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试读《全球史讲稿》丨“亚洲兴起”话题在当下的热度

《全球史讲稿》

〔德〕于尔根·奥斯特哈默　著

陈浩　译

商务印书馆2021年10月出版

定价58.00元

“亚洲兴起”话题在当下的热度

20世纪90年代西方许多知识分子期待着“美利坚治世”（Pax Americana）的到来。他们希望，作为冷战赢家的美国，从此能够借由压制反现代化的伊斯兰主义，把自身的价值传播到全球。其结局将是，每一位为之奋斗的人都将获得自由；每一位辛勤付出的人都将获得财富。但是让另外一些人感到忧虑的是：美国干涉他国的部队到处行动，奉行激进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被挑起，以及全球性和世俗性的美国文化工业的胜利。“9· 11”恐怖袭击和12个月后一名安全学博士的攻击性报告（译按：指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赖斯指责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以及2003年伊拉克战争的爆发，在这一系列的事件之后，似乎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终于可以把它的规则放之四海而皆准了。市面上很快出现了大批帝国题材的书籍，其中最令人喜闻乐见的是把美国与罗马比较，值得注意的是，不是与罗马的末代皇帝罗慕路斯·奥古斯都，而是与罗马的一代明君——图拉真比较。曾任卡特总统安全顾问的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早在1997年就直接把美国作为帝国史的延续来加以阐释了：美国是在罗马、蒙古、 西班牙和不列颠之后横空出世的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帝国”——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

然而到了2010年，所有的这一切似乎都成了遥远的童话。中国和印度达到了8%到10%的GDP年增长率，把美国和西欧远远地甩在了后面。在21世纪初事态严峻的时候，美国不是一个人说了算。G7或G8，被G20所取代，后者是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决策机构，在此框架内新兴国家可以平等地参与讨论。乔治 · 布什时代所奉行的军事干涉政策，也被称为“单边主义”，在2009年奥巴马政府更加谨慎、避免冲突的风格面前有所退却。随着2008年9月15日雷曼兄弟宣布破产，又掀起了新的舆论热潮，人们对所谓的“美国优势论”开始怀疑。即便美国从经济危机中挺了过来，人们还是认为，另外一个长远的、划时代的势力将要兴起。

写书的人又开始乐此不疲了。大约从2005年起，关于亚洲崛起的书籍数量激增，书名也大同小异。在一些人眼中，亚洲作为一个整体，势必勃兴（ 例如《亚洲回归：西方主导的终结》），另一些人则聚焦于亚洲的三个主要国家（ 例如《 亚洲三雄：中国、印度和日本的崛起》）。中国专家们把“他们［所研究］的”国家的进步说成是世界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变化（例如《当中国统治世界时：中央帝国的崛起与西方世界的终结》），而印度研究专家们则把南亚次大陆视为全球大国博弈中的真正赢家（ 例如《印度：从地区大国到世界大国》）。鹰、龙和虎的形象成为不少杂志的封面插图。甚至在谈论俄罗斯“熊”时，也会让人不寒而栗，但更多的是把它当作新帝国主义的投机者，而不是蕴含现代化潜能的一股势力，总之，我们只是将俄罗斯视为全球政治玩家之一，而不是出类拔萃的弄潮儿。

“亚洲兴起”或者作为全球第一大洲——亚洲里几个重要国家将要兴起的话题，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日常谈资。鱼龙混杂的各路专家跃跃欲试，试图揭示出隐藏在这一现象背后的秘密。这似乎令人难以捉摸，因为欧洲和美国人一度不相信亚洲会崛起：发展中国家竟然发展了起来。但是，还没有人批判和反思我们那套谬以千里的衡量标准。自1990年代以来中国的变化，无论是速度还是规模，都是实实在在的，甚至是令人惊叹和史无前例的。准确地说，在历史上还没有一个像中国那样的先例，使亚洲的发展速度让欧洲人惊愕。公元7、8世纪起源于阿拉伯半岛的早期伊斯兰教的扩张，如同自然灾害一般向地中海邻国奔袭而来。没有人在13世纪早期预见到蒙古帝国会如闪电般出现，而奥斯曼帝国会在中世纪结束之后的15、16世纪崛起成为一个超级大国，这一点也是基督教知识界始料未及的。

