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群欢 | 论19世纪末美国政府与驻朝使节的对朝“二元外交”

19世纪末，曾有“隐士之国”之称的朝鲜相继被日本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打开国门后，经历了与清朝逐步脱离宗藩关系的复杂过程。美国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不容忽视，其驻朝使节的推波助澜使原本就处于变化中的中朝关系更趋复杂。福久召回、朴定阳使美以及德尼继任等事件是19世纪末涉及美国对朝外交的代表性事件，充分反映了当时美国驻朝使节与政府之间对朝鲜问题与中朝宗藩关系的不同认知与应对。一方面，美国驻朝使节积极参与朝鲜事务，试图鼓励朝鲜弱化宗藩关系，彰显独立自主；但美国政府却对朝鲜事务无太大兴趣，政策模糊、态度犹疑。最终，驻朝使节始终将对朝政策放置于理想主义的“朝鲜视角”，而美国政府则选择了实用主义的“东亚视角”，重视清朝在朝鲜的作用。只有理解这种对朝“二元外交”的背景，才能客观评价美国当时的朝鲜政策。

美国；二元外交；对朝政策；理想主义；实用主义

19世纪中叶后，中朝传统“宗藩关系”在西方列强的“舰炮外交”下备受挑战，正值此时，美国开始尝试与朝鲜接触。1882年，美国与朝鲜签订《美朝修好通商条约》，成为第一个与朝鲜开启近代通商关系的西方国家，由于美国政府的签约目的是希望实现与朝鲜开港通商并保证其在东亚的最大利益，因此当时在中朝宗藩关系逐步瓦解的过程中并未发挥关键作用，更遑论与日、俄相比。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美国驻朝使节却积极参与到朝鲜事务之中，并不断鼓励朝鲜脱离与清朝的宗藩关系，从而寻求所谓近代“独立”与“自主”，其作用不容忽视。关于19世纪末美国对朝鲜外交的主题，虽然有公开的《美国外交关系文件》（FRUS）、《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驻韩美国公使馆、领事馆记录》等史料，且能查到当时美国驻朝使节与顾问福久、德尼、艾伦等的手稿、文章及著作等一手资料，但专门且深入细致的研究成果却并不多，多散见于论述美朝关系或美国与东亚关系的著作中，并往往只注重对美国驻朝使节的行为与作用的研究，把使节们的个人认知与行为笼统地等同于政府立场，由此得出美国在这一时期大力支持朝鲜“独立”“自主”的结论。尽管也有少数学者意识到应把二者进行一定区分，但仍未深入探讨其背景成因。因此，本文着重分析美国政府与驻朝使节们在对朝外交问题上的不同认知及应对，并深入考察其原因，力图还原该时期美国在朝鲜的真正作用。

一 美朝关系建立过程中美国政府与使节的步调不一

美国政府对朝鲜的关注最早始于1834年，当时艾德蒙·罗伯茨（Edmund Roberts）作为美国特殊使节向政府提交了远东考察报告，指出开放对日本的贸易有利于增加与朝鲜贸易的可能性。此后，一项呼吁打开日、朝两国国门的议案被提到众议院，但并未获通过。而美朝关系真正的开端源于1871年，当时美国政府欲调查1866年6月发生的“惊奇号”（Surprise）事件与同年9月发生的“舍门将军号”（General Sherman）事件，并借此提出通商要求，但未得到朝鲜应允，随即美国驻华公使镂斐迪率军强行深入朝鲜海域并受到朝鲜回击。

1873年朝鲜高宗亲政后，试图通过改善对日关系打破锁国局面，只是当时还缺乏对日本及西方列强的正确认识与相应信息。《江华条约》签订后，高宗更是开始积极通过日本了解外部世界，并向日本派遣修信使。与此同时，清朝也日益认识到朝鲜无法继续沿袭闭关之策，加上俄国亦在日本构兵朝鲜时“调兵至黑龙江海口防备”，因此清朝认为“其意叵测”，应“未雨绸缪”，毕竟“事关边疆至计”。1879年日本吞并琉球后，清朝开始逐步劝导朝鲜加强武备，并建议其与西方国家签订通商条约以牵制日俄的对朝野心。1881年，朝鲜修信使金宏集在赴日本访问时，得到清朝驻日公使何如璋、驻日参赞黄遵宪的协助。经过多次笔谈交换意见，金宏集回国时带回了黄遵宪撰写的《朝鲜策略》，由此进一步促使以高宗为首的开明统治层以及开化派看到闭关锁国的不合时宜和开港通商的必要，并开始对美国予以关注，甚至对之前“拒而不受”的美国叩门深表遗憾。然而由于反对开港的保守派挑起“卫正斥邪”运动，高宗与开化派只得求助于清朝，高宗甚至欲借清朝皇帝的公开劝谕达到开港的目的。但李鸿章对此并不赞成，而是遵从光绪帝的“密为维持保护”之策。此时，美国海军将领薛菲尔正带着舰队经过非洲、印度等地航海巡游并开赴东亚。薛斐尔此行负载着扩展美国商业并力求用和平手段再次展开与朝鲜政府协商的使命，还怀揣着时任国务卿埃瓦特（William Maxwell Evarts）本人对其与朝鲜签约的嘱托。此后，在清朝的多次非公开斡旋与全程参与下，朝鲜与西方国家的第一个条约——《美朝修好通商条约》签订。根据该条约，美国首任驻朝公使福德（L. H. Foote）于1883年5月赴任。这也标志着美朝之间建立起正式外交关系。

