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景平 | 水利、政治与区域社会——以民国鸳鸯池水库建设为中心

一、 问题缘起

　　中国历代水利工程特别是大型水利工程，一向是学界借以观察各个历史时期相关社会问题的重要着眼点。晚清以来，随着西方水利工程学体系的引入，一批现代水利工程得以兴建。与传统水利工程相比，现代水利工程在适用性、可靠性、工程效益方面普遍拥有巨大优势，同时也具有技术复杂、投资巨大、建设周期长等显著特点。新的水利工程体系伴随着政权更迭逐渐诞生，国家推动下的黄河治理、张謇开创的“导淮”事业、李仪祉主导的关中水利建设即为其中代表，其间错综的政治格局与丰富的社会图景吸引了学界的注意力。当前，中国近代水利史研究关注的课题主要集中于两方面：一是水利工程前期决策阶段各种政治、社会因素的分析，包括建设目标的确定、工程资金的筹措、技术路线的选择等等，着眼在工程建设之前；二是工程发挥的各种效益，包括对区域环境、社会、经济等方面的影响，焦点在工程建成之后。相形之下，围绕民国时期现代水利工程建设过程本身的研究尚有很大拓展空间。

　　受生产力水平制约，传统水利事业偏于守成，重视对既有工程的维护管理，新建大型工程并不常见。近一百多年来，不断兴建大型水利工程成为中国大地上的某种新常态，水利建设活动本身已是地方政治与区域社会的重要课题。传统水利活动的社会性主要体现于日常管理维护环节，学界所关心的水利共同体的组织原则、赋役与水权关系、水利纠纷的调处机制等皆属于此类。现代水利活动与之不同，其维护管理活动被纳入到一个由专业技术人员负责、畛域清晰的行业性体制之中，其中所涉及的社会联带不如传统水利活动广泛。但在另一方面，现代水利的建设过程同样涉及丰富的社会要素，尤其是近一百余年的水利建设从清末的负畚荷锸到当今的自动化施工之间经历一个较长的过渡时期，这其中不完全是技术与工具的演化史，更涉及权力博弈、社会动员、工地管理等诸多社会要素在新旧交替中的复杂变化。将现代水利工程的建设过程作为中国近代水利社会史的一个重要视角，分析现代水利工程建设过程中各种社会力量的相互关系与作用机制，揭示现代工程建设过程对社会造成的不同于传统水利事业的影响，不仅有利于深化对中国近代水利史整体演进脉络的认识，更有利于充分认识水利事业在中国近代社会演变中扮演的角色。

　　中国早期现代水利工程建设滥觞于清末，初步展开则在民国时期。中国传统水利工程虽有着辉煌的历史成就，但难以实现大规模的水量调蓄；现代化大中型水库普遍兴建，是中国水利事业走向现代化的标志之一。受制于资金、技术等因素的限制，大中型水库建设在民国尚属凤毛麟角，而位于甘肃省金塔县境内的鸳鸯池水库堪称其中代表，曾被媒体誉为“全国第一水利工程”，作为国人自建大中型土坝水库的发端被载入史册。

　　根据现代水利工程学的一般认识，鸳鸯池水库的建设过程可分为规划设计与组织施工两个环节。目前，关于鸳鸯池水库规划与施工的全景式研究尚属阙如，仅有来自工程亲历者、水库建设技术团队的主要成员顾淦臣撰写的回忆性文章对建设情况进行了扼要回顾。笔者曾在讨论河西走廊讨赖河流域近600年水利史发展脉络时，以不足千字的篇幅简单介绍鸳鸯池水库的建设背景与建成后发挥的工程效益，对规划与施工过程则未有涉及。本文拟对鸳鸯池水库的规划与施工过程进行全面梳理，从政治与社会两方面对鸳鸯池水库建设历史进行探讨，重点涉及三个问题：鸳鸯池水库规划阶段的政治考量、水库施工过程中的社会动员、工程建设留给区域社会何种遗产。

二、 团结后方：鸳鸯池水库规划的政治考量

　　鸳鸯池水库位于今甘肃省酒泉市肃州区与金塔县之间，因水库坝址建设于金塔县境内讨赖河干流之上的季节性湖泊鸳鸯池而得名。酒泉市肃州区即为明清时期的肃州，位于河西走廊中部，毗邻明长城西端要隘嘉峪关，东距兰州700余公里、西距乌鲁木齐1200余公里，14世纪后期以来一直是中国西北部重镇、由内地进入新疆的基地与跳板，辛亥革命后改为酒泉县。金塔县位于酒泉市肃州区东北部50公里处，是河西走廊通往内蒙古西部额济纳、居延海以及蒙古国西部地区的必经之地，也是“居延汉简”的主要出土地。金塔地区在明代曾被弃置边外，清康熙末开始移民屯田并于雍正年间设立王子庄州同，1913年改为金塔县。20世纪三四十年代，酒泉、金塔两县同属甘肃省第七行政督察区（以下简称第七区）管辖，行政督察专员常驻酒泉县。

