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侃 | “闽揽”与明中后期入澳闽商的“污名化”现象——以《盟水斋存牍》若干案例为中心

葡萄牙人在1557年居留澳门贸易之后，揭开了中国同西方关系史上新的一页。亚洲海域的商业群体形成了新的互动平台。不同社会文化背景的海洋人群不仅有了重组整合的契机，而且产生了划分他/我的身份边界。闽商成为在澳门经营贸易的华商主体，“以澳为利者，亦不下数万人”。总体而言，闽商在官方文献记载以负面形象为主。崇祯五年，广州府推官颜俊彦汇编崇祯三年至四年为主的司法案例，取名为《盟水斋存牍》并予以刊行。该汇编中有不少涉及福建海商的违禁处罚、商业冲突以及其他事务，因此成为分析闽商在粤澳地区经济活动的重要资料。在中外历史上，商业群体的“制度创新”或“制度破坏”常常触及王朝国家和地方社会的固有利益，成为原有秩序的挑战者，因此是被污名化的主要人群之一。纵观中国海洋发展史，海洋流动的分化和离散的现象比较突出，加以王朝或政府的海洋治理政策起伏不定，不同人群之间的“污名化”相当普遍。明中叶之后，在全球化贸易驱动之下，入澳闽人也被广东官方和地方民间所“污名”。《盟水斋存牍》案例叙事中以“奸徒”“奸揽”“奸贼”“闽揽”“闽棍”指称“闽商”。学界尚未以闽商为具体人群探讨《盟水斋存牍》的“污名化”案例。本文以此为着眼点，描述明中叶广州贸易制度变迁引发的套利空间，围绕《盟水斋存牍》的案例论述闽商被“污名化”为“闽揽”“闽棍”是在何时突显的呢？具有什么样的制度环境情境？又如何在海洋人群之间或内部被强化的？以此思考明中叶之海洋经济社会的流动性及不同人群接触、交流、冲突的互动机制。

明初海外贸易依托于朝贡制度而进行。正统以后，贡舶贸易日趋衰落，商舶贸易则日渐兴盛。成化、弘治年间，商舶贸易日益向公开化、规模化、组织化发展，沿海豪强凭靠政治、经济特权，交通官府，组织商队出海；一般商人和平民，或结成团伙，或依附富商、地主，出海通番。东亚海域的海商群体扭结在一起，利用制度空隙进行海上贸易活动，形成了人们所熟知的“倭寇”现象。郑若曾等人处理浙闽倭乱之际,指出了沿海通商之民“接济”与“倭寇”的关系，并将这种接济关系视同为北方边境的“奸细”，“海洋之有接济，犹北陲之有奸细也”。

16世纪，随着葡萄牙人借住澳门，世界性贸易已把东亚海洋贸易拉入到全球贸易圈之内。广州出现了政策松动，形成了以税收为开拓财源目的的商舶贸易体制。内容之一是实施“澳票”制度，即商人领有澳票，具有了赴澳门贸易的资格，俗称“下澳”。如李庆新指出的：“嘉靖间允许葡萄牙人居留澳门，但不能到广州贸易，中葡贸易的中介组织和中间代理商应运而生……外地商人与广商一起，向广州政府申请澳票，到澳门贩易，回来后官府取征、收买部分舶货，自己掌握一部分。”广州与澳门形成一套联结中国和海外市场，既互相竞争，又互相倚靠，互利互动的新型贸易伙伴关系。建立广州体制的动力不是来自明朝中央政府，而是地方政府面对时局变迁的被动反应。地方政府从海外贸易中攫取市舶之，以应对日益恶化的财政状况，以“澳票”制度委托客商进行包揽作业，维系官方控制与垄断经营。在此贸易体制中，中介商、中间代理商也称之为“客纲”“客纪”，主要来自广东、徽州和泉州的商人。

