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集刊发展取向浅议
――以《海洋史研究》为例
李庆新
[提
[关键词] 学术集刊 专业优势 学术定位 发展取向
[中图分类号]
一
近现代中外学术史表明，有实力与影响力的学术机构、学术流派或学术群体，往往拥有一份出色的学术刊物，作为践行理念、展示成果、对外交流的园地；而有影响的学术刊物，在学术史上往往扮演着引领潮流、推进学术创新的重要角色。
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科学发展，既丰富了人类对社会的认识，又对传统的人文学科提出挑战，旧学科畛域被打破，新兴学科纷纷兴起。新史学的一个趋向，就是打破史学研究的专业局限和学科局限，从以往注重政治史，转而关注经济、社会历史。英国、法国、德国、美国等国大学先后开设经济史课程，推动经济史学、社会史学等新学科的成长，与此同时，各国经济史学者陆续创办了多种专业刊物，对欧洲各国经济史、社会史学发展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1893年，维也纳经济史学者创办了《社会经济史季刊》（vierteljabrsschrift für sozial und wirtschaftsgeschichte）。1926年，艾伦·鲍尔（Eileen）、托尼（R.H.Power）、李普森（E.Lipson）在牛津大学成立“经济史学会”（Economic History Society），出版《经济史评论》（Economic History Review），标志着经济史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1929年，吕西安·费弗尔和马克·布洛赫创办《经济与社会史年鉴》（Annales d’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一反传统史学只重视政治、军事、外交的倾向，而以经济史、社会史研究为重，标志着年鉴学派的成立，影响了一代学风。
受欧风美雨洗礼，上世纪20、30年代，中国学人创办了《学衡》、《禹贡》、《食货》等一批优秀学术刊物，凝聚学界同人，增进新学术成长，形成有重要影响的学衡派，创建历史地理学、经济史学等新兴学科。民国“四大学术名刊”（《国学季刊》、《清华学报》、《燕京学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对新史学、考古学、语言学等学科发展的巨大作用与深远影响，更是众所周知，至今仍可感受到其不朽价值与影响力。70年代末以来，国内改革开放，拨乱反正，学术不断进步，一批颇有影响力的学术刊物应运而生，如历史学领域的《唐研究》、《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等，都堪称其中之佼佼者。
上世纪60年代，欧美历史学出现一个新的学科方向。1960年，“国际海洋史委员会”（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for Maritime History）成立，这个国际组织以欧洲和美国海洋史专家为主，包括有20多个国家的历史工作者，促进各国海洋史方面的交流、合作、分享研究成果，主要研究海洋探索、海军战史、海洋经济（包括造船、海上贸易、海上捕捞）等。由于范围太窄，对海洋社会与文化方面的缺乏关注，海洋史研究乏善可陈，一度出现受冷落和被边缘化趋势。90年代，欧美海洋史学开始注重社会与文化生活。例如研究港口发展史对全球化的影响，海洋生态史对全球生态史的影响，海洋气候的变化对全球变暖的影响，海洋捕捞对全球生态的影响等，这一新趋势既给海洋史研究注入新的活力，也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被称为“新的海洋史”。