美朝条约的签订是朝鲜向西方世界全面开放的开始。此后，英、德、俄等西方国家也纷纷前来，效仿美国与朝鲜签约。但美国政府对美朝条约的重视程度却远远小于签订条约的薛菲尔本人，再加上“属国条款”并未出现在条约正文里，美国政府与驻朝使节在朝鲜问题上的不同态度也由此开始展现。与此同时，随着朝鲜的全面开港，中、朝双方也感觉到了条约关系的重要性，于是在朝鲜的提议下，两国签订了《中朝水陆贸易通商章程》，并在《章程》里对两国此前并无明文规定的传统宗藩关系做了明确说明。但中朝用“章程”而不是“条约”来规定两国关系，表明了中朝关系区别于朝鲜与其他国家关系的特殊性。此后，中朝之间的宗藩关系不但未随着朝鲜被编入到西方条约体制下逐渐削弱，反而得以加强。1884年法国占领越南，使其脱离与中国的宗藩关系后，清朝对周边藩属国的危机感急剧加深。与此同时，“甲申政变”后围绕朝鲜半岛的国际局势也暗流涌动， 两次“朝俄密约”事件、英国占领巨文岛事件等外交冲突频发，这使清朝进一步认识到了朝鲜作为其藩属的重要性，并试图以加强对朝鲜安全的保护来维系岌岌可危的宗藩体制。袁世凯正是在此背景下被派到朝鲜的。他一方面必须与西方各国、日本驻朝鲜外交官等打交道，展开外交周旋，同时又必须维持清朝与朝鲜延续几千年的上下礼仪秩序，角色多元复杂，操作难度极高，甚至有时不得不采取高压政策，这使秉持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思维与近代主权思想的西方使节们难以理解，尤其是思维中带有理想主义倾向的美国驻朝使节们，他们认为朝鲜是具有签约权的“自主独立”之国，对清朝行为大为不满，积极支持高宗与开化派的“自主”活动，不断鼓励朝鲜挣脱宗藩关系。然而，美国政府却并未完全认可这些使节们的行动。其分歧尤其表现在以下三个典型事件中：

1、福久（George C. Foulk）召回事件

福久任职朝鲜代办公使期间，曾给美国政府提交过一份旨在批评中国在“甲申政变”前后干涉朝鲜的报告。该报告的部分内容后来又被美国政府公开发表，这引起了朝鲜统理衙门总理金允植及清朝驻朝代表袁世凯的不满。金允植致信当时美国驻朝参赞柔克义（William Woodville Rockhill），要求其致电美政府撤换福久并召其回国。但是柔克义在与福久沟通后并不愿这么做，反而为其开脱，称报纸所载内容并非福久所写，而是对福久报告的断章取义，并把责任推到翻译对内容的歪曲上。鉴于此，朝鲜统理衙门只能直接向刚刚派驻朝鲜的美国公使丹士谟（Hugh Anderson Dinsmore）提交撤换福久的要求；此外，袁世凯也向李鸿章建议以外交手段促使美国政府对福久进行撤职处理。于是，当时清朝驻华盛顿代表给美国国务卿拜亚（Thomas Francis Bayard）施加压力，并声称李鸿章表示如果福久继续留任朝鲜会有损中美关系；同时，袁世凯还让朝鲜国王致信美政府，要求解聘福久。在多方面压力下，福久终被美国政府解聘。

