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元寇”最初是指忽必烈在位期间两次出兵攻打日本而引发的战争，后来在日语语境中却逐渐演化为“民族敌人”“恐怖者”“入侵者”的代名词，进而演变成日本人仇视蒙古人（后来泛指中国人）的民族记忆，成为早期“中国威胁论”的滥觞。本文旨在通过阐释日语语境下“元寇”概念内涵的历史变迁，分析明治维新后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期间日本的“元寇纪念碑建设运动”的背景、过程及其影响，初步探讨原指历史事件本身的“元寇”（亦称忽必烈征日、元日战争、蒙古袭来等）如何异化为日本“元寇”民族记忆的历程，剖析近代以来日本的“中国威胁论”的历史渊源。关键词:“元寇”;纪念碑;汤地丈雄;民族记忆;中国威胁论
在蒙元征服南宋前后，忽必烈于至元十一年（日本文永十一年，1274年）和至元十八年（日本弘安四年，1281年），先后两次派兵征讨日本（中国学者多习称“忽必烈征（侵）日”“元日战争”等，日本学者则习称“蒙古袭来”“元寇”“文永·弘安之役”等），均以失败告终。对于元朝来说，尽管元日战争是一场从大陆征服转向海洋扩张的对外战争，意义非凡，但由于结果惨败，中国史籍尤其正史讳莫如深，历史真相究竟如何，几成悬案。然而，对于当时的战争参与国高丽和日本来说，则情况完全不同。高丽作为忽必烈征日战争期间的藩属国，被迫为东征建造战舰、准备物资，而且高丽军队两次作为先遣军东征日本，这场战争对高丽（朝鲜）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对于日本来说，元日战争是日本历史上惟一有准备的对外防御战争，对日本历史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尽管元日战争中双方交战持续时间非常短暂（两次战役合起来约三个月），但它是继唐日白江口战役之后涉及中日韩三国的战争，对于东亚世界均产生了巨大和深远的影响，因而相关先行研究成果较多，尤其是日本学者。不过，以往的研究大多侧重于战争本身，对元日战争后在日本逐渐形成的“元寇”民族记忆问题则鲜有论及，本文拟对此略作初步探索，粗疏和讹误之处，敬希方家指正。众所周知，“元寇”（蒙古袭来、忽必烈征日、元日战争）最初是指忽必烈在位期间蒙元与藩属国高丽在1274年、1281年两次出兵攻打日本而引发的战争，广义上又指1266年忽必烈致日本国书至1333年镰仓幕府灭亡期间的蒙古袭来（“元寇”）时代。江户时代之前，一般日本史籍称之为蒙古袭来、蒙古合战、异国合战、文永之役、弘安之役等。主要以“元寇”一词指代元日战争，则始于江户时代后期。日语中的“元寇”一词，最早出现于江户时代水户藩主德川光圀（1628-1701）主持编撰的纪传体日本通史《大日本史》（1720年成书），这是在日本进入近世以后西方列强要求日本开国、日本人国防意识逐渐高涨并极力强调蒙元的侵略性的新形势下新创造的词汇，是作为“倭寇”的对抗词而出现的，其产生时间晚于“倭寇”一词。在江户时代初期，如新井白石《读史余论》中称作“蒙古袭来”，林鹫峰《续本朝通鉴》中对元日战争也没有固定的用词，可见“元寇”一词在当时并未通用。但到了江户时代后期，尤其是日本对外战争如甲午中日战争、日俄战争前期，“元寇”一词在一系列政治和外交事件的刺激下开始广泛流行起来，如成书于江户时代后期和明治时期的史书，如津田元贯（1734-1815）《参考蒙古入寇记》、长村鉴（1767-1820）《蒙古寇纪》、小宫山昌秀（1764-1840）《元寇始末》、大桥纳庵（1816-1862）《元寇纪略》、山田安荣（1852-1922）《伏敌编》等史籍中，均出现了“寇”“敌”等字。所谓“寇”，一般指盗匪或外来的侵略者，亦指敌人。