2008年，美国历史学界最大的学会，美国历史学会（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首次承认海洋研究史是历史研究的一个专门学科，跟其它专门史的历史学会一样，可以组织专门的学术讨论会，参加一年一度的美国历史研究的年会，海洋史研究成为一门专门史，首次被历史学界承认。目前，欧美从事海洋史研究的国家主要有美国、荷兰、瑞典、英国、德国、澳大利亚、加拿大。他们都拥有自己的学术组织、学术刊物、学术年会，比较有名的刊物是英国的海洋研究所出版的《海员的镜子》（Mariner’s Mirror）与《海洋史国际刊物》（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ritime History），由国际海洋史经济学会出版[①]。
东亚的日本对海洋史研究相当重视，处在国际海洋史学前列。90年代以来，日本海洋史研究从以日本海洋史与东西交涉史为重心的日中交通史、南岛史、南洋华侨史研究等传统领域，转而以东亚海域史研究为中心，探索海域内部及海域之间的交流，以及民族、区域的比较研究，对亚洲海洋史研究贡献颇多。例如滨下武志教授以“海域融合”观念阐释近代亚洲历史，把亚洲作为一个区域和整体来把握，关注海域内网络模式（如中介地研究、朝贡体系和华人网络等）、港口之间的模式、海域之间的模式（如跨海商人集团、跨海城市关系、跨海经贸往来、跨海货币流通、跨海移民和劳务等问题）、海洋管理及利用模式（如沿海宗教信仰、民间与官方冲突与利用问题等）、腹地模式等方面的研究，建构以朝贡贸易为核心的具有“亚洲价值”、“亚洲模式”的近代亚洲经济圈，展示了东亚海洋史研究在理论与范式上的新建构，在国际海洋史学拥有不可忽视地位[②]。
中国是个海陆兼备的古老国家，无论历史、现实到未来，海洋都是中国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海洋史研究在上世纪初已经出现，在中西交通史、经济史、华侨华人史以及历史地理等领域，已经出现不少“涉海”研究成果。1978年，中国海交史研究会与福建省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联合主办《海交史研究》，数十年来刊发大批专业文章，大体上反映了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的总体水平。台湾中研院人文社科研究中心（原三民主义研究所）海洋史专题研究中心自1983年以来每隔两年举办一届国际性海洋史学术研讨会，汇集不少高水平力作，目前出版了11部论文专辑。2009年举办第11届“中国海洋发展史研讨会”，其成果以连续专刊“海洋史研究丛刊”公开出版。厦门大学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重镇，在海洋史研究上也“开风气之先”，杨国桢先生主编《中国社会经济史》一直注重发表相关成果。
然而，毋需讳言，中国海洋史研究乃至整个海洋人文社科问题研究，总体水平仍不及美欧、日本等国，从学科建设上也没有得到学界应有的足够的重视。迄今为止，国内高校、研究机构尚未建立起独立的海洋史专业研究机构，也没有组织起全国性专业研究组织，海洋史学科体系建设有待学界进一步努力。东京法政大学早在1978年就编写出一本《南海史》通信教育教材，但对南海拥有主权的中国，迄今未见一部完备的《南海史》。当下东海、南海岛屿海权纠纷升级，加强海洋问题研究具有十分迫切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确实如冯尔康先生指出：“大力开展海洋史研究，此其时也！”[③]因应国际学术潮流、国家海洋事业发展需要，2009年6月，广东省社会科学院以历史研究所为依托，成立了国内第一个海洋史研究机构——广东海洋史研究中心（下称中心），以华南沿海与南海海域历史研究为中心，以世界视野，构建一个具有区域特色、国际水准的海洋史研究基地和交流平台，为中国海洋史学建设尽一份力量。
鉴于国内仍无一本具有明确学科定位的专业刊物，中心建立之初，即决定创办专业刊物《海洋史研究》（下称本刊），每年出版一辑，作为中心展示研究成果、对外交流的学术载体。这一计划获得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支持，并得到国内外同行的积极响应。2010年3月，本刊创刊号顺利面世。
