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19世纪后半期，看似由西方冲击导致的中国朝贡体制的瓦解其实有其内在动因。从身份认同①的角度而言，因为明清易代的冲击，东亚主要政治行为体无论是对自身还是相互的认识，均经历了一个迷失和重新认同的过程。这个过程对传统朝贡体制的稳固产生了消解作用，而且这是一个自发的过程，与欧洲(西方)无关。17世纪东亚国际关系的波动其压力来自中国本土的政治权力变迁。尽管最终清朝取得正统地位，恢复了传统东亚朝贡体系，但它只是掩盖了以后继续会导致东亚巨变的内在动因：日本和朝鲜自此已经不再真正尊崇这个体系，而被迫皈依清朝的晚明遗民也将反清复明作为一个隐性的政治目标。
原文出处：国际政治研究2010年03期
一、文献回顾
长期以来，中国的外交史和东亚国际关系史的书写受“冲击—反应”(Impact-Response Model)模式和“欧洲中心论”(Europe-centered Theory)的深刻影响，其背后的逻辑是线性历史观(Linear History)和进化论思想，认为正是因为中国固守其传统的朝贡体制，没有西方的冲击，中国和东亚是走不出传统国际关系的局限的，中国和东亚也是走不进“现代”的。因此，中国近代史和近代对外关系史的开端一直被定位在19世纪中叶的鸦片战争。其代表者费正清以中国近代对外关系为线索，观察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鸦片战争以后西方的“冲击”几乎一夜之间改变了中国的走向。②
费正清曾写道：“在充满‘不平等条约’的整整一个世纪中，中国这一古老社会和当时居于统治地位的、不断扩张的西欧与美国接触日益频繁。在工业革命的推动下，这种接触对古老的中国社会产生了灾难沉重的影响，在社会活动的各个领域——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意识形态和文化领域——对古老的秩序进行挑战，展开进攻，削弱它的基础，乃至将它征服。中国历史进程是由一个更加强大的外来社会的入侵所推动的。”③
费正清的中国史观其实并无新意，但却一直被中国教科书奉为圭臬。在欧洲中心主义的叙事中，“作为一种已知并且一成不变或没有创造性的存在，东方逐渐被赋予一种消极的永恒性：于是，即使当人们在肯定的意义上说到东方时，也使用的是诸如‘东方的智慧’这类静态描述性的用语。”④“停滞的帝国”观念的始作俑者可推到黑格尔。黑格尔认为：“中国很早就已经进展到了他今日的情状；但是因为它客观的存在和主观运动之间仍然缺少一种对峙，所以无从发生任何变化……”中国是永无变动的单一。这里的历史，“在大部分上还是非历史的，因为它只是重复着那终古相同的庄严的毁灭”。“中国……只是预期着，等待着若干因素的结合，然后才能够得到活泼生动的进步”。⑤
在批评者的论述中，美国学者保罗·A.柯文(Paul A.Kohen)走得较远。柯文写道：“50年代和60年代美国史家解释鸦片战争(1839-1842)到义和团起义(1899-1900)这段历史时，在很大程度上借助了‘西方冲击’与‘中国回应’这两个概念。这一理论框架所依据的前提假设是：就19世纪的大部分情况而言，左右中国历史的最重要影响是与西方的对抗。这种提法又意味着另一假设，即在这段中国历史中，西方扮演着主动的(active)角色，中国则扮演着远为消极的或者说回应的(reactive)角色。”⑥柯文以构建中国中心论(China-centered Theory)来批评上述理论。
尽管西方学者在破除费正清“冲击—反应”模式和“欧洲中心论”的学术历程中，做出了巨大的努力，然而，这些努力仍然没有能够走出用西方话语标准衡量中国历史的基本逻辑。