 2.朴定阳使美事件

美朝建交后，在美国驻朝公使及顾问福久、德尼、安连等人的建议与鼓励下，朝鲜国王高宗决定派朴定阳为全权公使赴美，并在美设立公馆，作为制衡中国对朝鲜“控制”的手段。但在派使赴美之前，朝鲜就曾多次表现出“自主”倾向，这引起袁世凯不满，认为朝鲜“或图引强邻，背天朝，以与中国抗衡敌体，或思联英美，结俄倭，以与各国并驾齐驱”。这次派使，高宗更是一改传统宗藩体制中藩属国派使外邦需对清朝“先咨后派”的惯例，在没有事先咨报清朝的情况下，任命“沈相学为特派全权大臣，使之前往英德俄意法京城，随便驻扎，并兼办使事”，并派朴定阳为“特派全权大臣，使之前往美国京城驻扎”。此举进一步使袁世凯警觉，并质疑朝鲜“先派后咨”的不当行为。但朝鲜却辩解称，从“与美立约”到“赴日进行甲申议和”再到“派使赴日”等都是“一面咨行一面派遣”，并无不妥。

不久，光绪帝向朝鲜发出谕旨，要求其“派使西国必须先行请示，俟允准后再往，方合属邦体制”，然而朝鲜并没有当即接旨宣读并回复袁世凯，而是明知谕旨已到却装作不知，暗地派朴定阳出城。对此，袁世凯以“贵政府犯三不违”对朝鲜进行诘问。朝鲜这才不得已召回已经出城的朴定阳，并“恳求退还注销” 袁的照会，同时“派员赍奏奉咨请示”。清朝也才同意朝鲜派使，并要求朝鲜遵守 “三端”和“另约三端”，从而保全中朝宗藩关系的礼仪秩序。在这一过程中，美使的建议和鼓励是高宗最终派使的重要动力。此后，美国驻朝公使丹士谟又在并未照会本国政府的前提下，直接给袁世凯发电报对其阻止朝鲜派使表示惊讶和不解，还建议美国政府发照会质疑中国的做法，但遭到政府拒绝。朴定阳到美国后，随行美籍翻译官安连又怂恿、误导甚至威胁他，导致其违反中朝约定的“三端”行事：不仅未先行去清朝驻美使馆报到而是先行拜见了美国国务卿拜亚，而且还直接向美国总统递交国书。这使清朝最终不断问责朝鲜政府，并要其追究朴定阳违反“三端”的责任，但朝鲜却不断为朴定阳“开脱”。

 3.德尼（Owen Nickerson Denny）继任事件

德尼本是美国俄勒冈州的一名律师，于1877年被派到天津做领事。在此期间，他与李鸿章逐渐熟悉，二人关系好到李鸿章曾一度推举德尼为美国驻华公使。尽管最终未成，但后来李积极推荐他赴朝鲜当顾问，负责与同时赴朝的袁世凯一起对第一次“朝俄密约”事件进行善后处理。德尼于1886年4月以顾问的身份初次到朝鲜赴任。但由于德尼骄傲不拘、原则性很强且不畏惧权威，他到朝鲜后与袁世凯渐生矛盾，最终导致双方交恶。工作压力及与袁世凯的对抗使德尼的健康每况愈下，于是他积极为高宗寻找合适的继任顾问，并推荐当时美国驻朝公使丹士谟作为自己的继任者，但美国政府却并未同意，因为不想因此使中国误会美国不尊重中国在朝鲜的特殊地位，这直接致使德尼公开发表署名文章《清韩论》，否定与抨击中朝宗藩关系。

二 美国驻朝使节与政府的对朝“二元外交”

对于清朝一方面积极劝导朝鲜与西方国家签订条约，另一方面却又对朝鲜加强宗藩关系的行为，美国驻朝使节多有不解。于是，他们积极参与朝鲜事务，为高宗出谋划策，鼓励其脱离与中国的宗藩关系，彰显独立。但是，美国政府却不愿对此问题牵涉太多。美国驻朝使节与政府在朝鲜问题上的不同态度对比鲜明，并形成了其内部对朝鲜问题审视立场的二元视角，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美驻朝使节对中朝宗藩关系的否定与排斥和政府对该关系的理解明显不同。朝鲜派使朴定阳赴美而受到袁世凯阻拦时，丹士谟曾在给美国务院的报告中直言：中国唯我独尊的地位在朝鲜和中国的历史上并未被授权。德尼也曾说：“朝鲜虽然和中国有朝贡关系，但却从来都不是皇帝的属臣。”他还根据《江华条约》的第一款认定朝鲜是脱离清朝的“独立自主”之国，而且认为美朝条约签订时高宗给美国总统的照会所称“朝鲜是中国的属国，但其内政外交自主”，这句话是为什么朝鲜可以独立地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签订条约的原因。