二
中心把专业研究与编辑出版工作相结合，因而《海洋史研究》编辑工作成为中心主体功能的一部分。科研人员既是专业工作者，又是本刊编辑人员，主办《海洋史研究》是全新的尝试，全新的挑战。
主办一份学术集刊，需要解决从人力、物力、财力到、编辑、出版等等一系列问题，需要面对许许多多繁琐的事务，其中关键环节莫过于稿源。它关系到集刊文章的质量，进而制约着集刊的整体水平，质量可靠的稿源可保集刊的高水平并可持之以久。在国内现行报刊管理体制下，相对于时下一般学术刊物，严格来说，集刊属于“不规范”的“书刊”——非书非刊，即通常所谓的“以书代刊”。集刊以这种形式出版实属不得已，原因并不复杂，毋需多言。一般而言，因集刊不能纳入国内各类“权威期刊”、“核心期刊”、“引文索引期刊”体系，因而很难进入高校、研究机构的科研管理、考核与评价体系，从科研绩效，工作计分，到职称评定，集刊都受到另眼相待，低人一等。近年国内涌现越来越多高水平的学术集刊，某些集刊有幸进入“核心期刊”等指标体系，境况有所改善，但无法从整体上改变集刊遭受“制度性歧视”的基本格局。正如杨玉圣先生指出，集刊的专业学术价值和文化品位，就总体而言，要远远超过有正式刊号的学术刊物。就因为是以书号出版，故按图书发行，又因其专业性强，故流布不广。因为是图书形式，故其所载论文亦不被相关论文检索数据库所检索，集刊处在一种被现行学术评价机制（尤其是在高校）“不承认”的荒诞、尴尬的境地。[④]这种境况对集刊发展相当不利，集刊无法获得一般期刊所拥有的常规条件和发展空间，很难与之在公平条件下竞争。这对集刊的稿源制约非常致命，不难理解，一般作者不会把集刊作为第一投稿对象，除非有特别资源，稿费等方面的补偿特别丰厚。
在当下学术环境，集刊要获得满意的稿源，显然不是轻而易举。以国内海洋史研究为例，作为新兴学科，目前不断升温，但专业工作者实际上并不多，大多是其他学科专家（如中外关系史、社会经济史以及历史地理等）兼顾海洋史，散布于高校或研究机构。所以集刊除了密切关注相关学科动态，掌握相关专家信息外，还必须另辟蹊径，另觅他途，在一般期刊覆盖的空间之外寻找新的稿源。笔者以为，集刊的主事者应该发挥比一般刊物编辑“高出一筹”的专业高度，高度着眼，特别关注国内外的高端作者，通过人脉关系、业缘关系与网络资源，凝聚起学科背景不同而关注面相同的高端作者群与网络圈；依靠高水平作者，获得可靠的高水平稿源。只要稿源质量有了可靠保障，大体上就可以破解办刊的最要紧瓶颈，解决其他问题相对比较容易。
所谓高端作者，依笔者之见，大概属于这麽些学者：在国内，他们总体上是居于专业金字塔上层的一群人，有着高远的学术境界。他们的学术研究已经脱离或者可以脱离现有科研管理体制上的束缚，可以不参加这样那样的类似旧时生产队“工分制”的业绩考核，或者对体制因素可以忽略不计。他们注重学术效益，只关心成果是否“发得其所”，而不在乎是否“核心期刊”、“权威期刊”，因而乐意将成果投给专业的、有影响的集刊。具体可分为两类：一是专业上卓有建树的前辈，他们已经退休或者接近退休，但宝刀不老，属于学术常青树，“工分”对他们不起作用，或基本不起作用；二是年富力强的专业骨干，他们成果丰硕，创造力旺盛，对“工分”也不太在乎。在境外（包括台港澳），高水平专家可作为另一类高端作者。他们完全可以不理会国内科研管理、科研考核，也无须乎计较刊物是否“核心”、“权威”，只认刊物是否合符国际规范？是否有水平？只要合适，他们会很乐意以稿相投。
面对高端作者，要求集刊主事者具备良好的学术修养、专业造诣和人脉关系，以其对学术的虔诚和热忱，人格魅力，去感动“上帝”，乃可奏效，获得高端作者饱含学术与真情的“人情稿”——当然这里的“人情稿”不是指通常令国内期刊老总、编辑们厌烦不已“人情稿”。本刊从创办之初，即确定主打高端作者的定位，获得不少当世学界耆宿俊杰的响应，如中国学者（含台港澳学者）杨国桢、张椿年、蔡鸿生、陈春声、钱江、金国平、郑德华、汤开建、王颋、王振忠、陈国栋、郑永常、汤熙勇、刘序枫、张珣，法国学者Claudine Salmon（苏尔梦），德国学者Roderich Ptak（普塔克）、Ralph Kauz（廉亚明），澳洲学者Judith Cameron、李塔娜（Li Tana），美国学者Robert Antony（安乐博）、Paul A. Van Dyke（范岱克），比利时学者Angela Schottenhammer（萧婷），日本学者滨下武志、松浦章、中岛乐章，新加坡学者Geoffrey Wade（韦杰夫），印度学者S. Jeyaseela Stephen等等，这些高端作者的“人情稿”成为本刊举足轻重的宝贵稿源。