研究当代史的学者不愿意追溯到那么远。他们意识到亚洲经济体在前现代的活力，进而指出当代亚洲的经济动力并非始于21世纪。在20世纪60年代，欧洲的注意力集中在日本——该国所奉行的军事扩张主义在1945年夏天戛然而止，现在则是世界公认的勤勉文明国家——日本与素有经济奇迹之称的西德曾经各领风骚。在70年代，日本的通讯电子产品冲击着欧洲本土的产品。80年代末，美国三分之一的汽车产自日本，而在联邦德国的这一比例只是稍微低了一点。此后对日本的关注就消退了，主要是因为1990年以来日本所遭受的经济困境。不久之后，又进入了所谓的“亚洲四小龙”（译按：德语原文直译是“亚洲四虎”）时代，包括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后者与外界没有正常的外交关系，但是仍然挤进了出口型工业国家和地区的前列。至于谁是仅次于这批“小龙”的“小虎”，就不好说了，例如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泰国都有提起。欧洲人在面对这些国家时，比在面对日本出口驱动时所表现出的恐慌要低，但是无论如何，要知道：80年代中期年轻科学家买的第一台电脑，往往不是IBM的，而是来自一家中国台湾的企业。曾经作为殖民地的亚洲国家，开始破天荒地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崭露头角。欧洲人对亚洲“小龙”和“小虎”经济体的担忧，持续时间并没有像对日本的恐慌那么久。1997年突如其来的金融风暴，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这些经济体打垮，并且从长远来看，它们的经济增长都会因之而延缓。

21世纪初中国给世界带来的惊叹，与上述例子不可同日而语。中国的GDP始终以高位的速度增长，直到几年之前人们对这一增长率还是熟视无睹，毕竟干巴巴的统计数据不能给人以直观感受。但是要知道，西欧消费社会中无数日常用品上都有一个小小的“中国制造”标签。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和2010年的上海世博会，让世人亲眼看见了中国的大都市是如何华丽转身的，以及作为独一无二的中国政府在调配资源和象征政治（译按：象征政治是指对具体的事件或问题未必能带来直接影响，但会引起间接效应的政治或政策）方面，在当今世界能做到什么样的极致。

在中欧一般的媒体用户群中，很少有人听说印度有3亿与他们自己身份一样的中产阶级人口，甚至还有不少世界顶级富豪。但是，上文所提到的书籍（其语气在置身度外和歇斯底里之间摇摆），往往言之凿凿（当然也不缺乏质疑的声音）地认为，今日中国的经济繁荣，就是印度将要发生的程度更为激烈的社会改革的前兆。一些特别前卫的预言家，例如来自高盛公司的人员，相信可以预见在2050年印度的人均收入会是今天的50倍。当下，亚洲兴起的现象被不同的学科加以分析。经济学家分析亚洲经济动因的客观推动力，社会学家则分析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社会后果，文化学家关注随着经济发展亚洲人在思维模式上的变化，政治学家关心的是印度民主制和中国一党制下的社会稳定。这些专家都迫不及待地预测未来，并告诉我们10年甚至20年后亚洲是一幅何等模样。历史学家不具备这种预知未来的本事。瑞士著名历史学家爱德华·富特（Eduard Fueter）在1921年出版的《19世纪世界史》一书中指出：“只有半吊子和业余历史哲学家才会去预测未来。”处理思想史课题的历史学家，最好让自己站在二流观察家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因为：虽然他本人不去冒险预测，但是他要讨论历史上那些预测的尝试。在理解历史上的预测时，应该按照如下的方法进行。要始终围绕一个普遍的问题：有多少“未来”已经在历史上出现过了？换句话说，如今在西方的亚洲评论家的反应，究竟只是基于他们在当下的所见、所闻、所读、所算和所测吗？抑或，这些对事物的观察，也受到那些在历史上早就已经存在的思考方式和思维模式的影响？

本文节选自书中文章
《亚洲的兴起——当下全球不确定性的一个思想史预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