　　酒泉—金塔地区气候干燥，年降水量普遍不足50毫米，蒸发量高达1000毫米以上，自然景观以荒漠戈壁为主，间有依靠人工灌溉形成的肥沃绿洲，是“无灌溉即无农业”的典型区域。酒泉—金塔地区以发源于祁连山区的内陆河讨赖河水系为共同水源。酒泉位于上游，灌溉条件优越，人口稠密、社会繁荣；金塔县位于下游，灌溉水源常感不足，18、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主要依靠酒泉尚未充分利用的部分径流维持农业发展，故人口数量以及繁荣程度皆远不及酒泉县。大约从19世纪末期开始，酒泉地区渠道取水方式由无坝顺河引水改为有坝拦河引水，这一水利技术上的显著变化使得地表径流在灌溉期间被全部留蓄于上游，下游金塔地区的灌溉状况在20世纪初急剧恶化。此外，边疆形势的变化亦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清代金塔地区居民因水源不足，故未全部从事农业，有相当数量者从事由肃州经额济纳到科布多、乌里雅苏台等地的商业贸易。20世纪20年代，外蒙古局势发生重大变化，导致这一传统商路于20年代中期彻底中断。一时间，农业成为金塔绝大多数民众的唯一生计来源，这使得本已匮乏的灌溉用水更不敷用。

　　甘肃省政府对金塔县的用水需求深感同情，遂在派员调查后于1936年初发布训令，强制酒泉于灌溉期间让出部分水源，向金塔实施“均水”，引发酒泉方面强烈反对，酿成流域内严重的社会冲突，史称“酒金水案”。酒泉士绅与民众认为未有成例，不但拒不执行省府命令，而且多次与前来“均水”的金塔民众发生激烈冲突，当年即爆发数次千人规模以上的械斗；省政府、第七区公署几番试图调整“均水”方案，皆以失败告终。愈演愈烈的争水活动对区域社会造成巨大伤害，酒泉、金塔两县隔阂日深。酒泉商人在金塔经营之商铺被迫歇业，导致金塔全县的灯油、布匹等输入型日用品一时断供；而金塔之水源供给更因酒泉人士恶意劫夺而更趋恶化，酒泉民众宁可把灌溉余水放入戈壁滩也不使其流向金塔。至此，水利危机有演化为全面社会危机的危险。

　　在此背景下，时任金塔县县长赵宗晋与酒泉县长凌子惟于1938年联合提出在两县边境修建水库的方案。他们指出，金塔灌溉水量不足并非讨赖河全部径流不敷灌溉，而是非灌溉时期的径流无法利用，只能任其流失，故应择地修建水库蓄积非灌溉时期的径流。水库一旦建成，则灌溉时期上游不必给下游“均水”，下游自可使用水库所蓄之水，如此两方将永消争执。彼时地方政府对日益严重的区域争水活动无计可施，水库不但可以根本解决金塔的水源问题，还可以使官方免于承担吃力不讨好的“均水”任务；至于水库建设的资金从何筹措，各方一致认为：希望上级政府予以拨款。第七区专员与酒泉、金塔两县县长在1939年2月共同拟具给甘肃省主席朱绍良的一份签呈中提到：

　　建筑蓄水库，损自然之有余济苍生之不均，是为安静地方唯一办法，殆无疑义。惟其规模宏大，预算之巨，似非地方所能具办。况抗战军兴以来，地方疲弊已极。非由主席垂顾，绝无成就可能。

　　甘肃省政府对此反应亦积极，认为经费“自当在省筹措”；同时委托建设厅继续勘测，当年即正式确定水库坝址应在金塔县南部的鸳鸯池一带，并开始在各类文件中使用“鸳鸯池水库”之名。这表明修建水库已经不存在争议，各级政府在工程目标、技术路线、经费来源等关键方面也并无分歧，工程进入建设阶段的规划环节。唯一的问题在于，当时甘肃省政府无足够财力与技术人才继续推进。对此，时任第七区专员的曹启文表达了悲观态度。他在一份说服酒泉民众遵守省府1936年训令向金塔“均水”的批示中表示，抗战已经到了紧要关头，国家无暇顾及酒泉，水库修建的时机恐怕要在胜利后才能到来。

　　曹启文以为的时机比设想中来得要快。1941年，中国银行与甘肃省政府以“七三”比例合股，成立甘肃水利林牧公司，时任中国银行负责人宋子文兼任公司董事长。该公司实质上为国家金融资本扶植下的“投资—建设”联合体，其业务重点在于负责甘肃全省水利的规划施工，而水利建设又明确以河西走廊为核心。1942年，蒋介石视察酒泉；自当年起，行政院决定每年拨专款1000万元支持河西水利建设；1944年，国民党五届十二中全会又确认“开发河西农田水利为国家事业”。河西走廊水利建设得到了政策的加持。战前曾主持“大上海”建设计划的原上海工务局长沈怡被任命为总经理，成为甘肃水利林牧公司的实际负责人，他运用个人声望以及较为优厚的薪酬延揽了一大批当时顶尖的水利工程专家到甘肃服务。

