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常英，作者为河南大学近代中国研究所教授； 原文载《史学月刊》2016年第2期，注释从略。
慈善行为是一种道德操守和实现自我价值的外在体现，慈善事业则关系到社会安定和人民福祉，历来受到世界各国和社会各阶层的重视。关于中国慈善事业史的研究，最早可追溯到20世纪初期，尤其是近三十年来，学界关于中国慈善事业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内容涉及慈善事业的近代转型、慈善思想、教会慈善事业、晚清义赈、慈善组织与救济机构、慈善人物、区域慈善史等多个方面。周秋光教授主编的《中国近代慈善事业研究》是关于中国近代慈善事业研究的集大成者，它以中国近代慈善事业的发展演变为主线，总体上论述了近代慈善事业所包含的逻辑命题，探讨了近代中国慈善思想、慈善人物、慈善组织、慈善法制、宗教慈善和区域慈善的演变，对近代中国慈善事业进行了全方位、鸟瞰式的梳理总结，既立足于中国慈善事业总体嬗变的宏大视野，又能对关键的微观细节进行缜密精微的考证，故能高屋建瓴、推陈出新，达到了中国近代慈善事业研究的新高度。
☆☆ 一 文本解读：该书的核心命题及书写逻辑 ☆☆
传统的中国，历代王朝政府实施荒政救济，并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以政府为主导的救济系统和制度。同时，民间社会的救济行为也有出现，南北朝时期宗教慈善已较发达，宋代出现了家族式的慈善事业模式，明末清初则诞生了真正的民间慈善事业。而且，中国自古就有孕育慈善思想的深厚土壤，儒家的“尚仁爱、重人本”，道家的善恶报应、人人向善，“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墨家的“兼爱”“爱无等差”，佛教的“因缘业报”“大慈大悲”，都是慈善事业在中国古代的思想基础。到了近代，频发的天灾人祸、西方慈善思想的传播与慈善实践的冲击、政府的羸弱和民间社会力量的兴起与成长，使得中国的慈善事业发生了转型。首先是受西方文化的影响，慈善救助的对象突破了传统地域和家族的局限，强调慈善的跨地区进行，无国界开展；其次是重视教养并重，传统慈善机构只重视单纯的低水平的物质生活资料的供给，而近代慈善不仅重视“养”，更重视“教”，注重对受助者自我谋生技能和防灾能力的培养，由外在帮扶转为提高受助者的自身素质；慈善资源分配强调轻重缓急，反对均分式救助，克服了传统慈善因对慈善资源管理不善而造成资源流失和浪费的情况；不再把慈善简单地看作是道德行为，而更多是一种社会责任，参与慈善的潜在人群在大规模扩大，而不再是对自我道德有高要求的少数人的行为。在这样的慈善思想指导下，中国近代的慈善事业发生了较大的转变，出现了管理规范的现代化慈善组织、一大批有先进思想的慈善人物。慈善法制也得以初步彰显，各区域的慈善事业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发展。在近代社会，慈善事业不仅充分发挥了养济、教化、社会控制的功能，充当了社会“缓冲器”的角色，也转变了民众的慈善观念，培育了社会整体的慈善意识，为现代慈善制度的确立奠定了社会和文化基础。以上为《中国近代慈善事业研究》的核心命题。
围绕上述核心命题，全书以中国近代所发生、发展的慈善事业为研究对象，着重考察慈善事业在近代社会的演变与发展及其所产生的作用和影响。全书共分绪论、慈善思想、慈善人物、慈善组织、慈善法制、宗教慈善、区域慈善七篇三十八章展开专题研究，以宏大的历史观照，重现了中国近代慈善事业的历史全貌。
第一，慈善事业概述。《中国近代慈善事业研究》开篇对中国慈善事业的研究状况进行了整体性的回顾，并在此基础上对慈善的概念与定位，慈善行为与政府行为的区别，慈善之心怎样培育，慈善资金如何运作，慈善机制如何运行，传统文化中的慈善与现代公益，慈善的官办与民办问题，慈善的民族性问题，近代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的社会历史背景、内容与特征、作用与影响等宏观问题进行解读，这一部分相当于总论，并界定了核心概念，为下一步分门别类的专题研究奠定基调，起到了提纲挈领的作用。