相对于一般刊物，集刊有其“先天不足”，然而能否改变难有作为的天然宿命呢？关键看如何扬长避短，以己之长，克彼之短，集刊与一般期刊之优劣形势，完全可以倒转过来。笔者认为，集刊立足专业根本、高端定位非常重要。定位高端，高位发展，其发展创新空间就越广阔；而且高端定位的纯学术标准可以使集刊排除各类非学术因素干扰，令某些动机不纯、企图牟取非学术利益者望而却步，知难而退，从而使集刊保持较清纯的学术品位和较高的学术水准。前文提到的一些民国名刊，时下在各个学术领域拥有影响力的专业名刊，走的都是高端定位，集国内外专业同好之所长的路数，形成自己独特优势，立于不败之地。笔者在这里略加申述。
（一）依托学科优长，研编结合，使专业优势转化为集刊优势
笔者所在研究机构素有海洋史研究的传统。上世纪80年代以来，广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属下广东地方史、中国社会经济史、港澳史三个研究室，在研究领域与研究方向上均侧重于区域体系，同时也都具有浓厚的海洋意识与“涉海”取向，在海洋社会经济史研究上颇多建树，例如叶显恩、蒋祖缘、邓开颂、刘泽生教授等对明清珠三角社会经济史、广东地方史研究、港澳史的研究，在国内外享有声誉。近年笔者在明清海洋贸易、中外关系、海上丝绸之路、海外华人等研究上也取得一定进展。上述研究均成为广东有特色的优长学科，为海洋史研究奠定良好的基础。
中心成立后，在传统优长学科积淀基础上，致力于建构有区域特色的海洋史学科体系，近年承担了国家“十二五期间（2011～2015年）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南海史”，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子项目“南海交通历史地理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7～18世纪华人南渡与越南社会”、“明代广东海防体制转变研究”，国家海洋局南海分局课题“国内外断续线画法沿革与法理依据研究”、“‘九段线’管辖权法理证据研究”、“民国时期中、英、法、越南海地图图例比较与国际法研究”，广东省社科规划基金项目“晚清海权观演进研究”、“近代广东沿海地区的民间管治”等，取得可喜成就，为近年广东学术的一个亮点，在全国也有影响。
围绕中心科研重点与学科方向，中心把专业研究与本刊编辑工作衔接起来，研编结合，彼此为用，使专业优长转化为集刊的优势。科研人员在编辑过程中获得多方面的锻炼，获取大量专业知识和前沿动态，拓展了视野，提升了科研能力；而科研人员在办刊过程中努力贯注中心的发展理念与学科方向，发挥好集刊所依托的团队优势、专业优势及其集群效应，焕发出一般期刊难以企及的专业化、规模化竞争力和影响力。
迄今为止，本刊已经出版4集，共发表专题论文49篇，专题笔谈3篇，书评、学术综述13篇，第5、6辑正在编辑之中，内容涵盖亚太海洋贸易、海上交通、海洋政策、海防海盗、华侨华人、海洋信仰等等问题，主体内容与中心工作大体一致，很好地达致相辅相成、互相促进、优势互补的效果。
（二）关注学科前沿，在优长领域做特做强
根据学科发展需要，本刊追踪学术潮流与热点，注重在专业、特色上下功夫，以大篇幅的专题策划，向海内外同行及读者提供新成果。每一集均发表若干组专论文章，构成若干个专题板块和专题组团；这些专题板块每集或隔集推出，保持稳定性和延续性。目前，诸如南海贸易、东亚海盗、宋明海外遗民、北部湾海域历史、越南华人等专题，成为是本刊核心性主题板块。