相反，美国政府则随着清朝对朝鲜宗藩关系的加强而逐渐理解与接受了“朝鲜是中国属国”这一事实。对于美政府最终决定撤换福久，有研究指出这是因为朝鲜统理衙门的直接交涉所致，而非清朝的抗议。但笔者认为，虽然表面上看似是朝鲜统理衙门提出撤换福久要求后，美国国务卿拜亚才最终做此决定，但真实原因则在于美国并不想因福久问题而引发中美之间的摩擦，因此为了让福久对朝鲜事务负责而将他调离。因为，拜亚尽管书面上并不承认清朝对福久的指控，但还是在给清朝的回复中指出：召回福久是因为美国在中朝关系上会“恪守约章，务与中朝辑睦”，并“亮洽中朝之意”。朴定阳事件后美国驻华公使田贝（Charles Denby）给拜亚的信中附有高宗给光绪帝的咨文，咨文中高宗解释说他将让其使节遵守“另约三端”，并承认这是藩属对天朝上国要遵守的规则，田贝认同高宗这一咨文“实质上是对朝鲜为中国属国的完全承认”。拜亚也在给田贝的回复中说：“我非常同意你的说法，美国驻朝代表们对朝鲜完全独立于中国的煽动是不合情理且无利的，我也不认为现政府会对朝鲜与中国的关系进行任何质疑。”尤其看到咨文中高宗对清朝充满了藩属国对上国的敬畏与感激后，拜亚将这些信件直接转发给了驻朝鲜的丹士谟，并强调这些是关于最近派使一事及朝鲜为中国属国的相关材料，从而表明其敏锐地洞察到了中朝之间微妙的宗藩关系。 

其次，驻朝使节对朝鲜的同情和支持与政府对中国的重视对比鲜明。早在朝鲜派使之前，丹士谟就曾说：（闵妃侄子）闵泳翊从中国回到朝鲜后曾拜访过他两次，每次都与他交谈很长时间，乃至潸然泪下，说中国利用某些朝鲜人来煽动革命，从而达到在朝鲜建立外省并完全控制它的目的。福久此前也在私信中说过高宗和甲申政变的激进派意识到“中国并不是朝鲜善意的保护者而是最大的敌人”。德尼也曾说：“我非常同情国王，因为他宽宏大量而追求进步，但其几乎是孤军奋战。希望我能帮到他。”他甚至把袁世凯逼迫高宗退位的种种“阴谋”抖落给李鸿章，与其探讨袁世凯在朝鲜的过分言行以及北京政府对朝鲜的政策。

然而，与驻朝使节对朝鲜的同情相比，美国政府却更愿在中美关系框架下处理朝鲜问题。其对中国立场与态度的重视明显多于朝鲜。当朴定阳一行到达美国后，拜亚给丹士谟的信中再次使用了“因果”逻辑来表达中国公使张荫桓的造访对他的决定产生的重要影响，即中国没有一丝控制或干涉朝鲜使节的态度是“因”，他将朝鲜使节作为区别于中国使节的“独立身份”来对待是“果”，而其对朴定阳的热情接待也正是因为清朝驻美公使并未表现出任何阻拦之意反而拜托其好好招待朝鲜使节的鼓励。

福久被解聘后的去向也是明证。当时福久被解聘后，通过考试并作为最合适的人选获得了申请就职驻日本海军武官的机会，然而却遭到美政府拒绝。国务卿拜亚对此的解释是：因为福久曾招致中国敌视，如果给了他这样的职位，也许还会引起与日本关系的紧张。而对于此后丹士谟欲成为德尼继任者的申请，美国政府同样予以拒绝，拜亚对此说得也很清楚：“本政府已经接到大清帝国政府的通知，宣称他们对朝鲜拥有宗主权。如果准许我们的代表为了赴朝鲜任顾问一职而离开目前职位，那将无疑被看作是美国无视中国的宣告。”德尼后继无人，自己不得不强撑下去，但他对袁世凯的愤懑和对李鸿章的失望却与日俱增，甚至在给议员约翰·米切尔（John H. Mitchell）的信中把矛头指向了驻北京公使田贝，指责他在朝鲜问题上明显偏向中国。但当米切尔用德尼对田贝的攻击来试图批判民主党的亚洲政策时，拜亚却对此进行了反驳：田贝没有做错任何事情，国务院没有任何理由怀疑他完美履行职责的能力，而我怀疑东方的环境早就酝酿着流言蜚语和丑闻。

最后，驻朝使节对中朝宗藩关系的介入与政府的回避不同。在前述福久被金允植、袁世凯与清政府共同举报并向美国政府提出撤换要求时，驻朝参赞柔克义及后来到任的驻朝公使丹士谟都挺身而出向其政府力保福久，但最终也未能阻止美国政府做出解聘福久的决定。对此，丹士谟表示不解与失望。福久本人也很郁闷，称这是“让政府蒙羞”，使自己无法信任国务院，还声称将自己撤离朝鲜将是“美国在中国问题上的一大耻辱”。