第二，慈善思想研究。对中国近代慈善思想的形成与演变做了宏观的扫描和概述，分两个层次讨论了近代慈善思想形成的历史起因：从远因上看，传统慈善思想是近代慈善公益观发生嬗变的土壤与养分，从近因看，鸦片战争以来西学东渐、西俗东传及近百年来的社会变迁，导致了清末民初慈善观念的极大变化。可以说，中国近代慈善思想的演进历程，一方面是传统慈善思想在近代社会的继续，另一方面则是西方慈善思想多轨传入，使得传统慈善思想渐渐开始向近代转型。在此期间，一些先进的中国人提出了若干新型慈善公益观念，它所包含的内容体现了当时国人对慈善的性质、动机、社会定位和功能、主体等问题的思考。这为近代慈善事业的兴起与发展提供了社会舆论环境，发挥了理论先导作用。
第三，慈善人物研究。着重探讨近代著名慈善家（群体）及其慈善活动。与传统慈善事业相比，近代慈善事业不再是个人的善举义行，而是众多慈善人物形成的一个相互关联的群体，共同开展慈善活动，是其重要特征之一。《中国近代慈善事业研究》从宏观上分析了晚清义赈慈善家群体的形成及其价值取向，重点论述谢家福、郑观应、盛宣怀、施善昌、沈敦和、吕海寰、熊希龄、张钫等饮誉晚清及民国年间的慈善家，剖析其慈善动机，勾勒其慈善人生之轨迹，缕述其慈善业绩及运作，评判其影响与地位。
第四，慈善组织研究。集中探究近代一些规模宏大、影响广泛的慈善组织和机构，包括中国红十字会、华洋义赈会、世界红卍字会、香山慈幼院、慈善总公所和救济院，涉及其组织演变发展、经费筹集、慈善项目运作管理及社会效果等多个方面。目前国内对中国红十字会的研究成果最为系统，相比之下，对其他慈善组织的研究没有那么丰富、集中，而《中国近代慈善事业研究》则对近代中国存在的规模较大的慈善组织和机构进行了全面系统的介绍。
第五，慈善法制研究。分析近代慈善立法的成果及其特点，以时间顺序为叙述主线，论述慈善法制从晚清到北京政府时期、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演进历程，着重论述民国时期慈善法律体系及内容，包括慈善团体的法律地位、慈善团体的监督管理、慈善团体的税收优惠、慈善募捐与捐赠等方面。《中国近代慈善事业研究》认为，近代慈善法律制度的建立，不仅推动了慈善事业的法制化进程，而且实现了中国慈善事业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弥补了近代慈善法制研究的不足。
第六，宗教慈善研究。全面考察了近代中国社会四大宗教即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所办的慈善事业，分析其兴办慈善的社会动因、内容，并客观评价其在近代社会的作用与影响。其中关于近代中国道教、伊斯兰教慈善事业的研究，是以往学术界未曾关注过的论题，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
第七，区域慈善研究。按地理方位并参照近代行政区划，将中国大陆分为华北、华东、华中、华南、东北、西南、西北七大区域，分别对各区域的慈善事业进行深入研究，分析各该区域慈善事业兴起的自然与社会人文背景、演变发展的历程及其各自的特点与影响。此外，专辟一章论述港、澳、台地区的慈善事业。
作为一部系统研究中国近代慈善事业的学术著作，《中国近代慈善事业研究》在多层面、多学科相互融合的基础上，以170余万字的鸿篇巨制，系统探讨了中国近代慈善事业兴起及发展的历程、内容特征、社会影响及相关问题，在学术上具有填补薄弱环节、提升整体研究水平的作用。具体来说，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一是严谨的谋篇布局。诚如作者在前言中所述，作为专题研究，最难处理的是研究体例上“通”与“专”的关系问题。《中国近代慈善事业研究》采用专题式的设计体例，按照基本研究框架，将中国近代慈善事业分成七大部分进行深入研究，符合专题性著作的研究规范。同时，为了避免在研究中过多陷入“专”而“深”、只关注局部而忽略全体的研究误区，作者在绪论中用了110页的篇幅对中国近代慈善事业研究的基本问题进行了翔实、全面的论述，是为纵向的通论，从而做到了以“通”统“专”。