卷25，仁宗纪二] 元祐五年(1318年)又“调军五千，乌蒙等处屯田”，[3][卷26，仁宗纪三] 成为云南行省、四川行省和湖广行省交会处最大的军事镇戍区。广西两江道宣慰司都元帅府驻兵屯田，“成宗大德二年，黄圣许叛，逃之交趾，遗弃水田五百四十五顷七亩。部民有吕瑛者，言募牧兰等处及融庆溪洞徭、撞民丁，于上浪、忠州诸处开屯耕种。”[3][卷100，兵志三·屯田]

元代宣慰司军事镇戍和屯田区更多地分布于交通干线上，以维系边疆与内地的交通是为重任。“云南行省言：‘叙州、乌蒙水路险恶，舟多破溺，宜自叶稍水站出陆，经中庆，又经盐井、土老、必撒诸蛮，至叙州庆符，可治为驿路，凡立五站’。”[3][卷16，世祖纪十三] 由乌撒乌蒙宣慰司兼管军万户府负责交通干线的镇戍和驿站运输。云南曲靖地区也在内地与云南边疆相连的交通干线上，“曲靖一破，而云南全境必部支矣”，[9][卷114，云南二] 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二月“以云南曲靖路宣抚司所辖地广，民心未安，改立曲靖等处宣慰司管军万户府以镇之”，[3][卷16，世祖纪十三] 控扼云南与内地联系的交通干道“湖广大道”，镇守并屯田，守卫交通，民屯2240户，“所耕之田，官给一千四百八十双，自备己业田三千双”。[3][卷100，兵志三·屯田] 大理金齿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的金齿是云南对外交通干线的重要枢纽和控制站点，元朝至元年间征缅，在金齿一线的道路上大兵委积，设置急递铺军情飞传。[11][p.83] “大理金齿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军民屯，世祖至元十二年，命于所辖州县，拘刷漏籍人户，得二千六十有六户，置立屯田。”至元“二十六年，立大理军屯，于爨僰军内拨二百户”，大理金齿等处宣慰司“总之民屯三千七百四十一户，军屯六百户，为田军民己业二万二千一百五双”。[3][卷100，兵志三·屯田] 军事镇戍、屯田与护卫交通干线成为西南边疆宣慰司重要职能，强有力地维护了边疆的稳定。

宣慰司还有开拓疆域与对外征战的重要军事职能。至元三十年左右，元朝征讨缅国，疆域拓展区域逐渐设立行政建制，“金齿新附孟爱甸酋长遣其子来朝，即其地立军民总管府。”，[3][卷18，成宗纪一]“金齿新附”乃是元朝以金齿为军事重镇征缅国过程中疆域扩大时建立的行政区，包有蒙怜路、蒙莱路、蒙光路和顺贞路等。⑧元朝中后期以大理金齿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继续开疆拓土，深入到今缅甸境内，“金齿木朵甸户口增殖，立下路总管府”，“立通西军民府”等。[3][卷61，地理四·云南行省] 元代后期大理金齿等处宣慰司统辖区内又增加了木邦路军民府、孟定路军民府、谋粘路军民府、南甸军民府、六难路甸军民府、陋麻和管民官、云龙甸军民府、缥甸军民府、二十四寨达鲁花赤、孟隆路军民府、金齿孟定各甸军民官、孟爱等甸军民府、蒙兀路、通西军民总管府等，[3][卷61，地理四·云南行省] 均是开拓疆域到成果。所以，云南行省的大理金齿宣慰使司都元帅府是元朝在南方设置最早、存续时间最长、统辖区域最广、军政管控任务最重的边陲宣慰司。

八百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是从元朝设置蒙庆宣慰使司都元帅府和银沙罗等处宣慰使司都元帅府基础上演进而形成的。蒙庆宣慰使司都元帅府，《元史·地理志》失载。元泰定帝曾派军征讨和招降八百媳妇等地，以此设蒙庆宣慰司都元帅府，治所在蒙庆甸，今泰国昌盛。银沙罗等处宣慰使司都元帅府，《元史·地理志》失载。银沙罗甸在今云南省临沧市沧源县，泰定四年(1327年)元朝派云南行省谋粘路土官赛丘罗前往招降八百媳妇，赛丘罗完成招降八百媳妇国任务返回时，途经银沙罗甸，被“银沙罗土官散怯遮杀”，于是泰定帝敕谕云南王遣人招谕银沙罗土官，[3][卷30，泰定帝纪二] 文宗天历二年(1329年)，置银沙罗甸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3][卷33，文宗纪二] 至顺三年(1331年)元朝将蒙庆宣慰使司都元帅府和银沙罗等处宣慰使司合并为八百等处宣慰使司都元帅府，辖境相当于今缅甸南垒河以南的景栋地区、泰国北部清莱府和清迈府等地。宣慰使都元帅府治所八百，今泰国清迈，⑨是西南边疆宣慰司开拓疆域的体现。

总之，元朝的宣慰司创设于蒙元时期，经历了一个由内地向边疆的演化过程。前期的两个阶段主要设置于内地广大地区。第三阶段，元朝中后期则呈现出鲜明的边疆演化特征，突出地分布于西南边疆。西南边疆宣慰司长官均兼都元帅或管军万户军事职衔，有突出的军事职能，负责对西南边疆少数民族进行军事招讨和管控，是西南边疆的军政管控机构。西南边疆宣慰司之下，元朝建构起符合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社会经济发展的多种管理模式：湖广行省的宣慰司都元帅府——安抚司——蛮夷官体系，湖广行省左右两江宣慰司都元帅府分治体系，云南行省宣慰司军政统筹下的路——府——州——县军政管控体系等。西南边疆宣慰司还承担着军事镇戍与和疆域开拓重任，一方面军事镇戍与屯田并举，开立站赤，保障交通；另一方面开拓疆域与对外征战，为元代西南边疆的稳定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