　　仅数年时间，河西走廊水利建设面临的资金与人才困难都大为纾缓，其背后的根本原因是抗战中河西走廊战略地位日益凸显。河西走廊不但是抗战初期重要的国际援华通道，也是当时中国唯一现代化石油基地玉门油矿所在地。此外，在东部诸多优良农业区相继沦陷后，河西走廊诸绿洲被寄希望成为大后方新的粮食主产地，故水利必须先行。抗战期间河西走廊现代水利事业在政策、资金、人才方面得到种种优待，“时势”给鸳鸯池水库工程的上马提供了难得的外部机遇。

　　但在另一方面，河西走廊地域广阔，东西长1000公里，涉及近百条大小河流，耗资巨大的现代化水利工程不可能全面铺开。1941年8月甘肃水利林牧公司成立时，总经理沈怡反对大量上马小型水利工程，主张应集中力量“先办成一件大工程”。当时在河西走廊，武威所在的石羊河流域、张掖所在的黑河流域以及玉门所在的昌马河（即疏勒河中游）流域，均有经甘肃省建设厅事先勘察过的大型灌溉工程建设计划，均可大幅增加垦荒面积，效益远在鸳鸯池水库之上。最初，沈怡倾向在张掖地区兴办工程，曾主张“弱水（即黑河）两岸土地肥沃，是第一个需要我们改进水利的地区”；其后态度转变，主张在“酒泉地区”安排相关工程。沈怡所谓“酒泉地区”并非酒泉县，系指以酒泉为中心的甘肃省第七区。沈怡认为，第七区是玉门油矿所在地，发展水利、促进农业，可以配合油矿，而油矿的一部分工程设备和技术力量也可就近支援水利建设；但更为关键的是，沈氏指出第七区毗邻盛世才集团控制的新疆，在此开发水利“复有政治意义”。

　　此“政治意义”究竟为何，沈怡未予说明。但结合当时整体的“时势”，显然与国民政府的新疆战略关系密切。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原本依附苏联的新疆盛世才集团开始倒向国民政府。蒋介石认为，解决新疆问题的时机已到，遂开始调集中央系军队重兵驻防酒泉，进行入疆的军事准备。在此情形下，沈怡主张将水利工程部署在毗邻新疆的第七区，无疑与之相关。但即便如此，仍然不意味着开工建设的必然会是鸳鸯池水库。民国时代的甘肃省第七行政督察区管辖地域大致与今日甘肃省酒泉市相似而略大，面积超过山东全省，大型工程如布局在玉门（今甘肃省玉门市）、安西（今甘肃省瓜州县）所在的昌马河流域将比鸳鸯池更为有利于新疆战略的实现，因离新疆更近，垦荒面积也更大。此外，昌马河流域的玉门、安西两县官民吁请兴建工程的呼声亦很强烈。因此，鸳鸯池水库最终在与昌马河流域灌溉工程的竞争中胜出，还需要“时势”以外的加持。

　　约在1941年底，甘肃省水利林牧公司总经理沈怡致信甘肃省建设厅厅长张心一，谓第七区拟建之大型工程应在昌马河与鸳鸯池之间选择一处，征求张心一的意见。张心一系甘肃临夏人，长期在中国银行负责农业统计与农村信贷方面的工作，应邀回甘肃出任建设厅厅长后痛感地方财力不足，遂运用自己在金融界的人脉关系，促成甘肃省水利林牧公司成立，并位列水利林牧公司六位董事之一。沈怡对张心一极为倚重，其初到兰州即在张心一家中暂住，业务、人事方面亦时常与之商议。当沈怡征询工程选择时，张心一复信一封，于沈怡称字而不称衔，力主修筑鸳鸯池水库，信中云：

　　鸳鸯池水库前经弟派员勘测，实属急务。酒、金地属要冲，各方观瞻俱在，而纠葛年深、情形最迫。水库一日不成，酒、金一日不安耒耜。前方战事紧迫，后方更宜团结，金塔赵县长谓鸳鸯池工程或当为后方团结之希望，良不谬也。……昌马河等地效益甚大、于西路国防潜在助力更属直接，宜待鸳鸯池竣工而后举。此内外缓急使然，不可不慎。

　　在张心一看来，解决社会矛盾、促进“后方团结”宜急办，大力垦荒、助力尚未发生问题的“西路国防”宜缓办，以此强调鸳鸯池水库的优先价值。张心一不否认新建水利工程对于经略新疆意义甚大，但强调服务抗战、确保后方安定应该放在更优先的地位。张心一的信函显然对沈怡的决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影响。不久后，甘肃省水利林牧公司即于酒泉设立肃丰渠工程筹备处（后改为肃丰渠工程处），聘请中央大学水利系教授原素欣任主任，接续甘肃省建设厅的前期工作继续开始规划。1943年，复成立甘肃水利林牧公司酒泉工作总站，原素欣兼站长并兼水利林牧公司副总工程师，总管公司在河西走廊各地水利事务。所谓“肃丰渠”，其实是指金塔县灌区的整体现代化改造，其核心就是作为灌区水源的鸳鸯池水库。1943年6月，水库进入施工阶段，成为甘肃水利林牧公司唯一推动建设的大型水利工程。