随着澳票制度的展开，闽商依托历史上形成的贸易优势而成为入澳贸易的主体。首先，正统年间，漳州商人严启发盛等已在澳门一带洋面活动。如塔克推测，15世纪中期或后期的琉球贸易网存在“福建化”，由此在澳门、香山一带出现了福建海商。其次，闽商依托朝贡贸易熟悉海洋贸易的方式和程序。如成化七年，“福建龙溪民丘弘敏与其党泛海通番，至满剌加及各国贸易。复至暹逻国诈称朝使，谒见番王，并令其妻冯氏谒见番王夫人，受珍宝等物”。弘治年间，广海卫附近发生福建人周程等假冒爪哇贡使来到中国沿海走私贸易。第三，葡萄牙人居留澳门之前，就与闽商具有较为稳定的合作基础。月港出发的闽船频繁地出入马六甲，1527年，三艘满载瓷器、缎子和各种丝绸的漳州船来到马六甲，城防司令卡布拉尔（Jorge Cabral）向他们订购瓷器，闽商购买胡椒和锡。因此，葡萄牙人居留澳门之后，葡萄牙人在澳门商业发展仍得益于闽商的协助，“日与华人相接济，岁规厚利，所获不赀。故举国而来，负老携幼，更相接踵，今筑室又不知其几许，而夷众殆万人矣”。第四，闽籍官宦参与和支持中葡贸易。嘉靖年间，葡萄牙等西方商人在福建沿海以胡椒、苏木、象牙、苏油、香料等物品进行交易，鉴于中外私人贸易的商业利润，同安籍林希元写信给管理月港安边馆的漳州通判翁灿（见愚），认为“边民乐与为市”，应该予以鼓励。与此同时。闽地世家大族利用闽籍官员的支持，参与葡萄牙人的海外贸易活动。如晋江十四都蔡埭村洪邦丽传记记载：“公以家淡薄经商，适葵峰黄先生开澳与夷贸易，公即抵广为之。自后二弟为巨商，白手起家，公始之也。”“ 葵峰黄先生”即晋江人黄光昇，嘉靖年间任广东按察使，主持开澳贸易，主管“夷市”“夷税”。

闽商依托澳票制度成为承揽澳门葡萄牙商业事务的主要人员，“商侩、传译、买办、诸杂色人多闽产”。如泉州安平商人颜理学在澳门和广州经商，“矜然诺，重取予，得诸贾竖心，尝领官符贸夷舶，有龁之者，旁一贾胡挺身出护，得无害归”。西方商人信任闽商，依靠闽商扩大经济活动。闽商在澳门的人数越来越多，成为在澳门的主要华人商业群体。

“走澳”一词频频出现于《盟水斋存牍》，“走澳”即进入澳门接济澳夷之举。按照明人所解释的“接济”，是指“贩取柴米酒肉以馈之，打造枪刀铅铳以助之，收买违禁货物以资之，饰送娼优戏子以悦之”等行为。《盟水斋存牍》的“走澳奸徒王怀东等”为其中一例。从案牍措辞“所可恨者陈寿亦系闽人”“王怀东以闽棍通夷，为粤东之祸”等内容看，可知官员对闽商走澳颇为深恶痛绝，明显带有先入为主的认识。他们以“日逐走澳之物”推断为“通夷”之罪，认为“徒杖有余辜焉”。其实，接济澳夷行为并无法由闽商单独完成，该案件具体记载了接济的各个环节，不同身份和不同来源的人参与其中，各有司职。王怀东、陈天恩、高心碧、李厚昆等属违禁私出的走澳之人，属客商身份，闽商为最主要群体。梁少（屏）、梁少庚是窝顿接济货物的惯犯，以粤人为主，均为地方上具有一定势力的人士或者沿海的船户；梁仕贵、黄清则是受贿甲壮，是具有官方或半官方身份的胥吏、民壮。

如果说上述案例只是涉及了接济网络本身的多元人群，那么题为“禁奸揽接济”的案例则说明闽商接济网络与各级官僚之间的关系，除了 “闽棍”勾结甲壮结外，指出了广东市舶司与闽商的密切关系：“其有名积揽如洪千如、许佩玉等以澳门为穴窟，借市司为护身，每提不出，并许诸色人等拿获解究。近来地方大害，无过接济之公行、番哨之拦入，而两者皆缘奸揽为之导。奸揽之敢于逞其伎俩，又皆缘市司官吏为之导”。文中“市司”即指出广东市舶司。万历二十七年，李凤以税使身份主管粤省榷税，即便经过整顿，仍掌控“市舶、夷饷与广州税课”。广州、澳门贸易管理权力被广东市舶提举司掌控，“派税充饷盈缩不定，上下辄缘为奸”。市舶司内的官牙人员以此牟利，“内结吏胥以为心腹，外构哨巡以为羽翼”，成为“奸侩聚集之区”。闽商通过各种手段取得票引，颜俊彦称为，“奸揽之敢于逞其伎俩，又皆缘市司官吏为之导”。市舶司官员腐败导致了海上贸易监管系统腐化，当时官员指出，“海道衙门，使费称是。而船中任其携带违禁货物，累累不可算数”。以闽商“走澳”为起点形成的接济网络成为一个庞大的食利网络，不仅涉及参与商业活动闽粤商民，而且包括基层甲壮与主管海上贸易的市舶司以及海道副使。