这样的谋篇布局既增加了著作的学术逻辑性，也使其不仅适合于专业研究人士阅读参考，也为本领域的初学者及兴趣爱好者提供了学习资鉴。全书的六个专题，既相互独立，又相互连贯，融为一体，内在逻辑性严谨缜密，篇章之间也遵循中国近代慈善事业发展演进的时间顺序或地理区划，极好地体现了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使得该书较同类研究更深入、更全面、更系统，从而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提升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在具体的专题研究中，作者尤其关注对以往研究中的薄弱环节，如对近代慈善法制的研究，作者按照时间顺序对中国近代慈善法制体系进行了详细的阶段式研究，并结合红十字会立法进行个案研究，推进了中国慈善法制研究的整体进程。同时，对慈善人物的研究，既关注学界研究的热点人物，如郑观应、盛宣怀、熊希龄等，还首次系统研究在近代慈善发展进程中有重大影响但曾被人所忽视的慈善家，如晚清义赈领袖谢家福、施善昌，中国红十字会创始人沈敦和、吕海寰等，论述较为系统全面深入，体现了作者及其团队严谨细致的学术素养。在著作的最后，作者对中国近代慈善事业做了一个小结，这个小结是对全书主要观点的凝缩，便于读者对全书进行一个整体式的回顾，起到了“画龙点睛”的效果，也为研究者进一步的思考提供了学术空间。
二是开阔的研究视野。作者以整体宏观的视野，对中国近代慈善事业的兴起与发展历程、内容特征、社会影响进行了全景式的研究，涵盖了中国近代慈善事业的基本内容和主要问题，有不少篇章内容是学术界第一次进行全面、系统地考察与探究，对中国近代史和社会史，尤其是慈善史研究的深入将裨益良多。例如，对慈善事业的区域研究，突破了常用的小区域，而采用更宏观的大区域，即以历史时期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联系密切且自然地理环境相同或相近的数省为一个单元，从而改变以往研究以一省一地为研究对象的状况，这样更有利于揭示近代慈善事业发展过程中各地区之间的联系与差异。并根据近代港、澳、台地区的特殊地位，另辟一章进行探讨。实际上是对以往慈善事业史研究的突破与尝试。区域研究在近年来的历史学研究中方兴未艾，将区域研究纳入慈善史的研究，既廓清了不同区域之间近代慈善事业嬗变的地方史路径，又为区域之间以及区域内部的比较研究提供了基础。实际上，近代慈善事业在不同区域发展的程度与特点具有相当大的差异性。这既与传统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程度不同有关，更与近代以来不同区域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历史嬗变有较大的关联。周著在“通”与“博”的基础上，将近代中国慈善事业的整体情况详尽论述之后，以区域史的研究视域进一步探讨不同地区呈现出的慈善事业，实现了宏观与微观、整体与局部的辩证统一。但应该注意的是，慈善事业在特定区域范围内的历史情状既有一定的共同性与普遍性，又与其他地区构成差异性、特殊性。这亦是开展区域研究的前提条件与题中之义。《中国近代慈善事业研究》根据近代中国不同地区慈善事业的具体情形，尝试引入“大区域的慈善研究”，探讨了各个区域慈善事业兴起的自然因素、社会背景、发展轨迹与内容特征，揭示出各区域之间慈善事业发展的不平衡性与地区差异性，彰显出各区域在近代慈善事业演进过程中的特色，亦有助于认识和探讨整体与局部、一般与特殊、共性与个性的关系。传统中国的慈善事业多局限于宗族内部以及相对狭小的地域内，近代慈善事业则开始突破这样的局限而实现了“跨区域”的流动。“大区域”的思考路径也符合近代慈善事业的时空背景，利于开展近代慈善事业的“跨区域”研究。这种“大区域的慈善研究”，既是对前期近代慈善史研究中多以省、市为范围，甚至多以近代城市为重心进行区域研究的突破，也为下一步继续深化区域慈善事业史的研究奠定了良好基础。同时，作者除了运用传统的史学研究视角，还将视野开拓到灾害历史学、社会学、法学等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上，研究视野更为开阔。