　　鸳鸯池水库的规划活动从1939年开始至1943年结束，规划实施者经历了从甘肃省建设厅到甘肃水利林牧公司的转变。与民国时期其他地区新建灌溉工程多以“兴利”为目的不同，鸳鸯池水库的规划自始至终是把“除弊”作为着眼点，即消弭酒泉、金塔两县水利纠纷，维持区域社会的基本秩序。因此，在最终编定的工程计划书中，肃丰渠工程筹备处明确提出水库工程的目标是：在酒泉不实施“均水”的条件下保证金塔县现有耕地每年灌溉两次。至于扩大灌溉面积、进行垦荒，这是下一步对灌区进行现代化改造的内容。关于工程的意义，计划书指出水库于“国家用武之际，尤可安定后方、团结人民”。在鸳鸯池水库的开工贺信中，第七区、金塔县、酒泉县都突出了水库在促进“后方团结”方面的功用，似乎达成某种普遍默契。从目前所见文献来看，张心一是“团结后方”论最早的提出者。

　　鸳鸯池水库的规划工作，将切近的社会宗旨安置于抗战的大背景下，终于获得甘肃水利林牧公司的支持而上马。地方官员如曹启文曾经把水库修建的巨大耗费与抗战的艰难局势对立起来，因此并无争取上马的信心；沈怡领会到蒋介石解决新疆问题的意图，决定在第七区兴建大工程；而张心一深知甘肃水利林牧公司成立背后的国家战略诉求首先是服务抗战，遂以“团结后方”为由把鸳鸯池水库的规划宗旨嵌入到抗战话语中，并最终使其成为上下普遍接受的水库规划宗旨。至于水库化解地方危机的真正社会效益，在其竣工后才得到了媒体的正确揭示，彼时抗战已经结束。在国家财力有限的前提下，区域社会有关兴建大型水利工程的诉求能否实现，与主事人对国家整体战略的体察息息相关。

三、 民工征调：现代工程的传统动员机制

　　鸳鸯池水库自1943年开工后，首先进行的是小规模的岸上工程建设，如导水墙、闸室等。这些工作在原素欣等技术专家的精心组织下推进顺利。然而，当水库建设进入攻坚阶段即主体工程大坝施工时，遇到了意想不到的严重困难。鸳鸯池水库大坝是根据现代水工原理设计的土坝，施工难度颇大。首先，为取得良好的蓄水效果，坝址选在一处石质山峡中，与取土地相距较远，运输成本较高；其次，鸳鸯池水库大坝作为一座依据现代工程原理设计的重力坝，无论坝体的高度、厚度还是填筑的紧实程度，皆非传统夯土建筑能比，工程量巨大，且随着坝体的增高愈到后期填筑愈发困难。以当代眼光来看，这两点解决起来并不难，只要有一支精干的专业施工队伍、足够的自卸式卡车、少数特种设备即可很快完工。但在鸳鸯池水库施工的全过程中，不但没有专业化施工队伍，仅有的四辆汽车需远赴兰州等地运输水泥等“贵重”建筑材料，最为珍贵的工程机械之一是用于基坑抽水的水泵。这意味着“现代化”的鸳鸯池水库大坝，其核心的工程用土运输与填筑工作，必须全部由“前现代”的方式完成，需要动员大量的人力进行相关工作。

　　在18世纪上半叶金塔地区经移民屯田重新设置县级行政区以来的历史中，鸳鸯池水库工程的民工动员可以用“史无前例”形容。首先，此次动员的规模史无前例。鸳鸯池水库的动员是在全县范围内进行，此前年度进行的渠道维护是金塔区域社会最大的力役需求，而水利修造由灌区各负其责，由民间水利共同体自行组织，并不需要县级政府出面进行统一动员。其次，此次动员经历的时间长度史无前例。鸳鸯池水库自1943年6月事实开工，至1947年5月竣工，历时四年，期间未有间断；相形之下，年度进行的日常水利活动累计不过一个月。其三，此次动员的组织复杂程度史无前例。鸳鸯池水库工地需长期维持千人以上的施工队伍，在工作中还需细分为十一个任务类型，需要进行不同的程序管理，这是传统水利工作完全无法比拟的。

　　金塔县政府开展的动员工作，开始曾试图依托新县制实行以来日渐基层行政化的乡、保机构予以执行。根据工程处提交的月度需工数字，金塔县政府将每月派工指标分解到各保，分解原则以各保耕地面积为依据，地多者多派，由各保长负责本保民工的派发、集合、输送、报到事宜。工地建立起一套完备的核算机制，各保每日缺工数量皆记录在案，由下月统一核算补征。民工到工地后编为一大队，设立民工大队长，队下设班，每班原则上由同属一保或两保的民工组成。民工大队长常驻工地，中山、中正两乡乡副为联络员，每月初一、十五两次到工地点验民工，协助催派。此种看似严密的民工征派机制，其施行效果并不尽如人意。金塔县人口稀少，兵役等负担极为繁重，民众对水库征调普遍有抵制情绪。且全县地域辽阔，县域北部各灌区末梢村落距离县域南部的水库工地远达20—30千米，民工前往工地全赖步行或乘牛车，备极艰辛；同时又由于水库工程旷日持久，往往与农时冲突。如此种种，使得各保实际到工人数严重不足，缺额从20%至60%不等。土坝填筑工作因此陷入困境。

