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卫国丨古代朝鲜对纪传体的认知与实践

从汉四郡时代开始，中国文化不断输往朝鲜半岛且生根发芽，中国史书也随之大量输入，直接催生了朝鲜半岛史学。三国时期，朝鲜开始了国史编纂。《三国史记》载: 新罗真兴王六年（545年） ，伊飡异斯夫奏曰:“国史者，记君臣之善恶，示褒贬于万代。不有修撰，后代何观？”（卷4《新罗本纪》第四，P49） 国王深以为然，遂令修撰国史。高句丽婴阳王十一年（600年）正月，“诏太学博士李文真约古史，为《新集》五卷。国初始用文字时，有人记事一百卷，名曰《留记》，至是删修”（卷20《高句丽本纪》第八，P243）。百济也编有史书。这些古代史书开启了朝鲜编史的历程。

朝鲜是在学习中国史书基础上开展史书编修的，对于史书体裁有丰富的认识。进入朝鲜王朝后，官私史学都相当发达，编纂了很多史书，也有相当丰富的史评。综合而论，他们对于史书体裁的认识有如下特点:

第一，几乎每部重要的中国史籍都传入了朝鲜半岛，成为朝鲜君臣、儒林研读的对象，也是朝鲜确立自我认知主体而模仿的目标。朝鲜历朝君臣对于中国史书与中国历史都相当熟悉，甚至超过朝鲜半岛本土的史书与历史，故有“东人耻不知中国事，不耻不知自家国事”（卷6《答李大方》，第124册，P382）的说法。

682年，统一新罗设立国学，具体做法为：“教授之法，以《周易》《尚书》《毛诗》《礼记》《春秋左氏传》《文选》，分而为之业……诸生读书，以三品出身。读《春秋左氏传》，若《礼记》，若《文选》，而能通其义，兼明《论语》《孝经》者为上；读《曲礼》《论语》《孝经》者为中；读《曲礼》《孝经》者为下。若能兼通《五经》《三史》、诸子百家书者，超擢用之。”（卷38《职官上·国学》，P554）所读书籍，全是中国典籍。高丽、朝鲜王朝亦类似，中国经史也成为朝鲜科举考试的内容。

高丽仁宗年间，任命金富轼（1075-1151年）编修《三国史记》。金富轼在《三国史记》撰著缘起中说：“伏惟圣上陛下……宵旰余闲，博览前古，以谓今之学士大夫，其于五经、诸子之书，秦、汉历代之史，或有淹通而详说之者。至于吾邦之事，却茫然不知其始末，甚可叹也。”这明确说明仁宗深感高丽儒生只知中国历史而对于朝鲜半岛历史却茫然无知，故希望编一部三国史，以使后世知之。遂指令金富轼主编一史，以载三国“君后之善恶、臣子之忠邪、邦业之安危、人民之理乱”（卷44《进三国史记表》，P419），以为后世鉴戒。可见，其撰著三国历史的主要宗旨，是建构高丽对于三国史的历史叙述体系，确立其认知的主体性。遂编成纪传体《三国史记》，系朝鲜半岛留存至今最早的纪传体官修正史。此后，朝鲜半岛官方史书的编纂，大体都有类似的宗旨。

第二，中国古代史书体裁分类众多，以编年体、纪传体、纪事本末体最重要，朝鲜接受并认同这样的看法，且多有评论。朝鲜王朝后期思想家李宜显（1669-1745年）说：“史书其类有三：一曰编年……二曰纪传……三曰纪事……”（卷 28《陶峡丛说》，P439）。19世纪前期史家李学逵亦说: “史例有三：编年一也，立传二也，纪事三也。”进而指出三种体裁的创始著作：“编年始于夫子作《春秋》，后之司马氏《资治通鉴》及紫阳《纲目》之类，皆祖述麟经者也。立传，始于司马子长，而后之班固《汉书》及范晔《后汉书》之类，皆规橅腐史者也。纪事之法，始见于《皇明纪事本末》，而《三藩纪事》，又继而作。乃使一时事实首尾毕见，了如指掌，信可跻之史宬，与夫编年、立传并行而不悖者也。”（第16册《二十一史评序》，P507）不仅说明朝鲜王朝具有这三种重要的史书体裁，并指出其创始之人与代表性著作。当然所谓纪事本末体创始于《皇明纪事本末》并不准确，应是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三者构成了朝鲜王朝最重要的史书体裁，这既是中国的史书体裁，也是朝鲜最重要的史书体裁。而讨论三种体裁时，都是以中国史书为例，这也成为朝鲜评论史书体裁的一个习惯做法。