《盟水斋存牍》特别指出了闽商“走澳”形成的接济网络与各级军事官员的关系。颜俊彦认为香山为“接济之驿递”， 虽然香山设有抽盘科作为严密稽查的机构，“每船出入必抽丈盘验”。但是“今且免盘矣，不肖县官甚至借此以饱蹊壑，而更拨防守之兵船，为之搬运矣。此非驿递而何?” 颜俊彦还认为香山参府为“接济之领袖”。“香山参府”即“香山参将”，全称“分守广东香山等处地方备倭参将”，陆地巡查前山、塘基湾、雍陌、澳门等地，海域巡防虎跳（门）、石龟潭、九洲洋、十字门等澳湾，严防通夷走私，稽查华商私自入澳和西商擅自出澳，“内地奸徒搬运货物、夹带人口、潜入接济；澳中夷人阑出牧马游猎、扬帆驾桨、偷盗劫掠等项，并听本官擒拿解究。每遇夷商入澳，须诘问明白，方许报抽，歹舡立刻屏逐，毋容停泊。”但在闽商的运作之下，负有缉拿盘查接济行为的将官与接济群体互为表里，使其往来无阻，不仅仅成为走私贸易同伙，甚至成为违禁走私的靠山，“今且亡赖奸徒，参府给一小票，便执为护身符，往来无忌矣。参府既给有小票，而凡在该地方兵哨所责之拿接济者，孰非身亲为接济之人，非领袖而何？”1627年，广东总兵坐营祝世爵被革职，主要是在香山参将任上的作为，“惟怯无谋，贪婪罔忌，以科剥为职业，借盘诘作生涯。天启四年八月内，奉委带管香山寨事，拿获私澳奸徒许佩玉等剪绒绸缎六箱，隐匿不解。”许佩玉就是“闽籍积揽”，如《盟水斋存牍》叙及，“有名积揽如洪千如、许佩玉，挂案非一，每拘提，便称回籍，若隐若现”。

军事系统的沿海卫所官员与商人勾结，成为接济通夷贸易的方便之门，地方州县官员对此束手无策，难以管理，不得不在存牍中感喟，“濠镜澳异类逼处，不闻拿一接济，而哨官吴元龙所获私澳之犯，径即释放，则防守谓何？塘基环出入当严，不闻谨我樊篱，而哨官梁镇邦每于常贩之物起税私抽，则约束安在？旗总蔡陞摉掠闽商银钱，及香山追获而驰书救解，不几纵之御人乎？队兵苏胜抢夺商人货物，及刑官提犯，而捏逃抵饰，不几与奸同事乎？”说明军队士兵的流氓化导致稽拿“接济奸徒”的官兵成为接济的保护伞。

这一案例也指出，闽人作为与葡人商业利益密切相关合作伙伴，允许自由出入澳门，“洪千如、许佩玉等以澳门为穴窟”。如果走私事件被告发或者侦查，他们逃逸于澳门。澳门作为葡人自治区，设有武装力量与哨卡。广东官府即使有追捕，也往往被番哨拦阻，无法拿获被通缉的闽商。番哨也是接济走私海上的重要成员，“大夹板船躲舶外洋老万山、杧州、大井、大窑山等处，致番哨运货走税”。贸易制度转变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利益空间，以闽商为首的商贸群体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公私接济网络，凭借接济网络的强大生命力，闽商得以在粤澳两地经营商业，成为游走于合法与不合法之间的“奸徒”和“奸揽”。