　　虽然金塔县政府在鸳鸯池水库特别是民工征调方面表现不佳，但一味指责地方官员面对现代工程麻木不仁甚至只知谋求狭隘的小圈子利益，无疑会将问题简单化。金塔县乃至整个河西走廊县级政府的孱弱有其特殊的原因。20世纪30年代，河西走廊被青海马步芳集团占据近十年，甘肃省政府虽可任命地方文职官吏，但地方赋税上缴青海，地方治安亦由青海军队负责，故政府极为弱势，官员亦少权威。延及40年代，占据河西走廊之青海军队虽撤出，但弱政府之下诸事难为的事实并无改变，社会凋敝、治理缺位遂成为河西走廊地方的一种常态。

　　正当金塔县政府对民工征调一筹莫展的时候，地方士绅开始积极介入民工动员活动。受浓厚“屯田”遗风的影响，士绅阶层曾被刻意排斥于地方官员直接主导下的区域水利事务之外。但自20世纪20年代开始，金塔士绅阶层开始领导向酒泉的争水活动，在“酒金水案”中表现出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绅权一时高涨。民国后期，士绅不但通过把持参议会等机构活动于政权边缘，更通过控制县长任名义主席的县水利委员会对全县水利事务实施深度干预，而水利是金塔的核心命脉。民国时期金塔士绅阶层的公认领袖，是金塔争水运动发起人赵积寿，可以直接干预水库工程施工的决策环节。

　　最初，以赵积寿为首的地方士绅试图在征调原则上做一些调整。县政府最初制定的征调原则系根据工程处建议，以水库竣工后“受益面积”为依据。士绅们则指出，金塔地广人稀，土地开垦随意，休耕地与抛荒地难以截然区分，民众为少交税普遍有不同程度的隐匿，实际地亩数在民国以来数次清丈中均未切实搞清，以耕地面积摊派其实很难确保公平。士绅们建议，以各保应纳田赋为依据摊派民工，民众不至于有意见。士绅们还提出，水库位于全县灌区最上游，离工地较近的区域处于相对上游，以后可稳定受益，而距离工地较远的区域处于灌区末梢，灌溉保障情况不如上游。因此，由稳定受益区适当照顾偏远地区、多承担一些劳役，既合乎公平原则又体恤了边远地区民众上工的艰苦。这些建议均被采纳。

　　如果不考虑具体的时代与空间语境，以“受益面积”为依据进行人力动员，这其实是中国水利现代化中义务劳动的通行组织办法。在设计此种方案的民国工程师看来，这种方式无疑能彰显公平。士绅们的主张则来自河西走廊传统水利经验。明代后期以来，河西走廊灌溉活动中开始出现以田赋为依据的水资源分配以及劳役分配制度，至清中叶定型，文献称为“按粮分水”，此处“粮”系“皇粮”之意。这种制度安排，其实是着眼于在干旱少雨而地广人稀的河西走廊，水权业已超越地权成为第一产权，而在事实上将田赋与水权直接挂钩。因此，以田赋数额而非耕地面积为标准摊派水库劳役，更符合当时区域社会的一般公平观。此外，传统灌溉活动中，由于渠道渗漏损失惊人，渠道下游能获取的灌溉水量往往相应递减，上游地区一般会给下游地区额外让渡一部分水权，以弥补损耗。在水库劳役摊派中，由上游地区对下游地区进行某种照顾，亦体现出对水利传统的继承。

　　然而，仅仅在征调原则方面进行某些优化，完全不足以确保各保民工按数量到达。部分士绅开始直接对征调过程进行深度干预，其核心是设立催工员制度。由士绅控制的县水利委员会做出决议：“水库工程刻不容缓，应由本会委干练人才切实催派。”催工员以保为单位实行催派，由士绅或其宗族成员担任，其职责是通过“包干制”确保满员上工。至于如何实现这一目的，催工员采用的方式不尽相同，有的较为人性化，但更多系使用暴力，以抓壮丁的办法搜捕、押解民工到工地，并对拒不执行者施以私刑，造成许多极为残忍的行为，但政府对于这种行为给予了一定容忍。催工员制度中的这种暴力要素，与河西走廊传统水利事务中水利领袖的特权一脉相承：为了维持水利共同体的日常运转，河西走廊各灌区由民间推选的水利领袖可以对在年度水利修造中未缴清钱物或未出够人工的农户“强制执行”。

　　部分士绅对于民众征调活动的另一项重大干预是改革民工伙食费制度。民工在鸳鸯池水库工地的劳动属于摊派性质，肃丰渠工程处负担伙食费用。由于金塔县物资匮乏，由工程处直接采购恐导致粮价暴涨，遂采取分散采购之法，按月将伙食款总数拨付给金塔县政府。金塔县政府根据各保的派工情况，按比例将款项分发至各保，由各保长购买面粉，与所征调民夫一起送至水库工地，由工地设简易食堂统一安排伙食。这一制度很快暴露出弊病。一方面是县、乡、保层层贪墨，使得运输至工地的粮食大大低于额定数量；另一方面是县域内偏远地区缺乏粮食市场，遇青黄不接时，纵然有款亦无粮可买。赵积寿等士绅提议，将此款项直接发给民工个人，民工各自携带口粮至工地，准予个人或自行组合做饭。统一供应食品是现代水利工地的通行原则，自备口粮则是传统水利修造中的惯例，后者显然更易被接受。在工程处的支持下，赵积寿的建议最终为县府采纳。