朝鲜前期史家徐居正（1420－1488年）主编了《东国通鉴》等史书，他讨论了三种史书体裁之间的关系，颇有见地。其曰：“吾夫子因唐虞三代旧史，删定为书；又因鲁史，作《春秋》，此史家编年之权舆也。”孔子作《春秋》，开启编年体体裁，是史书编纂的起源。“司马迁始变古作《史记》，立纪、传、表、志，《春秋》之法始坏，班、范因之作《汉书》。历代撰史者，谓迁有良史之才，踵而不废，《春秋》之法再坏矣。”随后编年体、纪传体、纲目体并行发展，“自此以后，李焘之《长编》，温公之《资治》也; 陈桱之《续编》，朱子之《纲目》也；脱脱之《金史》，班固之《汉书》也”。三种体裁的史书，呈现一种齐头并进之势。如果从春秋笔法来讲，“马氏变古之体，不得辞其责”，指出司马迁改变了《春秋》笔法，应负其责。总体而言，“以后世论之，《金史》之作，小大不损，本末该备，诚史家之要领也。然则有《金史》，而无《长编》《纲目》，不可也；有《长编》《纲目》，而无《金史》，亦不可也。要皆三者并行而不悖矣”（卷4《三国史节要序》，P241）。徐居正以《金史》《续资治通鉴长编》《资治通鉴纲目》为例，论述编年体、纪传体、纲目体三者的关系。孔子《春秋》开创编年体，司马迁变之为纪传体编《史记》，司马光再回到编年体成《通鉴》，朱子变之为纲目。此三体遂成后世遵行之基本体裁，三者应并行不悖，不得偏废。

可见，朝鲜历史上讨论史书体裁，最具代表性的无非就是纪传体、编年体与纪事本末体，与中国史家的议论并无二致。

第三，讨论史书之时，常常先介绍中国史书，再介绍朝鲜史书，以说明朝鲜史书系效仿中国而编成的，也可以说是中国史书的衍生品。诚如前面提到的李宜显，讲编年体史书时，先提《左传》《资治通鉴》《皇明通纪》，然后提朝鲜徐居正的《东国通鉴》。接着顺带介绍纲目体史书: “而朱夫子用孔子春秋笔法作《纲目》，此则编年之中，立纲分目，又是一例也。宋、元则有东人金宇颙《宋元纲目》，明则有李玄锡《明（史） 纲目》，高丽则有俞市南棨《丽史提纲》，而罗、句、济三国见阙，近者林象德著《东史会纲》俱载焉，皆用《纲目》义例也。玄锡、象德所修，不入刻，余未及寓目。”（卷28《陶峡丛说》，P439）不仅明确交代各种史书，他也坦承两种朝鲜人所编史书“未及寓目”。随后提到纪传体、纪事本末体，莫不如此。他同时也看到，有些在朝鲜流传甚广的史书，在中国却几乎失传，“江贽《通鉴》、曾先之《十九史略》、陈栎《古文真宝》，中原则绝稀，而我东几乎家诵户读。”随之又讲赵孟頫的书法、庾信的文章，当时在中国明朝都不大受重视，但朝鲜却极为推崇。他最后批评说: “凡此皆由偏邦见闻狭陋而然也”（卷28《陶峡丛说》，P440）。这种史书流传的不同，也充分说明中朝学风的差别。

安鼎福（1712－1791年）对朝鲜史书大致评述曰：“东方史亦备矣。纪传则有金文烈、郑文成之《三国》《高丽史》，编年则徐四佳、崔锦南奉敎撰《通鉴》，因是而俞氏《提纲》、林氏《会纲》作焉。抄节则有权氏《史略》、吴氏《撰要》等书，彬彬然盛矣。然而《三国史》踈略而爽实，《高丽史》繁冗而寡要。《通鉴》义例多舛，《提纲》《会纲》笔法或乖。至于因谬袭误，以讹传讹，诸书等尔。”（卷18《东史纲目序·戊戌》，P163）安鼎福对朝鲜诸史都采取批评态度，言其“因谬袭误，以讹传讹”，这种说法虽较为偏颇，其言因袭，则似难否认。因此，从朝鲜半岛对史书体裁的认知中，充分说明朝鲜半岛正是学习和模仿中国史书体裁而来的。朝鲜王朝后期已发现有些中国史书在朝鲜流传甚广，在中国却几乎失传，这既是学风不同所致，也是中朝两国对史书选择各有偏向所致。