明代中期，沿海卫所军人纷纷下海通番走私。闽商因接济澳夷而获得巨额财富，引发了福建卫所军人借用各种名目阑入粤海谋利益。《盟水斋存牍》叙及福建卫所军人的武装走私，如 “闽商阑入郭玉兴等”案。“阑入”即为“擅自违禁闯入”之意。闽船以“兴”为名，一般表示为合股经营。合股人有时自己与夷人联系，有时与海商配合组织货源并销售商品。“郭玉兴”等船只以千人阵势突入珠江洋面，地方官员担心他们与澳夷勾结，产生事变。布政司不得不指出：“番夷在澳，尚不容其筑城驾炮，况令其船众竟入内地乎？夷纵狡悍，尚存疑畏。惟内奸引导接济，故冥行无忌耳。杨璋所呈必有的据。该厅急应诘接应之惯揽，问疏防之官兵，仍遣晓事通译，谕遣真夷退还外澳，庶杜他衅。”介入该案讨论的有两广总督、广东布政司、广东按察司、巡视海道副使、兵巡道等等。各级官员对于如何处置此事有激烈争论。广东布政司是主管朝贡贸易中勘合簿册的部门，包徐良之船以自称奉福建官方“采办香料”的名义而来，布政司对该船自称“装载福建百户庄国相采买香料”进行核查。根据其他佐证资料可知，庄国相确有其人，（万历）《福州府志》记为福州中卫右所试百户，“庄国相，直隶上元人。洪武中，祖庄辉以功升福州中卫镇抚。永乐中，西洋功升副千户。万历间，国相遇例减革，试百户”。福州中卫各所俱在福州城内，庄国相祖父庄辉早年随郑和下西洋得军功，说明庄氏对海洋活动相当熟悉。澳门开埠后，葡萄牙人与南洋各地形成了多条香料贸易路线，马六甲、巽他群岛和帝汶等香料产地在葡萄牙的殖民控制之下，香料大量输入澳门。资料缺乏，不知庄国相来粤采办香料的真正原因，大致推测几种原因。一是月港的部分香料部分中转澳门而来，具有价格差；一种可能是传统采办香料途径所致，郑和下西洋以来，闽地卫所军官参与香料贸易之事甚多，因此假托卫所名号来澳采办香料；还有一种可能是以香料采办为名，试图与其他商船混同经营其他商品，《盟水斋存牍》指出的，“香止二十七包，其余苏木、胡椒、牛皮藤、棕竹等货，尚不可胜数”，这些商品是澳门与中国商人贸易中常见商品。

卫所军人阑入粤海备有武装，进入省河难以阻拦，“洋船数只自虎门而进，哨兵不谁何，守把不拦诘，横涉径渡，如入无人之境，法禁尽弛”。地方官员即便在说辞上要求有所追究，总体采取了宽松处罚的办法。“郭玉兴、高廷芳等甫称投单，未奉详允，遽入省河……念已在本道投单，姑开一线，以舶商匿货论罪。其船中之货停顿已久，恐有走漏，此时盘验，彼反得计，不若行市舶司查，照郭进兴例，罚饷之为长也。其陈仰崐一船，虽并未投单，推广宪恩，一体加罚，以宽远人，以俾课饷，是在宪台法外之仁耳。巡视海道副使对此处罚予以赞同，并认为他们是合法商人，并非奸揽：玉兴、高廷芳，曾经前道投单给封，陈仰昆遂踵之不召自来耳。屑越海禁，走利如鹜，即非奸完，犹当严究。姑照郭进兴例一并罚饷，一以恤商，一以裨课，仰厅查舶司旧例重加究。后来海道还认为对包徐良之船也可宽宥：既有底册，则册载即是确货，仰厅行县会同市舶司查验，务足国饷，无听其隐匿瞒课，仍依旧例加三征罚，以肃海禁。包徐良船，如果有引，并一体征税，以便转详速报。”提刑按察司则认为可以“据引飘风之例”予以处置：飘风名色，向年间有之。迩年海上多事，功令期严，未有敢轻犯国禁者。今既开具一线，查例罚饷，则郭进兴之成案俱在，于常饷每百金外加罚三十三两三钱三分。

官员援引“郭进兴”和“刘合兴”等前例对“郭玉兴”等船只采取宽大的处罚，说明闽商船只阑入粤海与澳夷私下交易相当频繁。“刘合兴”在《盟水斋存牍》记载：“合兴以闽商飘风入粤，援林瑞、郭进兴例就粤告饷给引。查历来市司再四核覆，似于国饷有裨而于地方无害……合兴辈已造船装货，而奉宪缴中止，方在进退维谷……不若听其输饷归闽，自给引而行。军门批：刘合兴以闽商告引泛洋，事体委属未便。但既经纳饷，载货久泊河下，恐生戎心，姑令速开回闽，以后永行禁止。”“告引泛洋”指的是洋船出口应先请引，回时缴销，每引征税有定额，即为“引税”。船只从福建出发可能采取了偷漏手段而避免各种税饷，广东地方政府认为他们只要补交税饷并加以罚款就可以进行交易，“玉兴、廷芳、仰崐亦照进兴原案越度拟惩……其船货候详允，日行番禺，会同市舶司查照原搜底册，逐一盘验，加三征税完纳贮解”，“加三征税”指的是“常饷每百金外加罚三十三两三钱三分”。