同样，朴定阳事件中安连的表现也反映了驻朝使节对中朝宗藩关系的积极介入。初到美国时，朴定阳原本想要遵守“另约三端”，即先去见清朝公使后，由清使带领向美国递交国书，但安连不想让中朝宗藩关系影响朴定阳作为一个真正主权国家全权公使的行动。他告诉朴定阳，美国不会接受属国的公使，他必须拒绝清朝公使提出的与其同赴国务院递交国书等要求，并应坚持自己代表的是一个完全的主权国家。他甚至要挟说，如果朴定阳通过中国公使拜见美政府他就辞职不干，那样朴定阳就只能毫无颜面地打道回府。于是，为了避免安连所说的依照“另约三端”先见清使“妨碍国书进呈”这一“使臣之职”，朴定阳选择避开清使，直接拜见美国务卿拜亚并呈递了公函。

当时，清朝驻美公使张荫桓为了更好地协助朴定阳，“打破了新任公使必须先去拜访已在任的其他国家公使的惯例”，反而派参赞先行去见作为朝鲜公使的朴定阳。尽管朴定阳对此大加感激，认为“张大臣送参赞官来存，自视为荣”并“遽若返礼”，但安连却依旧怂恿与告诫朴定阳：“赴合众国外务部之前，先伸公侯于中国使署，未免辱合众国政府，而伤本国之利”，阻止朴定阳去清朝使馆回访。并且，安连还强调这是自己在与美国务院官员布朗会见时听布朗说的，但事实上，安连所说的只不过是国务院某位官员的个人非正式口头提醒而已，并不是国务卿拜亚或国务院的官方声明。从而可见正是由于朴定阳“素眛外交，每事问人”的特点，才听信了安连的说法，误以为这就是美国政府的态度而“不可视为寻常”，由此造成了他与清朝官员之间的隔阂，加深了中朝之间的猜疑。安连还曾声称在美设立常驻公使馆以对抗中国，从而使朝鲜成功地确立“独立自主”地位，将有很大一部分都是他的功劳。于是，在这个“影响力居于所有其他外国人之上”的美国顾问的鼓励和大力支持下，朴定阳终于决定在美国独立地展开外交活动。

当然，清朝驻美公使张荫桓与朝鲜使节的交流不畅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如果张荫桓不是单纯地认为属国使节来美就必须要遵守“另约三端”，于是空等朝鲜使节的到来；或者哪怕是在朝鲜使节没有先来清使馆时，不只是简单地派人进行诘问而是关注其为何没有履行“另约三端”的真正原因，然后和朝鲜使节积极沟通，一起来面对“另约三端”与所谓的“国书呈递”的关系，并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则朴定阳也不至于一味听信安连的劝告，明目张胆地违反“另约三端”。然而，或许是出于盲目的自尊自大，又或许是由于对朝鲜问题不够重视，缺乏与朝鲜及其使节的沟通，导致了事件处理的失能，而这也一直是清朝处理朝鲜问题的一个盲点。最终，这导致清朝越想维持固有的宗藩关系，朝鲜就越想脱离这种不对等的关系。因为朝鲜的背后有类似美国驻朝使节及顾问们的支持。

另一方面，与美国使节的积极介入相比，美国政府不仅不愿介入中朝争端，而且对中朝宗藩关系有所回避。在朴定阳事件中，丹士谟曾要求美国政府指示驻北京使馆代表美国政府对中国阻止朝鲜遣使表达惊讶和遗憾，有韩国学者将拜亚对此要求的回复内容“并不清楚汉城因派使而引起的政治情况”，解读成 “对清朝的做法无法理解”，从而得出美国政府在朴定阳事件中积极支持朝鲜争取“独立自主”的结论。实际上这是对拜亚的误读和对美国政府作用的夸大。从当时情况看，拜亚的确只有通过丹士谟或田贝这样的外交官才能获得朝鲜的相关信息，因此说丹士谟的报告不太清楚很正常。言外之意就是，虽然他对情况并不是很了解，但综合丹士谟的几次报告和电报，国务院可以按照丹士谟的请求去做。此外，从后文拜亚让丹士谟多和田贝咨询的要求来看，也可见美国政府不能忽视驻北京公使的态度。“美国的立场就是简单地要求对方（朝鲜）遵守商约，任何挑起中朝争端的做法都对美国不利。”对于这一点，有学者一语中的：美国国务卿并没有决定要在朝鲜问题上扮演积极的角色。美国抗议中国对朝鲜遣使朴定阳的干涉是基于对1882年美朝条约的法理解释。如果中国原意承担此条约所涵盖的所有义务，则美国不会对此有任何抱怨。因此拜亚的话并不是反对中国破坏朝鲜的“独立自主”，而是抱怨北京试图控制朝鲜却没有对朝鲜问题承诺最终责任。