何伟亚以对清朝宾礼(Guest Ritual)和马嘎尔尼访华(1793)事件的详细解读，断定宾礼的效用类似欧洲的国际法；⑦弗兰克不无辛辣的讽刺“欧洲中心论”是“赤身裸体的皇帝”，他要用全球性的视野论证中国曾经是世界的中心。根据白银大量流入中国，他认为19世纪之前的中国经济已经是世界历史的中心，至少是占据中心地位。⑧彭慕兰认为大多数的“欧洲中心论”认为在“工业突破”(industrial breakthrough)之前，欧洲一直独特地保持了足够长的富裕。实际上，导致欧洲增长的那些内在的动力在1800前的东亚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⑨他以消费、生态、劳动力、资金等各项经济要素的惊人的相似性(surprising similarities)，论证19世纪之前的中国长江三角洲与欧洲大陆处在共同的历史过程中。⑩这些比较方法看似用中国明清易代时期的特殊性论证中国历史在那个阶段发展的内在动力，从而力图避开西方冲击导致中国进步这样的传统逻辑，却仍然是按照西方的概念和标准来割断中国历史发展的内在统一性，并没有能够达到从根本上颠覆西方(欧洲)中心论的目的。
劳拉·霍斯泰特勒(Laura Hostetler)另辟蹊径，她认为清初愿意并热望利用先进的欧洲绘图学的方法，以准确地确定其范围与南方土著民族的知识，并对其实施统治。清朝对地理和人口(分布)的绘制具有和欧洲殖民强国一样的性质。处于这场竞赛中的清朝统治者也坚持宣称对有限的全球性大陆之某一部分的主权要求。因此，中国也是早期“世界秩序”的积极参与者，中国成为早期现代世界的一员即“早期现代中国”。(11)用西方殖民历史类比清初的版图绘制，用欧洲“现代性”来挖掘中国的早期现代性，这其实也是一种基于典型的欧洲经验的视角。
杜赞奇(Prasenjit Duara)教授则批评西方话语当中认为“民族国家”呈线性历史发展的逻辑，认为包括中国和印度在内的东亚国家是一个“复线的历史”(Bifurcated History)，并非传统认为的“线性历史”。在复线的历史中，过去并非仅仅沿着一条直线向前延伸，而是扩散于时间与空间之中。(12)此种观念有助于解释中国在19世纪构建民族国家并非意味着走向西方的历史逻辑。
东亚学者自身的努力其实更具有启示性。其中，滨下武志是比较成功的一位。他认为由于东亚多重的历史模式的存在，构成了亚洲各个国家和地区内在的纽带和原动力——亚洲朝贡体系或亚洲朝贡贸易圈，它伴随着亚洲区域内相对独立的白银流通圈为基础发展壮大、有着自身发展规律和特征。(13)滨下武志教授观察到了东亚在明末清初时期的活力和内在动力。
明清易代时期的东亚主要政治行为体包括晚明、清朝、南明、郑氏集团、日本和朝鲜。现代国际关系学用民族国家的理论解读国际关系，但是，对于东亚而言，17世纪在国际层面发生相互关系的政治行为体并不具备现代民族国家的身份，上述主要政治行为体由于对当时的东亚国际关系均产生重大影响，他们的行为也具有国家行为的典型特征，例如，清朝和晚明自始至终认为自己属于不同的国家，南明则以继承晚明正统自居，并向欧洲国家求救，郑氏集团在台湾也以自立朝廷的身份与荷兰、英国和日本接触，至于日本和朝鲜则因其典型的国家身份而不必辨认其行为是否具有国际意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而言，上述主要政治行为体具有行为上的可比性。
有学者提出“地缘体”(geo-body)概念，以消解现代民族国家话语统括东亚历史的一般理论，认为以泰国为例的东亚国家的地位(nationhood)是“绘制”(mapping)出来的，“制图造就了一个新的泰国——一个从来没有地缘体的新的实体”，国家地位的定义和领域不是天赋的，“是建构出来、雕刻出来、镌刻出来、编造出来的”。(14)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而言，东亚之自发的历史进程不受后来民族国家理论的影响。但是基于“地缘体”这一概念的不成熟性，用“地缘体”概括明清易代时期东亚各主要政治行为体的理论条件并不成熟，因此，从其本身的特性和行为上得出上述政治力量是东亚的“政治性行为体”(Political Behaviour Bodies)的结论，而不用现代的“国际政治行为体”(International Actors)概念来总括其身份特征是符合明清易代时期东亚历史的真实性的。