在对外贸易利润的驱使下，以“罚饷给引”的政策反而推动了闽船持续“阑入”。部分地方官员意识到：“郭玉兴等借闽引以通番，贩番货以闯粤，此走死如鹜之巨奸也。若曰折桅飘风，则沿海数万里，何处可不暂泊，俟风息而即归闽，乃满船列械，竟扬帆入粤省，岂风伯亦惟从奸徒之所欲之耶……违禁下海，法自昭然，曰征税加罚，曰越渡关塞，皆此辈早自准备矣”。果不其然，时隔不久，又有闽人洋船阑入粤境，《盟水斋存牍》记为“洋船阑入内地黄正等”。黄正、陈鼎等为在役军人，执有福建抚院文书，船只属于兵船。但船只中带有诸多胡椒、豆蔻、藤香等“夷货”，以及在船多人为“商人形境”，他们以巡海为名，借口飘风而进入广东内河，与澳门葡人进行走私贸易。此事态与 “郭进兴”等洋船略有不同。天启七年（1627），郑芝龙主动接受招抚，因漳州洋税不足供应军饷，政府允许他继续海上贸易，以筹措募兵、雇船、行粮、食米、铳器、月饷、安家等的费用，此举使郑芝龙拥有了一支合法化的亦兵亦商的船队，并以厦门为中心进行商贸活动，逐渐取代月港的贸易地位，“中左遂成扼要”。郑芝龙依托于武装船队，在闽粤洋面极为活跃，广东官员论及其接济外洋海寇的情形，“自郑芝龙到粤，假饷兵为兴贩……直以接济海寇”。

闽商不仅在旅途中充满艰险，而且到达贸易地，也常常发生商业纠纷，或承受商业风险，小者被欺诈破财，大者丧命异乡。往澳门贸易的闽商也不例外，存在同样情况，“贾人之商于粤者，近无不饱牙侩之腹，小则倾赀，大则丧命，用是向以岭南为利薮，今且以为鬼国矣”。在海外贸易兴盛繁荣的局面下，广东沿海的海盗再次兴起。闽商来澳门经商，常被抢掠。万历二十九年，广属珠船“相聚劫商双鱼海，闽船二十三只连帮而出，仅两船得脱，其余顷刻立尽，葬鱼腹者不止千人，哨守官兵束手翔视而不敢救”。《盟水斋存牍》记载不少海盗抢劫案件，如黄承轩等抢劫案件中，闽商被“伤主罄资”。案件的审理记录，“黄承轩等出船聚众”，在沙涌劫掠“闽商吕约、王章等”，数额达银数百，吕约、王章等又被称为“澳商”，可见是到澳门经商的闽人。闽商被贼掳掠后，有的被迫附贼，“如薛敬所与陈红俱福建人，称贩糖被掳。何二、黄正璧亦皆福建人……壁称在香山往电白买烟，货与番鬼，因而被掳”。官兵参与了抢掠闽商的行为，“旗总蔡陞摉掠闽商银钱，及香山追获，而驰书救解，不几纵之御人乎？”为了避免被劫或者被官兵押禁，闽商就采取贿赂手段。《盟水斋存牍》“诈财姚昇等”记载了贿赂情形。根据案例所叙，猎德埠哨官陈诚所勒索是名为“郭振兴”船只，同行的其他船只已经输饷放行。为了尽快出海，“郭振兴”船只不得不贿赂哨官，甚至贿赂香山参将部下随同出海以为保护。

即便如此，哨官还以“通番”的罪名嫁祸闽商，敲诈勒索钱财。《盟水斋存牍》的“贼哨陈熊英等”记载细节：“审得陈熊英以流棍营充游奕哨总，作奸犯科，非止一事，通国殆侧目焉。其指陈鉴初为接济奸徒，而并吓诈陈盛东，已自认得银五两，则盛东之告不虚矣。其单门诸款，据自供得王缵凤银钱十二个，每钱重七钱五分，与李耀书、龚应魁共分。又得曾希祉、谢玉宇家属银十二两，又得黄心台银七十两，与李耀书共分。又套翁榜观得银六两三钱……同党诈骗之人，为李耀书、为黄番鬼、为龚应魁、为陈三省、为中军许弘佐、为洪把总、为张把总”。王缵凤、曾希祉、谢玉宇等为闽商，黄心台、翁榜观、陈鉴初等人是否闽商则不得而知。他们受到陈熊英为首的一群兵哨敲诈。如果闽商不打点官兵，可能会被无端拘押或者杀害以冒充军功， “贼犯杨六、林英等”之案例记载得极为详细：