对有新意有创见的好稿原则上不限篇幅，本刊发表的专题论文大多在二、三万字左右，超过5万字的长文有3篇之多。此外，本刊对论文所附表格、图录、照片，一般也不加限制。图表往往是作者多年爬梳史料、田野调研的所积累的非文字史料，有其独特的学术价值。例如笔者撰《鄚玖、鄚天赐与河仙政权（港口国）》所附照片、碑刻，是笔者多年来在越南河仙、中国北部湾、雷州半岛等沿海奔波考察所得。苏尔梦（Claudine Salmon）教授撰《从梵钟铭文看中国与东南亚的贸易往来》、《碑铭所见南海诸国之明代遗民》等力作附录大量梵钟、会馆、碑铭图片、拓片及统计表格，是她数十年来在印度尼西亚、新加坡、马来西亚、越南等国家田野考察所得，也有东南亚史名家傅吾康（Wolfgang Franke）教授等的贡献。范岱克教授（Paul Van Dyke）撰New Sea Routes to Canton in the 18th Century and the Decline of China’s Control over Trade所附17～18世纪广州行商记录、来华欧洲商船及南海航路海图，是他多年从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美国、丹麦、瑞典和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澳门有关文献、档案资料，特别是荷兰东印度公司、英国东印度公司档案中爬梳整理出来的。此类历史数据、航海地图、实物照片，本属于难得的独家史料或第一手材料，弥足珍贵。这些论文配以相关图表，图文并茂，文表结合，只会锦上添花，相得益彰。而且循着图表所透露的信息和线索，读者可以进一步深度解读历史，深化研究。
突显集刊特色与水平，必然需要未雨绸缪，有计划地做好策划组织工作。一个比较令人满意的例子，是本刊第二辑“亚洲海峡研究专题”。近年来，随着海洋史研究的不断拓展，诸如三角洲、湾区、港口、岛屿等海洋地理单元相继进入学者的研究视野，成为一新的趋向。2010年，中心顾问、德国慕尼黑大学普塔克教授访问本中心，并作亚洲海峡历史研究的专题报告，从“海峡的视角”探究亚洲海峡区域独特的自然、人文、历史发展轨迹，寻求构建海峡作为人类文明交流的“海洋通道”的功能与作用的历史解释和理论模式。这是一个很新颖、很有启迪的话题，这种“海峡本位”视角为海洋史研究开启一个通向幽深的门径。因而我们与普塔克教授商议进一步合作研究，分头邀请学者撰写专题文章，在本刊开辟“海峡历史研究”的专题板块。一年后我们收到来自德国、葡萄牙、国内四位学者撰写的专题论文，深度探索亚洲海峡的历史与功能，普塔克教授专门写了一篇“导言”，一并在本刊第2辑发表。该专题受到国内外同行的好评，影响很大。普塔克教授讲座的英文版发表在Crossroads – Studies on the History of Exchange Relations in the East Asian World（2010）。《中国社会科学报》专题推介本刊第2辑，刊发了普塔克教授的“导论”。“中国经济史论坛”等知名专业网站全文转发该专辑多篇文章。2011年9月“亚洲海峡：历史与功能”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德国波恩大学举行，来自德国、比利时、日本、中国、新加坡、英国、法国、葡萄牙、伊朗、印度的20多位学者出席了会议，宣读论文16篇，在德国出版的国际学术刊物Journal of Asian History（《亚洲历史杂志》）2012年第2期（总第46期）以专辑形式发表了其中5篇文章，涉及马六甲海峡、新加坡海峡、琼州海峡、台湾海峡和传统的从台湾航行到吕宋的狭长通道，还包括菲律宾群岛内中心部分的众多通道。