三是独到的学术见解。在这部著作中，周秋光教授提出了很多具有创见性的学术观点，体现了其扎实的学术底蕴和深邃的历史见识。其中较为突出的创新点体现在：1.关于中国慈善事业从传统向近代的转型。这一点在前面已经做了论述，在此不再赘述。2.慈善事业的官办与民办问题。《中国近代慈善事业研究》认为，慈善不属于政府行为，是以民间团体和个人组织为主体的，尽管当前中国很多慈善行为是在政府推动下开展的，但官办慈善不代表慈善发展的趋向，“民办”与“官助”才是中国慈善发展的合理定位。3.慈善事业的民族性问题。《中国近代慈善事业研究》认为，中国近代慈善事业充分显示了中国近代的民族精神，增强了民族的凝聚力，近代慈善事业在救济国内贫弱人群的同时，开始跨出国门、走向国外，去救助发生灾难的国家，由此反映了中国近代慈善事业的民族性。4.对区域慈善的比较研究。从慈善事业的发展阶段与发展水平角度对各地慈善事业进行比较，并得出如下结论：华东、华南地区慈善事业的近代特征表现明显，华北、华中地区次之，西南、西北地区又次之，东北慈善事业起步晚，但发展较快，港澳台地区慈善事业别具特色，近代化特征明显，同时与大陆也有紧密联系，休戚与共，体现出血浓于水的民族之情。这些独到的见解使得中国慈善事业的研究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 二 研究方法：多重思维与史料运用 ☆☆
对慈善事业的研究，大致可分为两大路径。一是对慈善史的“线”“面”研究，注重对慈善事业全局或局部的宏观把握，特点是恢弘华丽、气势磅礴，代表作有周秋光、曾桂林的《中国慈善简史》、周秋光的《湖南慈善史》、王林的《山东近代救济史》。二是对慈善史中“点”的研究，如对某一慈善组织、慈善人物或事件的研究，侧重对某一层面的纵深化挖掘考证，特点是资料完备，结论明确，代表作如池子华等人的《中国红十字运动的区域研究》，周秋光、向常水对慈善人物熊希龄的研究，曾桂林的《民国时期慈善法制研究》等。但从总体上对中国近代慈善事业进行全景式的研究，既注重宏观史实的描述，又注重具体事件的考证，既注重理论分析，又注重个案考察，“点”“线”“面”相结合，重现某一时期慈善事业全貌的著作，《中国近代慈善事业研究》可谓达到了研究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度。
其一，重建多维慈善史考察的思维。近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而复杂的年代，数千年的传统文化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现代文明又未能确立起来，学界在传统与现代之间踟蹰徘徊，对二者的关系论争不断。近代慈善事业与这样一个复杂的社会及人文环境密切相连，一方面继承传统慈善思想文化，另一方面在现实社会的倒逼下又不得不重新确立新的慈善体系。因此，中国近代慈善体系的确立是在矛盾挣扎与无奈中，不断与现实妥协，并由社会有识之士主动推进的结果。近代的中国，政局变换不定，断裂与传承相互交织，研究线索繁密，因而研究难度很大。可以说，近代的历史变动是多方面的，慈善事业自身构成了其中的一面。要对近代慈善进行研究，必须跳出传统的以政局变动为中心的历史研究维度，整体理解近代纷繁复杂的社会文化变迁下的慈善事业。《中国近代慈善事业研究》最大的特点就是将慈善史的研究置于一个多维度研究框架下，以不同时期的慈善事业发展为纵轴，以不同区域的慈善发展为横轴，以慈善法制、慈善思想和慈善文化为主线，在此坐标体系中分析慈善组织和慈善人物，增加了对近代慈善事业发展的解释力度，从而将支离破碎的历史断片串成了近乎完整的链条，增加了近代慈善史研究的深度。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近代慈善事业研究》可视为对以往近代慈善史研究的升级换代。