自从司马迁创立纪传体以来，对于纪传体史书的优劣评论甚多，中国古代以刘知幾的论述最为经典。他说：“《史记》者，纪以包举大端，传以委曲细事，表以谱列年爵，志以总括遗漏，逮于天文、地理、国典、朝章，显隐必赅，洪纤靡失。此其所以为长也。若乃同为一事，分在数篇，断续相离，前后屡出……此其所以为短也。”（卷 2《世家》，P25）短长皆言，不刊之论。当今对纪传体的论述亦不少，诚如有学者指出纪传体两大特点：“其一，以人物为中心述史；其二，体大思精，包容百科知识。”无疑相当有见地。陈其泰指出，中国纪传体正史，自从司马迁创立以后，历经三次重要创造：第一次是东汉班固撰成《汉书》，“改变司马迁的纪传体通史为纪传体断代史”，去掉《世家》，实现意义重大的创造，这种以朝代兴废为起讫、详一代之治乱的断代形式，恰好与中国朝代相吻合。第二次是陈寿《三国志》，“不将三国各立一史，而是同置于一书之中，既要写出三国的兴灭，又要写三国彼此之间紧密的关系”。第三次是同在唐贞观年间李延寿的《南史》《北史》，打破八书各自撰史的界限，贯通南北二朝，总为二史，“创立了记载一个历史时期通史的独特体裁”。陈先生的论断相当精辟。如果全面考察纪传体史书体裁的变化，则朝鲜半岛历史上对于纪传体史书的认识与实践，也是一个相当重要的补充，可以深化我们对纪传体的认识。

朝鲜王朝史家李克勘在进官修编年体《高丽史节要》时言：“自班固以后，为史者，皆祖述迁史，而莫之违者，以其规模宏博，而著述得以该备也。然不免冗长难究之患。此史家之互有长短，而不可以偏废也。”（卷44《进〈高丽史节要〉笺》，P429）在金宗瑞看来，纪传体史书虽为大家所宗，但也有冗长的毛病，故而以编年体为补充。崔汉绮（1803-1877年）将编年体与纪传体优劣进行了对比，其曰：“载籍浩瀚，体例不一，纪、传、表、志，虽为网罗事实之良法，参酌时势，不如年经事纬之要领。后之读史者，采博于纪、传、表、志; 守约于年经事纬，庶无博约之欠阙。若夫遇事劝惩，举事论评，苟可一得者，所可能也。至于断人邪正，辨事得失，乃是洞悉其时朝章国典、君心臣意，而又虑举此而触彼，除害而 养 患 者 之 所 可 能 也。”（卷6《论史审慎》，P143）这里的“纪、传、表、志”，无疑是指纪传体，“年经事纬”，则指编年体。纪传体内容多样，涉猎广博，编年体纪事精当，条理清晰，二者各有短长，不可偏废。若“遇事劝惩，举事论评”，编年体为长，至于考察“朝章国典、君心臣意”，则纪传体为优。

朝鲜史学家李睟光对于中国纪传体史书有比较详细的讨论: “史之兴，自汉代始。先秦之书，如《左氏传》《国语》《世本》《战国策》，皆掇拾记录，无完书。司马迁大集群书为《史记》，上下数千载，亦云备矣。然而议论惑驳而不纯，取其纯而舍其驳可也。而后世史记，皆宗迁法，大同而少异。其创法立制，纂承《六经》，取三代之余烬，为百代之准绳。若迁者，可为史氏之良者也。班固《前汉史》，与迁不相上下。其大原则出于迁，而书少加密矣。《东汉史》成于范晔，其人诡异好奇，故其书似之。然论赞情状有律，亚于迁、固，自谓赞是吾文之奇作，诸序论往往不减《过秦》，则比拟一代英伟之士，遂为寿所诬。后世果有作者，必当改作。”（卷 6《经书部二·诸史》，P179） 对于中国古代史书，尤其是“前四史”的优缺点，给予了相当允当的点评，颇有见地。