从中国粤西到越南北部的北部湾海域及沿海地区，秦汉以降长期处在中原王朝直接管辖之下，深受中华文化浸润，经济社会联系密切，具有别致的海洋气息，以致于有西方学者将北部湾海域称为“小地中海”。2008年3月，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与广西社会科学院联合举办了“小地中海：北部湾历史与未来”（”A Small Mediterranean Sea”: Gulf of Tongking through History）国际学术研讨会，随后出版了The Tongking Gulf through History（2011）。2011年，本刊在中心顾问、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李塔娜教授、考古学家朱迪思·卡梅伦（Judith Cameron）教授、德国学者碧姬·博雷尔（Brigitte Borell）博士、中国学者郭声波、冯孟钦教授等支持下，组织了一组专题论文，刊发在本刊第4辑，从历史学、考古学、历史地理学等多个视角探讨史前至唐代交广地区社会生活及其经济联系、行政管辖等问题，反映了这一区域早期历史的海洋特色。北部湾海域史关系到中越关系、南中国海海域史及其未来，仍将会受到国际学界重视，本刊第5辑将刊发另外一组由7篇相关论文组成的专题板块。
中心与本刊以海洋史学为本位，注重理论建构与方法创新，提倡多学科交叉与多元视野，第1辑即开辟“专题笔谈”专栏，刊发学界对海洋史学科建构、学术创新的理论思考，成为有特色的栏目。普塔克教授《亚洲海峡的地理、功能和类型》、李红岩教授《“海洋史学”浅议》等视角新颖，眼光独到，颇受学界关注。2012年底，本刊有幸邀约到前辈大家杨国桢教授、张椿年教授、蔡鸿生教授等撰写宏文，为海洋史学研究开示门径，指点幽津，真知灼见，将在第5辑“专题笔谈”刊出。
（三）依靠中心对外交流网络，加强对外学术合作
学术乃天下之公器。海洋史研究空间如同浩瀚海洋那般广阔，因而海洋史研究一定要加强与海内外学者的联系与交流，推动有关领域的进步。2009年，中心成立时，聘请了国内外19位知名专家为学术顾问，其中5位来自德国、澳大利亚、日本、荷兰。他们在中心与集刊工作中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通过他们的人脉关系，中心、本刊与国内外同行建立起密切的联系，获得多方面的友情支援，功不可没。
本刊使用中英两种文字，旨在将集刊办成国际同道交流合作、共同耕耘的开放型学术园地。本刊每一集均有境外学者的文章，1～4辑53位作者中，中国内地作者27人，占总数的51%；台港澳地区作者9人，占总数的17%；外国作者17人，占作者总数32%，分别来自德国、澳大利亚、日本、新加坡、越南、印度、美国、葡萄牙、比利时。国内、境外作者比例几乎各占一半，体现了本刊作者在结构上的国际化特点。本刊1-4辑共刊发66篇文章，其中中文文章47篇，中译外文（英、法）文章13篇，英文文章6篇。
中心定期举办“史学前沿论坛”、“海洋广东论坛”，加强与国内外相关机构、学者的交流合作，与德国Journal of Asian History，Monumenta Serica（《华裔学志》），法国Archipel（《群岛》），比利时Crossroads，澳大利亚Chinese Southern Diaspora Studies（《南方华裔研究杂志》）等国际知名学术刊物建立起联系。
中心与境内外大学、研究机构合作，成功举办多次国际学术会议，为本刊开拓另一可靠稿源。例如2011年7月，中心联合澳门大学中国文化研究中心、德国慕尼黑大学汉学研究所、日本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举办了“大航海时代的澳门、广东与东南亚”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德国、日本、美国、葡萄牙以及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台湾的40多位学者出席会议，收到论文37篇，其中17篇在第3辑刊出。2012年12月，中心再次联合上述机构，举办“澳门、广东与亚太海域交流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国内外学者近50人参加研讨，其中10余篇论文经专家评审，将在本刊第6辑出版。