以对慈善人物郑观应的研究为例，作者跳出了以往研究中侧重对人物慈善思想和慈善实践的描述和史料堆砌，从郑观应慈善观形成的政治、社会、文化背景出发，从郑观应个人所受的传统文化熏陶、西方慈善思想的影响、家族的熏染、朋友的影响分析了郑观应慈善理念形成的精神动力，在此基础上对郑观应慈善观的内容、慈善实践进行阐述，使研究显得更有厚度，更为真实可信。实际上，慈善史的研究欲有所突破，必须在传统的史学研究方法之外，补充和融合更多的讨论元素，如将制度、经济、社会、家族、地域、生态、天文、信仰等因素整合到慈善史的研究领域中，从而使得慈善史研究内容更为丰富，层次更为多元、更富有张力。
与此同时，《中国近代慈善事业研究》将近代的慈善史研究置于内政与外政的关系之下。近代是一个内政与外政交流频繁的时代，很多事物都是内政与外政共同作用的结果，脱离了这一特点来论述慈善事业，往往稍显缺陷。以红十字会在中国的成立为例，该书对其进行了详细的分析。红十字会自1863年在瑞士成立，其进入中国的过程可谓步履维艰。甲午战争前，中国人对红十字会的了解是朦胧的。甲午战争期间，中国人才第一次切实感受到红十字组织在战争救助中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此期间，日本赤十字社数万人奔赴辽东战场救助伤病员。他们严守中立，不分畛域，不仅救护日本人，也救护中国人。赤十字社的这种行为感动了中国人。”这是红十字会在中国成立的外在刺激。而在内部，中国当时的社会环境，想以中国为主导来建立救治伤病为目的的红十字组织，时机尚不成熟。“中国内部战争向无施救双方伤兵的传统，亦多不为社会关注。至于中外战争，中国以弱势地位也无此号召力和公信力，会商于两造根本也无从谈起。”这是红十字会在中国成立的内在环境。经过长时期的中外磨合与历史机缘的嵌入，最终红十字会在中国借助外力，以西方力量为主导产生。这样的分析显然更符合近代中国的社会特点，更能反映当时的真实情况，更为深刻全面。
另外，通过对史料的梳理发现其内在规律，对历史进行深度发掘。作者注重对史料的分析和整理，从纷繁芜杂的历史信息中梳理出清晰可见的脉络和规律。历史研究的魅力在于通过考订一个个生动鲜活的微观碎片，还原出一幅幅惊心动魄的历史画卷，通过作者合情合理的分析，使后人可以站在一个更高的平台上去认识曾经发生的历史。如，该书对晚清义赈慈善家群体的分析，首先通过对1876~1895年主要义赈组织与主要义赈慈善家的统计，得出结论：在晚清义赈中，各义赈组织的领导成员凝结成了一个有机的群体，形成了一个领导集团和领导核心。作者在统计资料的基础上，从经济因素、政治因素和思想文化因素三方面分析了慈善家群体出现的原因。而通过对这期间主要义赈慈善家个人信息的统计分析，作者得出晚清义赈慈善家群体“基本都是以政治价值作为其人生的最终价值去想的，他们在其人生历程当中，都表现出强烈的政治欲望”的结论。这样的结论符合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土壤和当时的社会现实，是值得信服的。
其二，有限史料的批评、开拓与方法使用。史料是史学研究的基础，史学研究强调论从史出，在对史实进行严格考证的基础上展开研究。历史学家陈寅恪曾指出：“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近代慈善事业的研究，史料相对来说较为完备，最大的难题在于如何鉴别史料的真伪，只有大量占有资料、爬梳整理，并对其进行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的研究，人们才能无限接近社会历史真相，并加深对史实的理解和把握。梁启超说：“治科学者，无论其为自然科学，为社会科学，罔不恃客观所能得之资料以为其研究对象。而其资料愈简单、愈固定者则其科学之成立也愈易，愈反是则愈难”。史料对史论研究的重要程度可见一斑。该书利用档案、地方志、文史资料、年鉴、资料汇编、史书、典籍、报纸、杂志及其他文献等原始资料，并参考了大量今人关于相关问题的研究资料，使全书的论证尽可能最大程度地建立在史实和数据统计的基础上，这种科学严谨的治学态度，增加了全书结论的可信度和文本的可读性。