朝鲜国王正祖（1752－1800年） 平生好读经史，对《史记》等纪传体正史尤为喜欢，以至于读完了二十三部正史。他将每卷后之论、赞摘录下来，编为一书。说: “数十年前读《史记》，《汉》以下一阅之，遂取二十三代全史，若赞、若论而誊之，辑为一通文字，可谓裒然多哉！太史公始立传体，遂为史家指南，而论其得失，附之篇末，名之曰《赞》……亦自太史公始也。自太史公，一代辄有一史，史之云者，几乎充栋。而若欲知其人臧否，则惟赞与论为然也。然以一人之智，评一代之人，衮钺未必尽公，矛盾未必尽合，则从古多少英雄豪杰，得无泥珠之混乎! ”（卷 56《杂著三·题全史铨评》，P372）肯定司马迁开创纪传体史之功，特别强调论、赞的重要性，因为其是臧否人物最集中的体现，但同时对于论、赞是否完全允当也表示怀疑。朝鲜后期史学家李圭景（1788-1856年）引述中国历朝史家对司马迁《史记》各篇之批评后，提出质疑，极力为《史记》辩护。先引班固和苏辙之言曰: “固言:‘史迁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 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 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贫贱。’此其所蔽也。子由言: ‘迁浅陋而不学，疏略而轻信。’朱子谓其极中马迁之失。”对于《史记》中之《游侠列传》《货殖列传》等都加以批评，并引苏辙的话，以朱熹赞同之言为佐证，言其“浅陋不学”“疏略轻信”，这种批评不可谓不严厉。进而征引清人徐汾（1742 －1787年）《二十一史征》中的话：“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讥武帝之不若文景也。序游侠，则退处士进奸雄，叹时无朱家之伦，不能脱己于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贫贱，恨贫无大贾之贿，不能免己于刑。班孟坚未察其心而骤讥之，何不弹其身为人臣，而彰君之短耶！”将司马迁各传的写法，跟他亲身经历与境遇联系起来，似乎司马迁对于相关人物的撰写完全是他个人境遇的发泄，此种论定有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感觉。接着再征引明人艾南英（1583-1646年）的批评：“今试取《史记》，去其所载《尚书》《左》《国》及屈原、长卿骚赋之文，而独取太史公所自为赞、论、序、略者读之，其句字可谓悃质无华矣！”对于《史记》中的文字横加指责，以为他自撰文字“悃质无华”。上文所引，皆中国历史上对司马迁的批评，可以说从篇章到内容、从立意到文字肆意批评。李圭景之所以征引这些批评文字，他并非认同其批评，而是对之质疑道：

太史公岂不能效《诗》、效三传而为之乎？无他，时代各有所至，效昔人赘其句字，未有不相率归于浮华者。班孟坚为子长立传，不言其所终，卫宏乃作《汉仪注》: 迁下狱有怨言，遂赐死。迁受刑后，《史记》始尽修。若死于狱中，其《自序》之言，谁所作耶？卫宏与班固同时，去迁不远，而有此异同。何也？子长《史记》，独立万古，而不大行于世。苏长公主《战国策》，尤不喜迁史。至皇明之世，始有表章者，王弇州世贞辈尤尊尚之，天下始家读户诵，殆《庄子》所谓“万世朝暮”之遇者耶？（《经史篇·史籍总说》之《二十三代史及东国正史辨证说·二十三代史》，P435）

最后一段，李圭景才表明其态度: 一是反驳前人的批评与议论; 二是批评卫宏所谓司马迁下狱后被赐死的说法; 三是交代《史记》在中国的接受过程，认为苏轼也不喜欢《史记》，而喜欢《战国策》，《史记》真正受到推崇是从明朝王世贞等人才开始的，以至于“家读户诵”。从中看出李圭景本人是非常喜欢《史记》的，以为《史记》“独立万古”。而他对《史记》在中国接受史的认识，值得重视。自从《汉书》问世以来，“汉史异同”“史汉优劣论”，就是中国史学界经常讨论的话题，而苏轼著《汉书》而对《史记》有微词，也是学界关注的问题。总体而言，李圭景是为司马迁打抱不平，切实反映了朝鲜人对《史记》的喜爱。朝鲜后期史家尹愭（1741-1826年）则毫不掩饰对《史记》的喜爱，其曰：“其文则诚工矣，其志则诚悲矣！苟以律之于圣人之笔，则不亦左乎……吾之所取者，特以其雄杰、奇丽之笔，错综、包括之思，旷百代而独立而已。”（册八《司马史记》，P333）朝鲜像这样喜欢《史记》的论定，几乎俯拾即是。