三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资深研究员、《丝瓷之路》主编李锦绣教授认为，现在专业刊物并不罕见，但有主旨、有学术理念的刊物不多，很多是同类的论文集而已。《海洋史研究》强调于海洋本位和国际视野，致力于构建具有区域特色的海洋史研究体系，难能可贵，在现今学术刊物中，属凤毛麟角，成果和影响，都不可限量。
本刊以海洋史学专业为根本，力图通过高端定位，走特色发展与国际化路径，中长期目标是将本刊经营成有区域特色、有影响力的国际性学术交流平台，为海洋史学建设贡献微薄之力。2010年，本刊第1辑甫一面世，就受到学界关注。张丽、任灵兰教授《近五年来的中国海洋史研究》指出，海洋史中心与本刊的创立，“或许可以成为中国海洋史研究的新起点”。[⑤]2011年，刘苏里先生在《2011年度思想学术文化类图书印象——民国热，党史热，启蒙也热》将本刊列为国内年度热门学术思想类图书[⑥]，相关评论在“万圣书园”、“腾讯”、“南方周末”等传媒流传。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世界史研究网”、“中国经济史研究网”以及“中国国家博物馆网”等均介绍过本刊，国外有网站将本刊誉为近两三年崛起的海交史/海洋史研究杂志的“新秀”[⑦]。
今年初，中国人民大学报刊资料中心《历史学文摘》第1期专门设立了“特别推荐——海洋史研究”专栏，转载本刊2012年出版的第3、4辑的5篇论文。最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计划将一批国内知名集刊推荐至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英文版，扩大国际影响，本刊也在推荐之列。
本刊创刊时间不长，但开局令人满意。作为海洋史专业研究者、非专业的集刊主编，笔者深深体会到要办好一份优秀集刊并可持续发展，殊非易事。本刊同样面临其他集刊所面对的种种困难，例如集刊“身份”尴尬，至今名不正言不顺；在学术科研考核、成果评奖、职称评定中，经常受到“不公平”待遇；在经费、人力上，缺乏长期、稳定的制度性支持，等等。解决专业集刊当前的困境，笔者以为，应该注意如下几方面：
一是为学术集刊的尴尬身份正名，给予集刊合适的发展条件与空间。当世主持学术期刊事务、科研管理之衮衮诸公，皆学界中人，固深明学术大义，当与时俱进，优化学术环境与管理制度，为学术创新、整体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当下学术集刊面临的困境，要解决并不复杂，只要像对待一般期刊那样对待学术集刊，同等条件，同等要求，一视同仁，不厚此薄彼即可。毕竟集刊的主事者大抵都是有觉悟的学界精英，专家办刊，专业理念，专业水准，大体上是有保障的。期刊集刊，共同繁荣，多一有份量的集刊，就有可能多一个学术增长点和创新点，岂非学界值得成全、值得庆幸之大好事？
二是给予合乎规范的优秀集刊适当的支持（例如纳入国家“名刊工程”资助计划，推动名刊外译出版计划），使优秀集刊在上档次、国际化等方面获得更大的上升空间，形成在国际上具有前沿水平和规模效应的名优集刊群。据杨玉圣先生统计，2005年中国的学术集刊达到500种左右；而谢寿光先生估计，全国每年出版的集刊，应该能在学术图书里占1/4左右，可见集刊数量庞大。不可否认，集刊与众多学术刊物一样，存在诸多问题，良莠不齐，当然亦有水平泛泛甚至不入流者，然而就总体而言，相当部分集刊专业学术价值和文化品位远远超过有正式刊号的学术刊物。[⑧]那些由著名学者主掌的、有强大研究团队支撑的知名集刊，具有较强学术话语权和影响力，对中国学术走向世界，无疑是最精锐、最有水准的主力军之一。所以，在支持各类学术刊物发展的时候，不应忽视这批特种优秀集刊。