川添昭二认为，“元寇”一词之所以在江户后期开始出现，与当时清朝在鸦片战争中惨败和西方列强频繁赴日有关，当时日本知识分子对外意识不断增强，并唤醒了以往蒙古入侵（蒙古袭来，元寇）的历史记忆。于是，在特定历史背景下，以往通用的“蒙古袭来”一词逐渐转化为“元寇”。事实上，在中国史籍中，也有“元寇”用例，而且时间上比日本大约早250余年。如明·程敏政《新安文献志》（约1470年代成立）中有“时元寇日迫，公慨然思为国致力，与诸义士日出习武事，兼治七书”，明·张萱《西园闻见录》（1590年成书）中有“徐取元寇而戮之”等等。可见，明人也视蒙古人为“元寇”，与日语中的“元寇”指代对象基本相同。但随着明清鼎革，中文语境中的“元寇”一词基本绝迹，而日语中的“元寇”一词，在明治维新至“二战”期间甚至在今天，反而成为日本人家喻户晓的流行词汇，如日本媒体形容中国争取钓鱼岛权益的行动为“平成元寇”，称中国倡导建立的AIIB（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简称“亚投行”）为“国际金融的元寇”，日本在经济、政治、外交等领域面临来自中国的所谓威胁时，常常被称之为“元寇”。于是，在不少情况下，“元寇”被别有用心地取代以往日本人惯用的“蒙古袭来”一词，成为当今日本“中国威胁论”的代名词。“元寇纪念碑建设运动”（以下略称“建碑运动”），又名“元寇护国运动”“龟山上皇尊像建立运动”，是指在汤地丈雄（1847-1913）倡导下在元日战争的主战场的九州一带修筑“元寇纪念碑”（主要包括龟山铜像、日莲铜像等）而展开的一系列募捐活动、全国宣讲活动、出版活动、军歌《元寇》传唱活动、护国教育活动、社会启蒙运动等。“建碑运动”始于明治十九年（1886），迄于明治三十七年（1904）日俄战争前夕。“建碑运动”倡导者汤地丈雄原为福冈警察署长，他在明治十九年（1886）考察福冈史迹时，据传因受600多年前镰仓武士不畏强敌、奋勇抗击“元寇”精神的“感召”，在受到中日长崎事件刺激后又“痛感须发扬国民的敌忾精神”，同时也为了抵制日本明治中期鹿鸣馆外交的欧化政策，因而发愿发起“建碑运动”。明治二十一年（1888），汤地丈雄辞职，专心致力于“建碑运动”。因为他是整个“元寇纪念碑”建设运动的核心人物，因而被日本人称为“元寇狂”。根据汤地丈雄本人所作《元寇纪念碑建设纪念略表》可知，“元寇纪念碑”最初选址为弘安之役时元军几乎全军覆没的地点志贺岛，但后来他采纳建碑事务委员长广桥贤光（伯爵）的建议，改为福冈市博多区的东公园。东公园建于明治九年（1876），原有50余通祭奠幕末维新志士的慰灵碑，后改为招魂社（护国神社）。“建碑运动”中最重要的两座纪念碑即龟山上皇（1249-1305）铜像纪念碑（今为福冈县指定有形文化财）和日莲上人（1222-1282）铜像纪念碑（今为福冈市指定有形文化财）建于东公园，可能与东公园作为著名的纪念碑公园有密切关系。为了筹集建碑资金，汤地丈雄分别在东京和大版设立事务所，然后，募捐活动很快在日本全国展开。在明治二十年代至三十年代日本对外关系持续紧张的过程中，“建碑运动”日益高涨。“建碑运动”募捐活动始于中日甲午战争前夕，恰好于日俄战争正酣之际纪念碑竣工。从明治三十七年（1904）纪念碑竣工直到“二战”爆发之前，这两座纪念碑均为福冈博多的贺年片中必然出现的“名所”。据史料记载，汤地丈雄最初计划制作和树立北条时宗（1251-1284，镰仓幕府第8代执权，忽必烈征日期间日方真正的最高执政者）铜像和慰灵碑，但由于明治政府“王政复古”的指导思想，武士形象遭到打压。于是，北条时宗铜像被调换为龟山上皇铜像（龟山上皇在元日战争期间曾为箱崎宫书写“敌国降伏”匾额，曾极大地“鼓舞”了日本人抵抗元军的士气）。除了“元寇纪念碑”的建设，汤地丈雄在“建碑运动”中的主要活动还包括全国宣讲活动、出版活动等。通过这些活动，实现其护国教育和日本全民启蒙教育的目的。