三 美国驻朝使节与政府对中朝宗藩关系立场不同的原因分析

 1885年到1894年的10年间，朝鲜半岛上并没有发生战争或巨大破坏性事件，日本在此时期的对朝野心也因实力不足而有所收敛，不愿意挑战中国对朝鲜的“宗主权”。但是受到美国驻朝使节对朝鲜“独立自主”的鼓励与支持，已经被编入到西方条约体系中的朝鲜，无法再如从前那样，在宗藩关系中的“天朝上国”庇护下，过着平静的生活，其与中国的宗藩关系也时刻面临西方条约理念的洗礼。但美国驻朝使节的对朝态度并不能代表美国政府的态度，相反，二者之间的分歧还显而易见，其主要原因如下：

首先，美使的理想主义及其“朝鲜视角”使其偏向朝鲜。第一，美国驻朝代表们之所以竭力支持朝鲜脱离宗藩关系，是因为其身处朝鲜，并秉持“独立主权”的理想主义理念，因此对中朝宗藩关系下清朝对朝鲜逐渐加强“控制”的行为深恶痛绝。当时，美国脱离英国殖民地成为独立国家不足百年，因此人们对于国家独立的议题异常敏感。再加上美国驻朝公使及顾问们有机会直接与朝鲜高宗及开化派接触，这些朝鲜人对清朝的态度也给他们带来了深刻影响。当他们从朝鲜人那里得知清朝尤其是袁世凯在不断加强对朝“控制”，甚至意欲将朝鲜变为“中国外围的一个省”时，他们坚信“中国正在慢慢但却确定无疑地加强对朝鲜政府和国王的控制”。相对于西方其他国家对此问题表现出的冷漠与默许，美国的外交使节们则对朝鲜不能脱离清朝的属国地位而实现自主产生出深深的同情。

第二，在美使们看来，朝鲜作为已经与西方各国缔约的主权国家，必然应该有其“独立自主”之权。再加上中朝之间的宗藩关系并无明确的条文规定，而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的约定俗成，因此对于东亚历史文化并无深入了解的美使们自然无从找到根据，只能通过自己的理解和经验来阐释，从而导致对这一特殊关系的不解或曲解。即使他们能够一定程度上理解中朝之间具有某种特殊关系的历史，也不愿意接受。因为在他们的观念里，签约权即独立主权，而拥有了主权就必然拥有与其他国家自由外交的权利。所以他们积极支持朝鲜彰显自主。此外，美国使节们积极支持朝鲜脱离清朝“藩属国”身份、独立自主的另一个原因，也许也基于这样一种逻辑：朝鲜与美国签约后，二者的地位应该是平等的，但是如果承认朝鲜是中国的属国，那么就等于间接承认了清朝优于自己的地位，也许朝鲜可以在朝清关系中处于劣势，但美使们决不允许清朝的地位高于自己的国家。

第三，美国驻朝代表们对“独立主权”的执着，使其与要加强中朝宗藩关系的袁世凯之间充满分歧。这种分歧在遣使问题上表现尤为突出：美使“基于美韩条约，解释朝鲜有权遣使；而袁则依据所谓‘附带照会’，强调所谓宗属关系，并不考虑条约本身”。双方的矛盾也因此逐渐变得不可调和。不仅福久指责袁世凯是“朝鲜的主人”，安连也说：“他的骄傲自大简直无法无天。”美籍顾问德尼也与他产生了十分激烈的冲突。德尼在信中曾解释自己到朝鲜后之所以态度由亲清转向厌清，原因在于他看到一年来袁世凯对朝鲜国王和政府所施行的罪恶和残忍行为，以及袁对诸多事情的妨碍，并认为袁受到清政府支持。因此，原本不赞成派使的德尼后来却直接建议朝鲜“在中国有可能干预之前，派使欧美，因为这是表明朝鲜独立的唯一可行方式”。另外，德尼在被高宗派去天津面见李鸿章以协调尽快派使事宜时也表示：他对朝鲜的关注并不是排斥清朝而是为了清朝，他并没有改变对传统中朝关系的看法，只是袁世凯在朝鲜一手遮天的行为才迫使他去保护朝鲜正当的内政外交权利，他甚至还说，“我把中国公使（袁世凯）的高压政策与粗暴行为摆在了北洋大臣面前”， “如果北京政府的目的是要保留其目前的代表（袁），那我就打算离开朝鲜”。德尼这种“你留我去”的态度足见他与袁世凯之间的矛盾之深。《北华捷报》（The North China Herald）曾在评价德尼与袁世凯的关系时指出：对于袁对独立的朝王所施行的不当行为及态度，德尼表示强烈愤慨。因为他最大的愿望是维持中朝之间一直以来的好感与和谐，但却被驻朝代表袁世凯无法无天的恶行给打断。