三是集刊行内要形成共识，建立适应集刊发展的管理、评估体系。毫无疑问，现有的集刊存在诸多缺陷，体例不规范，出版周期比较随意，水平参差不齐，从整体层面上缺乏一套完善的稿件征集机制、评审机制、准入机制，等等，所以集刊需要自警自纠，在集刊编辑出版的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上向优秀期刊看齐。实施“进入-退出”机制，优胜劣汰，确保集刊在规范轨道上向专业高端发展。2012年12月，由社科文献出版社、广东社会科学院主办的全国“首届人文社会科学集刊年会”召开，中心有幸承办了这次会议。全国地方社会科学院、高校以及科研院所的百余名专家学者齐聚广州，从学术研创和出版规范等角度，对学术集刊的发展进行了全方位、深层次的探讨与交流，在集刊的编撰、出版、评价、推广等方面形成“广州共识”，可视为集刊界集体有意识地“华丽转身”，推进自身规范化发展，致力于推动中国学术园地的建设和学术繁荣的标志性事件。可以相信，集刊的路子将会越走越宽广。
四是将集刊纳入专业机构长期发展规划中，使集刊获得可持续发展的可靠条件与保障；发挥集刊优势，建立并巩固专业集刊特有的、其他学术期刊中不可取代的优势地位。国际上有些成功的集刊可供参考借鉴，例如国际知名的汉学刊物《华裔学志》（Monumenta Serica），1935年创办于北平辅仁大学，1949年后迁至日本名古屋南山大学（Nanzan, Nagoya），美国加州大学洛砂机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 NCLA），1972年迁至德国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圣奥古斯丁市 （Sankt Augustin），目前已发展成为既是一份汉学刊物，又是一间出版机构，还是一家藏书丰富、独具特色的汉学图书馆，国际知名的汉学研究机构“华裔学志研究院”（MONUMENTA
钱钟书先生说：“大抵学问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朝市之显学必成俗学。”[⑨]笔者认为，无论集刊还是一般刊物，其共同目标都指向发表高水平学术成果，追求高品位学术境界。有所不同的是，一般刊物以综合见长，集刊则以专精取胜。集刊不惧“曲高和寡”，最忌平庸趋俗；集刊人应该有“素心人”情怀，在专业高端专心致志，凝聚志同道合的研究团队与学者共同体之智慧，向学术界推介纯粹精湛的学术成果，为学术创新、学科建设、学术流派发展多作贡献。《海洋史研究》坚守专业根本，高端定位，特色发展，国际视野，不仅是中心同人耕耘的田园，也是向海内外同行开放、用心灵共建的精神家园。笔者相信，这也是学术集刊追求的基本目标和发展取向。
注释：
[①] 许光秋：《国外海洋史研究状况》，2012年3月1日在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史学前沿论坛”的演讲。
[①] 孟凡东：《亚洲区域模式论——滨下武志教授的“亚洲史重构”研究》，《历史教学问题》，天津，2005年第5期。
[①]《中国社会科学报》，北京，2010年6月8日。
[①] 杨玉圣：《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集刊名录》，“杨玉圣的博客”，http://blog.sina.com.cn/yangyusheng
[①]《世界历史》，北京，2011年第1期。
[①]《中国青年报》 2011年12月20日。
[①] 马光：《<海洋史研究>第1-4辑简介与目录》，根特，http://www.maguang.net/
[①] 参见杨玉圣：《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集刊名录》，“杨玉圣的博客”，http://blog.sina.com.cn/yangyusheng；谢寿光：《首届人文社会科学集刊年会开幕词》，“中国集刊网”2013年4月7日。
[①] 罗厚辑注《钱锺书书札书抄（64，与郑朝宗）》，钱钟书研究编辑委员会编《钱锺书研究》第三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2年，第314页。
作者简介：李庆新，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广东海洋史研究中心主任、《海洋史研究》主编，研究员，博士。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