明清之交是东亚政治行为体之间互辨身份的过程。自晚明开始，东亚政治行为体即面临身份认同的两大压力：明朝和清朝争夺中国正统和西风东渐(天主教和欧洲殖民及贸易势力)。前一个冲击以清朝政权得到正统而暂告终结。清朝征服中原这一重大族群整合事件加强了中国士大夫传统的基于朝代观念的身份认同，但并没有使中国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反而埋下随后数百年民族国家身份不明的心理线索，同时导致日本和朝鲜与中国在朝贡体系当中的至尊地位渐行渐远。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明清易代时期朝贡体系变动的根本原因是满洲以夷变夏的身份问题。它导致无论是中国内部的被迫臣服的士大夫还是中国外部的日本和朝鲜均丧失了对朝贡体系赖以建立的“夷夏大防”观念的瓦解。后一个冲击(西风东渐)，则以清初的闭关、禁教而终结，西方没有扮演冲击的角色。
最终，清朝得到天下，名义上恢复了朝贡制度，却掩盖了19世纪末东亚国际关系巨变的真正原因：日本和朝鲜自此已经不再真正尊崇这个体系；而被迫皈依于清朝的晚明遗民也将反清复明作为一个隐性的政治目标。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近代发生的看似由西方冲击导致的东亚的巨变其实早有其内在的原因。
二、以夷变夏：清朝入主带来的身份认同问题
传统朝贡体制建立在“用夏变夷”的观念之上，(15)清朝通过“以夷变夏”，颠覆了传统朝贡体制赖以建立的价值观，导致中国范围内各主要政治行为体的身份迷失。
(一)清朝的身份认同之变迁
1.入关前的满洲身份认同
当标志着欧洲走向近代国际关系的30年战争(1618-1648)正在进行的时候，中国出现了明清易代的重大历史变迁，东亚的各种政治力量也发生了主要行为体多元化的现象。这些行为体包括：晚明(1644年为止)、清朝(1636年建国，曾与荷兰联合攻打郑氏集团)、南明(1644-1662，与清朝不共戴天，并向欧洲和日本求救)、具有相当独立性的郑氏集团(1628-1683，与满洲为敌，并向日本求救)，日本(1598-1644年之间及之后，不再与中国维持朝贡关系)和朝鲜(1644年之后虽被满洲征服，但不服满洲，独尊已经消失的明朝)。
明清易代导致这些行为体在身份认同上发生了巨变，先是迷失，继而因相互关系的发展和满洲最终定鼎中原而重新确立不同于传统身份定位的认同。
这一巨变的始作俑者是满洲。满洲以其夷狄之地位冲击中华统治权，首先面临的即是加强本族群的政治和文化认同的问题。从满洲身份认同和起源的角度认识清朝，属于“阿尔泰学派”(Altaic School)的观念。这些学者的观念主要有：
欧立德(Mark C.Elliott)教授主张满洲人之所以成功主政，是因为他们没有变成中国人。这是指，满洲人正确地认识到，他们可以维持少数统治的原因，主要因为他们能够在运用中国政治传统的同时，维持其独特之认同。(16)
罗友枝(Evelyn Rawski)教授通过研究，指出皇太极统治下的后金政权是个混合体，其中既有女真各部和东北其他部落群体，也包括蒙古人、汉人、朝鲜人等等。1635年，清太宗皇太极废除旧有族名“诸申”(女真)，定族名为“满洲”。次年，皇太极把国号“大金”改为“大清”，这是其统治者通过整合不同氏族政治群体而塑造新的统一形象以挑战明朝的政治手段。(17)
根据柯娇燕(Pamela Kyle Crossley)教授的研究，满族的民族发展是一个人为的政治过程，它是近代民族国家概念引入和汉族民族主义刺激双重作用的产物，直到清末才出现所谓“满族”。(18)
路康乐(Edward Rhoads)教授认为19世纪之前的满族“与日本武士一样，是一个世袭军功阶层。真正的分水岭是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在这个时期越来越多的汉族知识分子和官僚在西方帝国主义的威胁下，开始逐渐摆脱从文化角度审视中国，转而从政治和地缘角度定义中国。”(19)