文中的“芷”即吴川县芷寮。闽商活跃在芷寮一带，是因为广东南路航线经澳门、或由江门出崖门、经台山的上下川岛、电白的博贺、吴川的芷寮、湛江的赤坎、雷州、徐闻的海安，南渡琼州海峡到海南岛，“明万历年间，闽广商船大集并，铺户百千间，舟岁至数百艘，贩米谷，通洋货。吴川小邑耳，年饷百千计，遂为六邑最”。闽商在这条航运线上也往往参与澳门贸易，结果经常遭受海寇侵袭，还被官兵杀戮。《盟水斋存牍》所记载的就是官兵无辜杀戮闽商之事。漳州籍官员戴曜在广东为官，曾对在这条航线上经商的闽人予以关注和保护，“当耀初督两广也。五月十二日，有闽商五船，往吴川贾米归，至碣石遇盗，奔赴官兵求救。游击顾皋诬五十七人盗，以奇功报。惠潮备兵副使任可容疑所获赃仗无几，且未报彼此攻杀，行惠州海防邱同知鞠讯，多官会审，均与初审异。复取吴川米商及船商原籍印结，证之。顾有谓姑息纵盗者，未即平反。耀视事，廉知其冤，而瘐死者已五人，余五十二人，得以生归”。

闽商群体内部也往往因利益竞争而互相倾轧。“走澳奸徒王怀东等”的告发者陈寿为闽人。由于入澳经商涉及走私，告发者也无法掌握全部事情，于是闪烁其辞，导致牵连他人。如“奸揽李寅冲”案例指出：“奸揽朋据粤地，闪烁变幻，不可方物……揽与揽相妒，几贯青蚨、一张白纸，即揭起半天风浪，控司、控道、控两台，视为儿戏”。另外，“闽棍王秀等”一案记载了闽人王秀、吴怀泉、吴玉华、洪千如、洪若为、黄星振一伙闽棍潜踞地方，无所不为，乃以赌起衅，自相攻讦到府。闽籍恶棍欺诈同乡的典型案还有题为“棍跳黄俞意”的案例：闽棍黄俞意身无常业而浪游于粤，盖以跳诈为生涯者也……有蔡幼溪者亦闽人，营生于粤有年。俞意见其可跳，而遂称其为父养子，托银二百两商粤。俞意之来粤，专向其索银也。又纠党黄舜野、陈吉等联名结幼溪殴主。廷诘之：“买仆有券乎？”曰：“无之。”“领银有票乎？”曰：“无之。”问：“何以无？”则曰：“在家。”问：“专来索银，何以不带来？”则无以应也。问舜野辈：“幼溪果领银二百两乎？”曰：“不知。”“不知何以出结？”则无以应也。此数棍者遍身罗绮，满口笙簧。而幼溪一蠢焉无知，铜斗家不足供若辈之一啖。“ 跳诈”在官方文书中也被称为“局诈”“诈欺”“跳骗”“串诈”等。粤澳地区五方杂处，流氓无赖的滋生有了可乘之机和肥沃的土壤。他们作为社会的寄生群体，三五结群，横行市场，往往串通地方劣绅或者胥吏讼棍，捏造事端，谋取田产钱财。《盟水斋存牍》还记有不少“跳诈”案例，有些案例没有相关人员的详情，无法判断是否与闽商有关。不过上文所引案例很清楚，是闽人黄俞意串通同党设局敲诈闽商蔡幼溪。蔡幼溪在粤澳经商多年，按理说拥有丰富的贸易经验，结果还是陷入圈套。

《盟水斋存牍》对涉及闽棍、闽揽的案件处置比较严厉。“走澳奸徒王怀东”一案，王怀东等人违禁私出应按明代海禁律例的“私出外境及违禁下海”条拟判。而颜氏则认为“以闽棍通夷，为粤东之祸”，而依照“诈欺取财拟徒”，并追赃银入官，肘解出境，判罚较律例规定更重。该案告发者陈寿被称为“可恨者”，“亦系闽人”，判处杖刑。审判闽棍汪侯时，官方认为广东船工违法是闽人不法行为所致，全免责罚，闽人汪侯“杖有余辜”。严厉处置“违禁”闽商的社会原因较为复杂，有几点值得讨论。