另一方面，美政府的实用主义及其“东亚视角”使其更重视与中国的关系。与美国驻朝使节基于理想主义的“朝鲜视角”下偏袒朝鲜的行为相比，美国政府却从自身国内经济与社会情况乃至朝鲜之于美国的价值等实用主义出发，以“东亚视角”观察和处理中朝关系，并选择了更加重视中国而不是朝鲜。

首先，19世纪中后期美国资本主义高速发展繁荣的同时，也带来了经济与社会危机，这促使美国政府不得不加大重视海外市场的拓展。美国经济在经历了19世纪中期的迅速发展与繁荣后，在19世纪最后的25年中，一半的时间都处于萧条期。1880到1884年间，美国商业失败案例与之前相比增加至3倍，每年有12 000例之多。到1897年之前，美国经济始终一蹶不振。另外，1880年代中期发生在美西部的自然灾害以及1884年的大恐慌导致了一系列罢工。这场动荡在1886年的芝加哥干草市场暴乱中达到了顶峰。在这样经济萧条、社会动荡的年代，美国政策制定者及商人越来越把扩大海外市场作为减少社会不满的最主要手段。而且美国也需要出口市场，不仅为了倾销国内的剩余产品，也为了支付从美国流向欧洲投资者的利润。1884—1886年的骚动标志着本土主义在近代美国的萌生。这次危机也导致美国利益向海外积极而广泛地扩张，并一直延续到20世纪。同时，“新天定命运论”也伴随着美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与对外扩张而兴起，由此拓展海外市场成为其主要目标。

其次，在从中国可以获得的经济利益明显大于朝鲜的前提下，美国政府期待通过承认中朝传统关系的方式从中国获得开放市场的回报。当时美国除了把拉丁美洲作为工业产品的市场，还认为 “中国和日本将很快向我们提供几个最大的市场之一”。因此拜亚任国务卿时期，美国的战略重心从拉美转移到了亚太地区，中国进而成为了其最大的利益中心（此时日本的实力还尚未强大到与中国抗衡）。与中国的广大市场相比，朝鲜对于美国的吸引力远没有那么大。这决定了美国在这一时期的亚洲政策自然以中美关系为重，于是其政府在处理朝鲜问题时小心谨慎，以期得到回报：国务院希望通过给予中国一些不曾给予其他国家的优待，使其也会相应地给予美国贸易特权或其他欧洲国家无法享有的特权，以资补偿。

再次，打开朝鲜国门后期待的落空也使美国政府在中、朝之间果断选择偏向中国。与对中、日的期待一样，美国最早在朝鲜的利益也来自其要在东亚扩大贸易的愿望。当时来到东亚的一些美国人认为朝鲜拥有有利的地形、适宜的气候、肥沃的土壤和不可否认的丰富矿藏，通过打开国门，朝鲜的各种新能源都将得到发展，对贸易及世界的价值毋庸置疑。他们还热切希望把朝鲜变为第二个日本，希望美国可以与之加强通商和贸易往来。曾作为特殊使节并于1882年与朝鲜签订《美朝修好通商条约》的美国海军准将薛菲尔也在媒体上发表了关于朝鲜富有金矿的言论。然而，美国派使朝鲜后却发现，朝鲜并不像他们所期望的那样富庶。不仅如此，拜亚的朋友、美国大商人詹姆斯·H. 威尔逊（James H. Wilson）在了解了朝鲜的情况后还说：“朝鲜是个又穷又落后的国家，美国商人在那里不会有太多的机会，当它技术和商业都发展以后，美国才会有商业机会。”从以为朝鲜富庶到发现朝鲜贫穷，热切需要海外市场的美国政府没有办法对朝鲜持续表示热情，尤其是当朝鲜与中国有分歧或冲突时，美国当然会更加注重与中国的关系。