　　在鸳鸯池水库修建的过程中，工程师与地方士绅群体保持了密切的合作，这种合作正是以民工的组织动员为核心。原素欣麾下的年轻工程师在水库工程外协助地方改造旧渠时，即普遍懂得与士绅阶层搞好关系，如龚玺在酒泉中渠改造中非常细致地把有关人员安排进士绅执掌的水利共同体，顾淦臣在改造王子庄六坪时更是明确邀请“熟悉地方情形之人士负责”，“盖农民信仰者为地方绅士也”。作为小型工程的旧渠整理尚需士绅协助，大型水库工程更是如此。原素欣指出：“工程可否按期完工，我们只有依靠民众的理解，依靠声望人物的合作。”

　　当然，“声望人物”的所作所为是否真正得到“民众的理解”，是大可怀疑的。从口述资料来看，所有采访者均对鸳鸯池水库修建中的民工征派持负面记忆，有的老人还能背诵当年诅咒赵积寿等人的民谣。在1958年由官方编写的《河西志》中，更是突出了鸳鸯池水库民工征派的残酷，并谓民间称其为“冤枉池”。但依靠士绅而非地方官员的配合，鸳鸯池水库的民夫征调毕竟得到了明显改进，土坝终于在1947年5月完工，“现代”工程最终以“前现代”方式完成组织动员。士绅阶层运用传统资源，实现了区域社会罕见的大规模民工征调，而国民党当局下大力气建设并急剧膨胀的基层政权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只在档案中留下大量徒为具文的历史印迹。

四、 鸳鸯池水库建设的社会遗产

　　1947年鸳鸯池水库竣工蓄水后，酒泉—金塔间的水利纠纷彻底平息，当年金塔县就结束了无水可灌的历史。不过，水库建设留给地方的遗产显然不止这些。民国最后一任金塔县县长马元鹗曾说：“鸳鸯池水库给本县公职人员都有启发，使我们设法学习科学的精神以及新鲜的工作方法，改善我们自己的事业。”在马元鹗眼中，水库建设的“副产品”同样值得重视。

　　如前文所论，水库修建中巨大的民工征调工作在士绅的帮助下得以顺利完成，这给金塔县当局以重大启发。在日益白热化的国共内战中，远离主战场的河西走廊也面临日益繁重的壮丁征派任务，金塔县在鸳鸯池水库民工征调中依托士绅、甩开乡保的动员机制成为某些地方官员眼中的灵丹妙药。1948年3月，金塔县参议会议长提议成立“丁役委员会”，明确提出“采取水库征派方式”，将部分士绅结合进体制，在壮丁征派中充当急先锋；甚至以“另行调查清算事实已不可能”为由，建议直接以肃丰渠工程处1946年7月编定的各保派夫清单摊派壮丁为依据。部分士绅踊跃参加“丁役委员会”，横行乡里，由此形成极大民愤。在较积极的方面，由士绅主导动员的方式被金塔县政府写入鸳鸯池水库后续扩建工程的计划，拟建立由县长任主任、士绅任委员的“工程委员会”，全面负责民工征调活动的计划，明确各乡、保仅起辅助作用。

　　通过水库建设，不但使县级政府“意外”增强了大规模社会动员的能力，还在流域内部初步形成了水利协商机制。酒泉、金塔所在的讨赖河流域原本没有定期的水利事务会商，只在发生重大纠纷后才由双方官员临时处置。鸳鸯池水库开工以来，工程处不定期组织两方主官一起开会商议民工征调、材料购买等事，同时邀请第七区专署派员参加，后会议主题从单纯的水库事务扩展到全流域水利事务，会期定为半年一次，事实上形成了一种流域水利事务的磋商机制。技术人员召集会商的本意，是为了在水库建设期间达成酒泉—金塔之间的临时均水办法，避免再爆发严重冲突以影响工程进度。鸳鸯池水库竣工后，此种流域性的水利事务磋商机制一直保存，并在1949年之后演化为流域委员会制度，为解决日后一系列重要水利问题创造了制度条件。

　　政府动员因工程建设而得以顺畅，酒泉、金塔两县因工程建设而建立起沟通协作机制，鸳鸯池水库确实为地方政府的治理活动提供了许多新的资源。地方官员中的有识之士已经意识到，水库建设过程遗留的“副产品”需要在政府的日常行政中予以存续。鸳鸯池水库竣工时，给水涵洞出水口悬挂金塔县政府所献“继禹云迹”匾额，其间的隐喻或许在于，鸳鸯池水库建设者的功劳不仅在于完成工程，亦如大禹一般树立起个人品德与社会成就的丰碑。