一是葡人来华目的在于经济利益，与闽籍各色人等保持良好商业关系，并不忌讳违禁贸易。在利益驱使下，越轨违禁难免发生。如学者指出的，“葡萄牙人还与沿海地区的流氓歹徒等伙有友好关系，他们并不把这些人的海盗行径视为可怕的罪行。因此完全可以想象得到，一旦有必要或面临威胁，所有这些人就会纠集在一道，甚至给政府造成更大的麻烦”。这种趋势引发了广州地方政府的警惕，自然而然对闽商持有戒心。1631年九月，广东巡按御史高钦舜题报就以此为心腹大患：“（夷人）其初不过以互市来我濠镜，中国利其岁输送涓滴可以充饷，暂许栖息，彼亦无能祸福于我。乃奸商揽棍，饵其重利，代其交易，凭托有年，交结日固，甚且争相奔走，惟恐不得其当，渐至从中挑拨，藐视官司，而此么丑类，隐然为粤心腹之疾矣。”

其次，在明中叶之后私人海上贸易的激烈竞争中，闽人为利所驱，游走于贸易管理制度空隙之际，也产生了大量的套利纠纷，负面商业形象逐渐显现。“饶心计与健有力者，往往就海波为阡陌，依帆樯为耒耜，凡捕鱼纬萧之徒咸奔走焉。盖富家以赀，贫人以佣，输中华之产，骋彼远国，易其方物以归。博利可十倍，故民乐之。虽有司密网，间成竭泽之渔，贼奴煽殃，每奋当车之臂……然事杂易淆，物膻多觊，酿隙构戾。”这种行径随着闽商海上流动而扩散，《盟水斋存牍》记载的“奸揽谢玉宇”案例就是一个典型。谢玉宇、余腾苍等集结在广东，与官吏串通谋利。借衙门职务之便，额外增加抽分。由此追查其他揽头，又牵扯出“洪丽五、许耀轩包揽私货”“帮爪梁亚七、麦紫英私艇装载”等诸案。他们“运私货而亏公饷”，常常因利益与同行冲突，相互诬告，掀起诉讼。

第三，在闽商涌入广州和澳门后，不同文化背景商业人群在同一利益平台之上博弈，官员和士大夫歧视或污蔑非本地的商业群体的现象时常发生。如卢兆龙是当时严禁派，对在澳葡萄牙人持强烈敌意：“臣生长香山，知澳夷最悉。其性悍鸳，其心叵测。其初来贸易，不过泊船于浪白外洋耳，厥后渐入澳地。初犹搭蓬厂栖止耳，渐而造房屋，渐而筑青洲山，又渐而造铳台，造坚城，为内拒之计，蓄夷众，聚兵粮，为颜行之谋。时驾番舶擅人内地，拒杀我官兵，掠我人民，掠我子女，广收硝磺铅铁以怀不轨……时而外示恭顺，时而肆逞凶残。其借铳与我也，不曰彼自效忠，而曰汉朝求我；其鸣得意于异域也，不曰寓澳通商，而曰已割重地，悖逆之状不可名言。”他也极力抨击闽人：“闽之奸徒，聚食于澳，教诱生事者不下二三万人，粤之盗贼亡命，投倚为患者，不可数计，粤人不得安枕数十余年于兹矣。” 颜俊彦到任广东后，与地方士绅交往甚深。如丁忧在家的岭南文坛领袖陈子壮对其文风比较欣赏。颜俊彦主持府试时将陈子壮幼弟陈子升提拔为榜首，陈氏家族多人成为颜俊彦的门生。陈子壮详加点评颜俊彦的《颜彦叔先生联捷合稿》并于1629 年左右出资以家刻在广东出版。《盟水斋存牍》刊印之际，陈为之写序。同时为序的还有礼部尚书韩日缵（广东博罗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何吾驺（广东香山小榄人）、礼部右侍郎陈子壮、吏部给事中卢兆龙（广东香山小榄人）、肇庆知府陆鏊（浙江平湖人）、按察副使王应华（广东东莞人）等，吏礼二科给事中李乐（浙江桐乡人）作引。在他们的认识中，社会风气、官场节守和贸易秩序紊乱根源在于闽商。1634年兵部尚书张凤翼奏稿阐述得更为详细：“大蠹则在闽商，其聚食于粤，以澳为利者，亦不下数万人。凡物通夷，勾引作歹，皆此辈为之祟。官兵盘获其船，则以匿金匿宝诬捏反噬。财力所至，鬼神为通，官司亦被其播弄。”