可见，以《史记》为代表的纪传体史书成为朝鲜历代史家学习的对象，有着重要的示范意义。即便是看到中国史家对《史记》的批评，他们不仅不认同，而且还加以质疑，予以维护。

纪传体官修正史在朝鲜半岛历史上并不发达，留存至今的只有金富轼《三国史记》和郑麟趾《高丽史》，号称朝鲜两大官修正史。诚如前文提及成书于高丽仁宗年间（1123-1146年）的《三国史记》，全书50卷，其中本纪28卷，以三国为名，分为《新罗本纪》12 卷、《高句丽本纪》10 卷、《百济本纪》6 卷，分别记载各国国王的编年大事。统一新罗时期开始，就跟唐朝建立了相对稳定的宗藩关系。作为藩国，只有国王，没有皇帝，史书中应立“世家”而非“本纪”。但仁宗编修此书时，高丽刚臣服金朝不久，为其藩国。文化上，高丽只服膺于宋朝，对于辽、金，尽管政治上臣服，文化上则缺乏认同，因而采用“本纪”而不用“世家”，体现其编史的自主意识。书中亦不用中国年号，而以三国国王在位年为纪，也体现其主体意识。从篇幅上来说，纪的部分占了全书一半以上，构成全书主体，强烈表达其主体性的书法体现，其以国王为中心，按照编年将其王朝政事、国王起居、重臣生卒等叙述出来，也重视记录跟中国王朝的使行往来。其他部分，表、志、传，都相对简单。尽管此书是模仿中国的纪传体史书，采用以王朝为中心的编史方法，而其确立自我主体性认知，则全书贯彻始终。确立主体是一方面，而“正名”则是另一方面，“正名”思想影响纪传体史书的体例。郑麟趾《高丽史》，从朝鲜太祖到文宗五朝，历经多次改撰，于文宗元年（1451年）编修完毕。全书 139 卷，系模仿中国纪传体史书而记载高丽一朝治乱兴衰的官修正史。其中世家46 卷，超过全书篇幅的三分之一。《进〈高丽史〉笺》中说: “避本纪为世家，所以示名分之重; 降伪辛于列传，所以严僭伪之诛。”（卷 44，P425-426）刘知幾论《世家》曰: “按世家之为义者，岂不以开国承家，世代相续？”（卷2，P38）“世家”乃是“记述天子所封，世代名号相袭的王侯”。高丽国王视同中国藩王，诉诸名分，理应为“世家”而非“本纪”。此书编修之时，朝鲜王朝乃明朝藩国，朝鲜王朝对明朝政治上臣服、文化上皈依，以“慕华事大”作为其立国之本，因而编修《高丽史》时，特别强调高丽藩属国的地位，为高丽王朝正名。

《高丽史》传的排序、志的类别，都是仿效《元史》而编排的。“准《元史》条分类聚，使览者易考焉。”在正名的同时，也兼顾其主体性。《高丽史》中提及高丽各王之谥号、庙号: “凡称宗、称陛下、太后、太子、节日、制诏之类，虽涉僭踰。今从当时所称书之，以存其实。”这实际上是在世宗国王要求下保留的。最初撰修官郑道传、卞季良等要求按照性理学名分观，修撰《高丽史》，凡与此相悖的称号如“陛下”“太后”“太子”“太傅”等都应改变称呼，因此引起李齐贤等不满: “太子太傅等号，当时官制；制敕诏赦，当时所称也。虽曰正名分，与《春秋》郊禘、大雩同垂，以为鉴戒，何可更改以没其实？”世宗最后决断：“据事直书，褒贬自见，足以传信于后。不必为前代之君，欲掩其实也。其改宗称王，可从《实录》；庙号谥号，不没其实。”（卷22，世宗五年十二月丙子，P570） 可见，朝鲜王朝虽然基于藩国的地位，在史书编纂体裁上，改本纪为世家，在坚持名分观念的同时，对于原来国王等相关称呼与用词，一仍其旧，以保证记载的真实性，也兼顾其主体性。所以在朝鲜的纪传体史书中，我们看到其变化，也发现其矛盾。这是朝鲜王朝模仿和学习中国古史编撰体例的一种变化，是其尽可能调和“自我”与“他者”的一种体现。

可见，从朝鲜半岛留存下来的两种官修纪传体正史来看，其对中国纪传体的学习中，有继承、模仿、因袭，也有变异。同样是基于现实的考虑，《三国史记》给三国立本纪，《高丽史》则用世家。而对于名号、称谓等用词，《高丽史》又一仍其旧，又跟世家体裁有所矛盾冲突，正是在这种模仿、变异与矛盾之中，充分体现出朝鲜在学习中国这个“他者”的史书体裁时，基于现实中与中原王朝宗藩关系的考虑，合理地处理朝鲜“自我”与中国“他者”的关系。

总之，朝鲜古代史学发源于中国史学，是在不断向中国学习、模仿中逐步发展起来的。因而在其成长过程中，如何处理与中国史学的关系，就是一个必须面对的问题。即如纪传体史书来说，日常阅读中国纪传体正史，朝鲜君臣、儒林也讨论中国纪传体史书的得失成败，《史记》则是一个永恒的话题，相比中国历史上的批评来说，他们反而会有更多的称赞与维护。在其效仿中国纪传体而编成的《三国史记》与《高丽史》中，则鲜明地呈现出其处理中国这个“他者”与其自我主体认知的矛盾。在模仿“他者”中国史学的表层之下，更多呈现的则是朝鲜主体历史的“自我”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