而那些史料有限的研究课题，更能考验学者对史料的把握能力。该书中的某些选题，如对道教、伊斯兰教慈善事业的研究，慈善法制的研究，相关的原始资料较为短缺，增加了该选题的研究难度。这就要求学者在充分掌握有限史料的基础上，增加解释学的分量和方法论的权重。王国维在对地下考古资料的运用中提出地下考古资料与传世文献互相印证的“二重证据”法，那么纵横排比史料，发掘、连缀、阐释进而推演史料之间的联系，则是进行史料研究的有效途径。在对中国近代道教慈善事业进行研究的过程中，作者能够发掘日本学者小柳司气太于1934年刊行的《白云观志》，这就需要作者有一定的文本搜索、整合能力和文本释读功底，要对不同时代不同类型的文本进行横向对比和纵向勘读，对有限资料进行充分的内在拓展和纵深挖掘，让支离破碎，分布于不同文本中的史料联结起来，灵动起来，重现真实的历史画面。在这点上，作者以其科学的研究方法和深厚的理论功底，使中国近代道教、伊斯兰教慈善事业得以全方位展现，弥补了学术空白，具有重大的开拓意义。
当然，该书在史料研究中也存在着一些不足和欠缺。正如作者在绪论中所指出的，项目成果征引多为地方志、报刊、征信录（报告书），虽然也运用了大量原始的资料，如中外文原始档案、碑刻资料、史料汇编等，不过，在涉及西方慈善思想与实践的问题时，比如研究基督教在华的慈善事业中原始的外文文献发掘还略显不足。在对慈善人物进行分析的章节，或是由于已有现有成果而不能进一步创新突破，部分在近代慈善思想与实践中具有重要地位的慈善人物未能收录，如经元善、李金镛、余治等。值得注意的是，近代中国慈善事业在转型过程中，中西之间的交流与碰撞是较为重要而且关键的因素。其中，一些在华进行了大量慈善事业的外国人比如李提摩太，是否也值得考虑，进而能够更好地体现近代慈善事业的全貌？国际交往背景之下，大量海外华人、华侨群体助推近代中国慈善事业转型的慈善实践以及其中的代表性人物如陈嘉庚、胡文虎等，是否也有论述的必要性？同时，由于该书是团队智慧的成果，每位成员在对史料的分析中难免会出现认知不一致的地方，这也是该著薄弱的地方。但是瑕不掩瑜，这些并不能否定周著高水平的学术水准。
☆☆ 三 鉴古知今：中国近代慈善事业研究的现实意义 ☆☆
历史是现实的一面镜子。中国近代慈善事业的发展历程、慈善本身所发挥的功能以及所产生的影响给当今现实社会实践留下了诸多经验、借鉴和启示。培育公民的慈善理念，大力发展慈善，救助弱势群体，在我国目前所处的社会转型期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慈善事业能缓解“市场失灵”所带来的社会问题。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虽然近年来经济发展较快，但仍有一部分偏远山区的人们和弱势群体处在贫困和饥饿的境地，需要得到社会的救助。而由于种种原因，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尚不完善，不能覆盖全社会所有人群。与此同时，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深入开展，使得一些深层矛盾逐渐浮现出来。由于市场经济遵循优胜劣汰的竞争规则，追求利益最大化，在市场经济发展和现代工业进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重视效率忽略公平的现象，从而带来资源分配不公平、贫富差距过大、地区发展不均衡、负外部性等问题，引发社会的不满情绪，甚至成为社会不安定因素。而对于这些社会问题的解决，单纯依靠政府力量显然是不够的。政府虽然有义务保护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但其能力毕竟是有限的。例如近年来发生的一些大规模灾害（1998年的洪灾、2008年的汶川地震），就不是政府独力所能担负的，更不是某一个地区独力所能承担的，它需要民间组织和个人与政府合力解决问题，共同发挥作用。