明中后期，闽粤等地开放海禁，是海外贸易政策的重大转变，但这并不是政府主动调整之举，而是政府禁海无效后被动式回应。从制度设计而言，政府并非采取有效手段应对已日益兴盛的自由贸易，而是让葡萄牙人以澳门为基地进行有限的对华贸易。但在全球化贸易的带动下，海洋商业人群已经进入活跃期，即使是这样半遮半掩的贸易转型，也创造了巨大利润空间。各地商人纷至沓来，闽商作为南中国海最为活跃的商人群体，利用历史上的海洋商业传统，以及与葡萄牙人的合作交往，自然也成为中葡贸易活动中的主要成员之一。但制度只是开了一个小缝隙，闽商入澳还存在着很多限制。他们只好违禁进入粤海，采取超越政府管制的手段与澳夷交易商品，与粤人构建了一个完整的接济网络。正是依托这个网络，闽商不仅取得海外贸易的巨大利润，同时也孳生了食利寄生群体，他们为了应付官吏施用各种手段的掠夺和勒索，还采取贿赂手段予以通融。可以说，制度不合理设计成为闽商“负面”形象的原发点。梳理《盟水斋存牍》中基层行政的日常材料可知，“闽揽”“闽奸”的形象是在官、绅、民、商以及华夷之间的互动中塑造的。“污名化”产生的原因大略可总结为：第一是具有本位主义思想的广东地方官与地方士绅，他们从王朝正统和义利观念出发歧视闽商，以“揽”和“奸”为核心的知识观念来表述与葡萄牙人进行商业活动的外来商业群体，形成了“闽揽”“闽奸”等特有贬称。第二是随着全球化经济利益的扩大，闽商群体内部的分化和分歧现象也逐渐严重，商业纠纷和欺诈层出不清，商业形象被极度恶化，“污名化”具有了被表述的事实依据。第三是大历史背景所致，明中叶之后的社会经济快速变迁，商品经济繁荣引发了身份秩序转变，士绅庶民产生了身份焦虑性，常常以“污名化”方式塑造对立面或替罪羊，演变成为一种普遍心态。

需要申论的是，海洋流动导致了海洋人群身份表述的多元性。入澳闽商被官方文献贬之为奸滑险恶之徒，但是他们回归闽地之后，却被视为地域社会的精英群体。现存泉州安平桥中亭的《水心亭记》就是例证：

碑铭落款时间为崇祯十一年正月，记录潮漳副总兵右都督郑芝龙倡修水心亭的过程。郑芝龙等人倡修水心亭为崇祯十年七、八月左右，正值郑芝龙剿灭和吞并刘香等海上势力，从参将升任南澳副总兵的时间节点。郑芝龙掌握了东南沿海的军事力量和通商特权，为了显示身份与地位，于是以安海为中心大兴土木，造桥修庙，“芝龙置第安平，开通海道，直至其内，可通洋船。亭榭楼台，工巧雕琢，以至石洞花木，甲于泉郡”。安平桥为泉州的交通枢纽，整修水心亭具权势象征意义。从事海外贸易的安平商人以郑氏集团为领袖，畅行海上而无阻。在郑芝龙的倡议之下，安平商人积极参与水心亭整修。部分捐款人与《盟水斋存牍》的“闽揽”高度吻合，是入澳闽商的核心人物。如首倡商人为“吴圜宇”以“闽揽”的身份出现“禁棍揽接济”案例中。“鄞珍峨”可能是《盟水斋存牍》“指诈杨大奇等”案例中的“鄞珍”，判牍描述为“接济之积棍也，通国中无不知之者”。“曾希止”在“贼哨陈熊英等”中记为“曾希祉”，也是闽棍身份。根据其他资料可知，曾希止为晋江东石镇曾厝人。除了吴、鄞、曾等人之外，其他如王缵凤、吴春宇、吴培宇、叶植宇、洪千如、吕清如、陈殿一等在《盟水斋存牍》有所记载。崇祯年间两广总督张镜心奏疏也记载《水心亭记》的部分捐款人，他们以闽揽著称，如沈吕西、吴万和、吴培宇、许耀岳、李明邹、陈跻寰、王仰畴、施敬、史希圣、谢尊宇、王挺伟、林枢廷等。日本学者高桥芳郎指出的，“身份或身份制度的研究，除了从制度、法的侧面的理解，身份集团的实态解明之外，需将当时人们的身份观、身份意识等放入视野，才够得上是全面性的研究”。由此可见，入澳闽商在“污名”与“荣耀”之间的变奏，是明清之际全球经济变迁与社会经济变革的缩影，内在演变轨迹还有待于更多的微观研究。

〔 本文系中国历史研究院创新工程重大项目“中国历代国家治理经验研究”（SKYZD201912）子课题“中国历史上的沿海开发与国家治理研究”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