“建碑运动”实质上是发扬“爱国主义”、提高国防意识的“护国运动”。“元寇纪念碑”的建成，成为日本“护国运动”的原点。可见，汤地丈雄的一系列活动以其非暴力、灵活多样、深入广泛的宣传特点收到巨大成效，被今天的日本学者高度评价为启蒙运动。从明治二十三年（1890）三月开始，汤地丈雄携带数十张与“元寇”相关的幻灯片、电影等在日本各地举办“护国”幻灯会，并携带矢田一啸（1858-1912）绘制的一套14张“元寇”大油绘（其题材主要来自《蒙古袭来绘词》,主要描绘从马可波罗劝说忽必烈征日到两次战役过程等），在日本全国巡回展出。“元寇”大油绘的尺寸大致为2.31×2.9米，其尺寸之大、造型之奇特，具有极强大的视觉冲击力，在日本美术教育史上也格外引人注目。同时，以“元寇”为核心内容、以凸显日本人国家意识的“国民历史教育讲话”又极具听觉冲击力，这在日本近代国民教育史上影响深远。此外，汤地丈雄在巡回宣讲时，也携带了《蒙古对马侵掠图》《蒙古剖胸食肝吸血图》《蒙古船覆没图》等图版资料，直观形象地描绘了元军凶恶残忍的形象以及镰仓武士奋勇杀敌的景象，极具警示教育意义。据统计，参加汤地丈雄全国巡回宣讲活动的听众在明治三十四年（1901）一月已达到100万人。矢田一啸绘制的14幅“元寇”大油绘今存二处，一处位于福冈县うきは[浮羽]市身延山本佛寺，为福冈县指定文化财；另一处位于靖国神社游就馆，不过其中4幅在关东大地震时被烧毁，能够入藏靖国神社，可见其蛊惑影响力之大。汤地丈雄编纂的“元寇”相关书籍有《元寇反击护国美谈》和《少年世界元寇》。前者曾先后再版6次，读者对象为一般读者，增补版添加了详细的年表，补充了《文永十一年蒙古军对马侵掠图》《河野六郎乘轻舟袭击敌舰》等插图。再版时，其封面也特意插入反映蒙古军残暴场面的绘图，其书名特别体现了汤地丈雄的“护国”精神。后者以儿童为读者对象，作为日本特殊的童蒙读物。可见，汤地丈雄等人根据不同读者对象，有意识地把“元寇”知识传播至日本社会各阶层，唤醒日本遭遇外来侵略的历史记忆。明治四十二年（1909），“元寇纪念碑”建成5年后，汤地丈雄又编辑出版了《元寇画帖——护国纪念精神教育》，这是收入前述14幅大油绘的画集。该书以英、日文对照的形式刊发说明文字，表明了他以“元寇”为题材、广泛传播“护国”精神的企图。迄今为止被称作最大“元寇”史料集的《伏敌编》的编纂，也与汤地丈雄倡导的“建碑运动”关系密切。1891年，山田安荣编纂的《伏敌编》正式出版，山田最早的编纂动机即是受到汤地丈雄倡导的“建碑运动”的影响，试图通过编纂“元寇”史料集，普及“元寇”知识。《伏敌编》的史料来源一为史局，另一个即为汤地丈雄主导的各地建碑事务所的调查报告书。汤地丈雄还特意为《伏敌编》写了序言，表明编纂该史料集的动机和目的。军歌《元寇》是日本历史上最有名的军歌，最早是汤地丈雄在“建碑运动”中招募入选的歌曲，由陆军军乐队的永井建子填词、作曲，后来在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中成为日本海军军歌。被誉为“音乐天才”永井建子之所以选择“元寇”题材来创作军歌《元寇》，应该与“建碑运动”关系密切。军歌《元寇》具有极大的感召力和影响力，成为鼓舞日本军人士气的主要工具。该歌曲以国家主义为核心思想，用“蒙元”隐喻“满清”，以“国难”激发士气，并通过鼓吹武士道和国家神道对日本官兵进行洗脑。军歌《元寇》影响深远，是日本“元寇”题材民族主义文艺创作的先声，也是民间右翼、军乐队员、社会大众等社会各界积极“协力”侵略战争的重要史证。后来，汤地丈雄又把军歌《元寇》的歌词收入其编纂的《元寇画帖——护国纪念精神教育》，永井建子在其中旗帜鲜明地宣扬其创作目的是“吊祭”在“元寇”之役中死去的亡灵。为了使“建碑运动”顺利进行，汤地丈雄还主持创作了《元寇纪念之歌》《蒙古袭来反击军歌》等简明激昂、家喻户晓的歌曲，通过传唱“元寇”题材的歌曲，不断唤醒并强化日本各阶层对“元寇”的历史记忆，激起“护国”（爱国）意识。