为了社会良性发展，需要“在平等中注入一些合理性，在效率中注入一些人道”。为此，在坚持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原则的基础上，应积极引导和统筹社会资源的第三次分配。以满足贫困人口和社会弱势群体的迫切需要为己任的慈善事业，通过动员社会各方面的力量，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采取民间捐赠和志愿者行动等形式，使已经分配到个人的社会资源重新进入配置流程，开创沟通贫富关系并适度平衡其利益的良好途径，是化解社会矛盾的新思路和新方法。慈善事业，有助于缓解贫富差距悬殊，稳定社会，是和谐社会的“润滑剂”。
自20世纪80年代始，中国现代慈善事业得以快速发展，尤其是最近十年，被称为中国慈善事业的“黄金期”，社会捐赠总额呈几何式增长，慈善组织数量和规模急剧扩大，志愿服务蓬勃发展，法律法规不断完善，全民慈善氛围初步形成。但这并不意味着慈善事业的成熟，相反，中国慈善事业正在遭遇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从2004年湖南太子奶集团诺而不捐被中国妇女基金会告上法庭，到2007年“中国妈妈”胡曼莉侵吞孤儿善款，再到2008年汶川地震期间的“天价帐篷”、2009年红十字基金会“小天使”专项基金遭冒领和挪用、2010年章子怡的“诈捐门”，不时冒出的慈善丑闻不断考问着中国慈善事业。特别是“郭美美事件”，将民众对中国红十字会乃至中国慈善事业推向风口浪尖。这些慈善丑闻背后的深层次原因，一方面是人们对慈善组织及其行为不透明、不规范的质疑，暴露出中国慈善事业管理不规范、运作模式不科学、专业化水平不高、服务能力差、思维方式陈旧等问题，急需进行变革。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了中国民众对慈善事业不够了解，慈善意识不强。当下中国尚未形成自觉自愿的慈善捐助理念，民众对慈善行为的认知仍停留在捐款捐物的层面，对慈善救助行为如志愿者行动感到陌生或者在生活的压力下根本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关注。而在慈善动机上，将慈善行为建立在“积善行德”的传统意识上的心理仍占多数，很多人尚未形成将慈善作为公民基本社会责任的现代慈善意识。
在此背景下，慈善研究者通过学术研究，将研究成果在全社会范围内推广，具有十分重要的社会意义。通过慈善研究，将慈善的概念和基本理念在全社会范围内普及，让民众认清慈善的本质、慈善事业的发展脉络、慈善事业的运行机制，理清脉络，澄清误会，辨明是非，可以让人们以更为理性的方式面对中国慈善事业。同时，历史与现实是一脉相承、不能割裂的，对中国近代慈善事业的研究，能够给当下中国慈善事业提供借鉴和经验参考，能够获得更多的启示，以指导当代慈善事业健康、持续、快速发展。历史研究也只有与现实紧密结合，应对社会的需求，融入对现实的关怀，研以致用，方能显示出研究的现实意义，充分发挥出研究对于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和价值。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近代慈善事业研究》为广大的历史研究者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范本。
诚然，作为对中国近代慈善事业研究的奠基之作，《中国近代慈善事业研究》一书还存在有待深入、需要学界重视的问题，也是近代慈善事业研究中进一步完善的地方。比如，文中对于近代慈善义演、书画助赈等表现突出的艺术门类筹集善款渠道，还仅仅是略有涉及。同时，就文化史的视野对此类慈善活动作为研究对象的探讨还付之阙如。但该书为今后更为广泛地深入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因此，在慈善史的研究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
来源：《史学月刊》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