　　当地方官员试图在原有的行政框架下延续鸳鸯池水库带来的治理成果时，工程技术人员则倾向于将鸳鸯池水库建设中经历的种种艰难视为一种经验教训。原素欣曾云：

　　工程处悬浮于地方，无行政权力，事事需地方协作便事事头痛。工程的反作用力大半在于协作。一般职业官僚智识水平甚低，细微事体亦拖延旬月，更有意识贪婪者每每试探。此渠工虽可尽力完成，而欲真实达到所谓河西开发宏图，非变更公司（按：指甘肃水利林牧公司）制度不可。如能否效法TVA之精神，结合行政与驻军力量令行禁止，赋予各工程处实行有力动员之权，可使技术意志迅转行动，国家拨款用得其所、免于贪渎。果能实现，公司在河西的事业方可称不朽。

　　原素欣谈话中提到的TVA，系美国田纳西流域管理局（Tennessee Valley Authority）的缩写。作为罗斯福新政的样板，田纳西流域开发成就了20世纪最著名的巨型公共工程之一。田纳西流域管理局即是为建设管理流域内诸多工程而设，是一个具有政府部门性质的流域管理机构，对于灌溉、防洪、发电的组织协调皆具有很大的统筹管理权力。田纳西流域管理局引发中国工程界的普遍关注。甘肃水利林牧公司总经理沈怡坚信，河西走廊是中国除长江、黄河流域以外第三个适合引入田纳西模式的区域。在调任交通部次长后他仍然表示，“甘肃水利林牧公司之努力，与美国TVA之理想近似”。原素欣作为甘肃水利林牧公司副总工程师，抱有与沈怡类似的想法极为自然。他希望有一个类似TVA的机构可以“使技术意志迅转行动”，即可以使工程师的技术思路免于受到地方官僚及原有体制的掣肘，快速付诸实践。

　　作为一个“悬浮于地方、无行政权力”的工程领导机构，肃丰渠工程处确实因执行力不足而面临诸多困难。以原素欣为代表、工作在工程一线的技术人员对“田纳西模式”的理解，其实是一个能够避免依赖地方政府的强大技术机构，这个机构可以直接贯彻工程师的意图、高效使用资金，而核心是“实行有力动员”。

　　除上述原因外，“田纳西模式”得到工程人员期盼，还部分在于可以将大型水利工程建设带来的治理成果发扬光大。工程师不仅满足于完成水库建设，对这种建设的社会治理成果也有着明确追求。当然，这种社会治理并非出于某种政治理念，仍然首先着眼于未来工程的要求。原素欣在接受酒泉本地报纸《七区通讯》采访时说，日后酒泉乃至河西走廊还将修建更多水库，鸳鸯池水库可以进行两方面的准备，第一是建立工地管理体制，第二是训练管理人员与技术工人。与传统水利工程的年度修造相比，鸳鸯池水库工地确实已具备某些“现代工地”雏形。工地每天以升旗降旗作为工作起始的标志，每日上工前除由民工大队队长点卯训话外，还有十五分钟宣读报纸新闻的时间，使民工知晓大事。工地设有医疗处，可以处置轻伤和一般疾病。工地监工佩戴统一徽记，工程处对体罚活动有明文限制。工地有详细的个人工分统计，每半月评选先进、发给奖励。甘肃水利林牧公司总部还曾试图在工地开展体操训练、定制特种岗位工服、安装工地广播等举措，终因经费问题未能推行。这种工地管理及气氛，在当地前所未见。在人才培养和技能训练方面，鸳鸯池水库工地亦成为一所速成学校，1949年后金塔县水利局数任局长都曾参与鸳鸯池水库施工，工地被他们认为是水利工程启蒙学校，因为“以前都是上面叫干啥就干，不知道为什么干，在这里第一次有人把为啥这水库非修不可的道理说清楚”。20世纪50年代，兰新铁路开始修建，有关方面在吸收石工、木工参与施工队伍时，特别强调注意从金塔县招募，因为其“服务水利工程期间，多已掌握浆砌技术”，且很多人可以读懂简单的工程图纸，而河西走廊其他地区“缺乏此类技术工人”。

　　工地管理体制建设和人才人员培训，对地方社会的影响远远超过了工程建设周期。但这些影响同时也是脆弱的，受到各种各样层出不穷的挑战，其中有的还来自支持水库建设的“盟友”士绅阶层。为了推进工程进度，士绅通过水利委员会撤换了态度宽厚的民工大队长，继任者手段严苛，甚至不允许民工在工作期间随时方便；夜间为防止民工逃亡，甚至要求监工每晚将民工的裤腰带逐一没收。有人因此向士绅领袖央告，士绅领袖反说：“你的裤带丢了，散工回家找我要。”一位监工在后来承认：“××（按：指民工）不挖土，我把他打几下。工程科（按：应为工程处）叫我不要打，×××（按：指士绅，1949年后被划为恶霸地主）给我一个镐把子，倒提着打。”还有一位当年的石匠回忆：“技术员教我们用工程尺等，开始大家都很有兴趣，原来我们不会砌这么高的石墙。后来地主×××到工地转一转，凡是该散工回家的人，都要拉去要去给他砌果园的石墙，而且不给钱，说‘你们的钱都在工地上’，大家就没有兴趣，说‘学吹火把眼迷了——瞎忙活’，以后就让技术员把线放好，我们只是照着做，技术员还奇怪我们为什么不再学了。”士绅们的这些做法，都与工程处试图使工地管理制度化、文明化的努力背道而驰。