日本人的对外意识从此由防守转向反击（复仇），逐渐走上对外侵略的道路。此外，在汤地丈雄等人的强烈建议下，明治三十六年（1903），日本国会甚至通过了“元寇殉难者国祭”的决议。在日本即将战败投降前夕的1945年8月1-6日，在“元寇”发生地的九州一带，甚至发生过“元寇纪念周”运动，当时日本西部军管区报道部和九州地方总监府通过《西日本新闻》等地方主流媒体，把即将发生的美军“侵日”比喻为当年的“元寇”，美化当年日本奋勇“抗击”并最终战胜“元寇”的神话故事，主持举办了一系列展示会、演讲会、朗读会等，鼓动日本人困兽犹斗，负隅顽抗。然而，由于日本在冲绳战役中的惨败和美国在广岛、长崎投放原子弹，一切均化为泡影。由此可见，借“元寇”之名鼓噪、煽动日本民众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情绪，其威力异常巨大。美国历史学家劳文思指出，“记忆原本就不单纯是过去的储藏库，而是按照现实的需要不断修正的。换言之，重要的不是过去的事实到底如何，而是我们总是按照现实的想象力重铸过去”。到1880年代，距忽必烈发动的两次侵日战争已经历了600年，按照记忆规律，人们应该逐渐淡忘这场声势浩大但交战时间短暂、直接战争破坏较小的战争的历史记忆。然而，由于明治维新的成功，日本很快走上对外侵略战争的道路。于是，日本通过各种途径，大肆渲染600年前“元寇”侵日的惨烈景象，凸显日本人的国难、危机意识，重塑英雄记忆、神风神国记忆，使事实记忆逐渐转化为感情记忆，从而使“元寇”成为日本对外战争总动员的极好素材，甚至成为军队精神教育资料。于是，日本也由600年前的受害者逆转为对外侵略的加害者。众所周知，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有为死者“树碑立传”的习俗，其目的是通过“石”这种可以“永存”的可视化媒介，把死者的生命意义符号化。从某种意义来说，纪念碑是一个昭示价值的符号，也是一个不断唤起和创造记忆的设置。近代以来，日本非常善于利用各类纪念碑来塑造和重塑民族记忆。十九世纪末，由汤地丈雄倡导的“元寇纪念碑”建设运动，其重心并非是纪念碑本身，而是通过这一建碑运动，唤醒日本人的被害者意识，激起日本人的“护国”（爱国）精神，从而为此后日本发动的一系列对外侵略战争进行所谓的启蒙教育。诚如前文所述，“元寇”最初是指忽必烈在位期间两次出兵攻打日本而引发的战争，但从江户时代后期开始逐渐演化为“民族敌人”“恐怖者”“入侵者”的代名词，从而演变成日本人仇视蒙古人（后来泛指中国人）的民族记忆，成为“中国威胁论”的滥觞，埋下了中日民族仇恨的种子。民族记忆是一个民族对其历史上重大事件及活动的一种选择性纪念和记录。记忆与遗忘的二律背反是日本民族记忆的鲜明特征。日本进入江户时代后，每当遭遇外族入侵或对外侵略时，常常利用“元寇”民族记忆，以“国难”激发士气，进行民族主义教育和战争总动员。随着日本人的受害者意识过度膨胀，“仇讨说”甚嚣尘上，把日本对清朝的侵略逻辑赤裸裸地暴露出来，其对外扩张的野心从此被赋予了正当性，也最终使日本逐步走上万劫不复的对外侵略扩张的道路。本文中的“元寇纪念碑建设运动”便是日本“元寇”民族记忆形成和异化过程中典型事例之一。（本文作者为浙江工商大学日本语言文化学院副教授，文章原刊于《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集刊》第三十九辑，注释从略，引用请核对原文。）本篇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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