由此可见，对于19世纪末的美国来说，无论是经济高速发展还是经济与社会动荡，都需要政策制定者更加注重海外市场的开拓与扩张，在其战略重点转到亚洲太平洋以后，拥有巨大市场的中国自然成为了其重视对象，因此对宗藩关系并不甚了解和理解的华盛顿政府不可能在中朝之间有纷争的时候偏向并无太多利益可图的朝鲜。把中朝关系和朝鲜问题放在中美关系的框架下来解决是当时美国政府追求“实用主义”国家利益的表现。对此，也有学者指出这可能是美国在19世纪最后30年在东亚事务中并无作为的原因。

最后，美国政府对朝政策的特殊性也使其驻朝使节受到误导。美朝条约签订后，美国政府基于西方条约体制下的规则，对“朝鲜是具有独立签约权的国家”这一点极为看重。这首先表现在其派遣的驻朝公使级别高于欧洲各国任命的驻朝公使。1883年，美国并没有像其他欧洲国家一样任命首任朝鲜公使福德为二等公使，并听命于北京公使馆，而是直接任命其为全权大臣，即一等公使，并不受驻中国公使馆的制约。但是后来美国政府认识到中国申明朝鲜为其属国的意义，并看到了其他西方国家在朝鲜事务上的不同态度，于是调低了驻朝公使的职衔，由全权大臣变为常驻公使兼总领事，从而与西方其他国家驻朝公使的职衔达成一致。

不过，美国在朝鲜问题上行事的特殊性在此后不久又故伎重演。1885年春，格列弗·克利夫兰（Stephen Grover Cleveland）当选为美国总统后任命拜亚为国务卿。拜亚的朋友、上将詹姆斯·威尔逊在中国寻找建设铁路的机会时得知英国为表示对李鸿章朝鲜政策的支持，即为了令朝鲜更加依赖中国，只在朝鲜任命了总领事，并使之听命于驻中国公使，而作为回报，英国从中国政府那里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于是，威尔逊建议拜亚效仿英国，任命驻华公使兼任驻朝鲜公使。同时，李鸿章也联络美国驻华公使田贝，请求美国效仿其他西方国家做法，通过中国驻朝鲜代表解决朝鲜事务。就连田贝自己都希望美国驻汉城公使馆听命于他。但这一次，拜亚又表现出了美国政府对朝鲜作为具有签约权的主权国家身份地位的支持，顶住了所有反对意见的压力，于1886年2月任命威廉· 帕克（William Henry Parker）为美国驻朝鲜公使及总领事,而不是让驻华公使兼任驻朝公使。

美国政府两次在公使任命问题上与西方其他国家不同，强调朝鲜的独立性，在一定程度上等于间接支持了其使节及顾问在朝鲜的独立活动，给予他们很大的自由活动空间，使他们能够尽可能少地受到清朝或美国政府的影响，并从其自身在朝鲜现场的经验出发灵活地处理朝鲜事务与发展美朝关系，这实际等同于美政府虽不支持但也不绝对限制其驻朝使节们自发主动地支持朝鲜独立自主的行为。由此可见当时美国政府对朝政策的矛盾与复杂。

福久召回事件、朴定阳使美事件以及德尼继任等事件等引发了朝鲜、中国及美国关于宗藩关系的争论与冲突。其原因既有美国驻朝使节与顾问们从自身的立场出发对东方式宗藩关系的不解与质疑，又有中国几千年来“天朝上国”地位受到西方理念挑战时的竭力自保，更有朝鲜在美国驻朝使节与顾问们的鼓励与支持下意欲弱化宗藩关系的些许意愿。但是，尽管美驻朝公使及顾问们积极鼓励与支持朝鲜摆脱宗藩关系，但是其在朝鲜事务中的作用却非常有限。朝鲜在他们的鼓励下尽管进行了一系列彰显独立自主的活动，但由于美国政府仍然把朝鲜问题放在中美关系的框架下解决，不愿意因朝鲜而得罪中国，因而驻朝使节们的行动并不能得到来自美国政府的大力支持，从而形成了美国对朝鲜的“二元外交”。缺乏政府支持的美使虽可诱导朝鲜与加强在朝势力的袁世凯对立，却无法从根本上维持政策的持续性与后发力，结果使朝鲜的大量精力用在了试图脱离宗藩关系和与袁世凯的对立上，而不是真正地谋求国家的发展与自强，致使朝鲜在通往近代化的道路上迷失。甲午战争后，朝鲜最终虽然挣脱了宗藩关系，但其面临的却并不是真正的“独立自主”，而是各国在朝鲜的利益追逐以及日本对朝鲜的野心。美国政府这一时期在中朝之间选择中国与日后在日朝之间选择支持强者——日本的外交决策如出一辙，从而为日本最终能够强占朝鲜埋下了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