　　来自区域社会尤其是士绅阶层的破坏性力量，也使得有识之士对“田纳西模式”的呼唤又增添了新的内容：保卫工程建设的社会遗产。1946年，甘肃省建设厅长张心一建议省府改组水利林牧公司，发表如下意见：

　　近年甘肃建设仅有萌芽，动静之间即有夭折之患。如今各方面人才多数东返，不但建设无希望，而社会亦恐倒退。如今之计，亟需以建制维持建设，公司之体制已不适合。……类似机构在美国实为政府部门，此正我所当效法者。

　　张心一所谓建设夭折引发的社会倒退，不可避免地包括类似金塔士绅破坏鸳鸯池水库工地管理制度的事件。作为“建制维持建设”的实践，甘肃水利林牧公司河西部分改组为水利部河西水利工程总队，张心一妻弟、著名水利专家黄万里被任命为总队长兼甘肃水利局长。黄万里在40年代最后两年中的一系列艰苦工作，竭力避免了河西走廊水利建设的夭折，但是否阻止了社会倒退则不得而知。毕竟，紧靠少数技术人员勉力支撑的水利工程体系，其留给区域社会的遗产必然是稀薄脆弱的。

结　语

　　现代水利工程引入中国时，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刚刚开始。尚保留有诸多传统特质的民国社会，需要对其尚不熟悉的现代水利工程做出反应，并接受工程带来的诸多变化。鸳鸯池水库规划施工的历史表明，在现代水利工程的建设阶段中，包含政治与社会方面极为丰富的内容。

　　鸳鸯池水库规划阶段，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获得拨款。民国时期，酒泉—金塔传统绿洲社会受资源与环境条件制约爆发灌溉危机，官员民众一致选择以兴建现代水利工程作为解决之道。但在最终的规划文本以及宣示口径中，展现出的是地方社会对当时国家战略的主动契合，工程由此顺利上马。现代水利工程投资巨大，在争取建设机会的有关政治运作中，区域社会必须充分借助“时势”的力量，方可成为争取现代水利工程落地的有力话语。

　　鸳鸯池水库施工阶段，民工征调成为无法回避的核心问题。受制于工业化水平，民国时期的现代水利工程纵然设计理念与运营效果不亚于欧美，但施工阶段中彼用机械、我用人工，工程建设仍然以传统的方式和区域中的多数民众发生关系。民国时期现代水利工程的施工中往往依赖传统的社会动员机制进行，这与1949年后群众性水利建设中采取新型社会动员机制形成很大区别。传统水利活动中的某些组织资源被沿用改造，使现代工程建设在前现代方式推动下得以完成，鸳鸯池水库建设可视为民国时期现代水利工程建设的典型案例。

　　在鸳鸯池水库的建设过程中，工程技术人员在水库设计施工过程中的一系列努力，给区域社会留下远超工程效益的丰厚遗产。但这并非由于某种政治理念或社会理论的驱策，而是现代工程建设中为保证建设目标的达成，往往同时以制度创新或改良为核心开展“软件”建设，其成果往往扩散至更广泛的社会领域。面对这些建设中留下的遗产，地方官员更多地视其为某种精神感召以及对现有体制的补苴罅漏，一线工程技术人则看到了既有体制与日后大规模工程建设的不相符合之处，希望建立一种崭新的工程行政体系并保卫治理成果。现代工程中的政治和技术关系并无一种先验的最优设定，需要在长期实践中不断进行探索。

　　工程技术人员的介入，使得政府官员与社会力量的互动中增添了第三方要素，现代水利工程建设对区域社会演化的影响机制由此变得日益复杂。考察工程技术人员在其间发挥的作用，不只在于对政府或社会意志的顺应违忤，其思想行动受现代工程内在逻辑的影响同样值得重视。

　　现代水利工程的规划与施工有着明确而现实的目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各种政治话语都可以被借用，而看似落后的传统也可激发出活力，故工程建设所可能调动的资源、借助的力量、运用的手段、产生的影响都不可事先规制。近年来，由于水利史研究聚焦基层社会的趋势，以致有声音呼吁要重新找回水利史中的“国家”。事实上，水利史研究中的国家层面从未缺席，只是在问题意识方面，其对国家权力运用机制的强调与“水利社会史”研究中对揭示社会自主运转机制的重视缺乏融通之处。民国时期现代水利工程背后往往都有国家的身影，但在建设过程中又需要社会的配合。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国家”与“社会”有机结合在一起，既不至夸大“技术官僚”自上而下的社会形塑能力，也不会片面强调区域社会的自组织能力。现代水利工程自带的刚性技术指标背后，往往隐藏着国家与社会之间诸多细致而深刻的互动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