为解释上述现象，需要对满洲从建国到得天下的过程中经历了怎样的一个身份构建和认同的演变过程进行考察。
从明万历十一年(1583)努尔哈赤起兵，到明崇祯十七年、清顺治元年(1644)清兵入关定鼎中原，大约60年间，见于文献记载的满洲使用的国号有“女直国”、“建州国”、“后金国”、“大金国”和“大清国”。(20)万历二十四年(1596)正月初五日努尔哈赤致朝鲜方面的回帖中自称“女直国建州卫管束夷人之主佟奴儿哈赤禀，为夷情事。蒙你朝鲜国我女直国二国往来行走学好，我们二国无有动兵之礼”，此书之印迹为“建州左卫之印”。(21)这是努尔哈赤使用“女直国”国名的最早记载。“女直”即女真，因辽兴宗讳宗真，故改称女真为女直。“女直国”表示努尔哈赤对女真及建州女真的民族认同，“后金国”、“大金国”则表明即将完成及已经完成统一的女真各部对共同国家的认同，而皇太极改“金”为“清”，通过建立政权和改号，实际上由此确立的是争夺天下统治权的政治目标，并非因此形成了一个单一的政治族群。
满洲建国初期自认为“夷”。如要实现“以夷变夏”的政治目标，必然要展开一系列长期的、有意识的、不间断的身份重组和确认工作。为明确自己以绝对少数的民族身份治理帝国的合理性，清初朝廷必须树立多民族国家的意识，这也最终导致传统天下观念的内涵发生嬗变。清朝皇帝自立国到最终确立天下一家的世界观，经历了一个漫长而激烈的身份挣扎过程，最终在武力和观念说教的双重攻击下，以外族身份入主中原，继承中国大统的身份得到了合法性证明，从而最终完成了清朝对中国传统世界观的继承和适应性改变——“以夷变夏”。
要完成以夷变夏的政治目标，必须混同族群名称、朝代名称和国家名称这三对概念。入关前，满洲即从上述三个层次的概念中寻求认同。在确立了“满洲”(族群)和“清”(朝代)认同之后，必须进一步确立“中国”的认同，才能将得天下的政治梦想付诸实施。
以“北朝”自居的努尔哈赤虽然先是奉明朝为“中国”(22)，但认定“中国”并不是明朝皇帝，也不是汉族人可以永久垄断的。当努尔哈赤称“英明汗”，建元“天命”并改国号“后金”时，就表明他要缔造一个不奉明朝正朔、与大明平起平坐的国家。他还向往着有朝一日到北京、汴京、南京当皇帝的美好愿景。(23)
在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的“中国”概念中，他们尊崇“中国”，但认为“中国”之君不是万世一姓的。他们奉明朝为“中国”，但环“中国”之外，还有蒙古、女真等许许多多“国”或“部”的存在，他们和“中国”一起构成了“天下”。如果明朝不能秉持公道，那么就可以被取代。用现代政治语汇而言，即明朝是政府，而中国或天下是国家。努尔哈赤讨明檄文《七大恨》中第七恨指责明朝偏袒哈达、叶赫，与建州为敌：“天降大国之君，以为天下共主，岂独吾一身之主？”(24)皇太极后来也说“明既为中国，则当秉公持平，乃他国侵我，则置若罔闻”。(25)最终得到“天下”并巩固了治理之后，至乾隆中期，“中国”才正式成为清朝对自己身份的确定称谓。(26)
清朝在入主中原之前，为加强族群的政治认同，除了从上述政治上确立国号和对中国的认同之外，因清朝之于中原文化，实在是不能相提并论，清朝初兴之时，尚无文字，遂借蒙古文以创老满文，从而从文化认同上加强身份认同。
著名史家柳诒徵认为，己亥年(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满洲创制国书，时国中文移往来，皆习蒙古字，译蒙古语。太祖命巴克什额尔德尼、噶盖以蒙古字改制国书，颁行国中。后来虽经达海改进，仍然不能以此文字创造具有自己特色的学术，仅可以借以翻译汉籍。柳诒徵就此论曰：“其人之鄙塞可知。凭借运会，及得汉人之指导，始知所谓官职朝仪。”(27)
由此可知，入关前，满洲皇帝通过一系列的政治和文化操作，既加强了本族群的统一，同时也确立了自己可以得天下的统治者身份。
2.入关后满洲身份认同的变化及其再认识
入主中原以后，清初康雍乾三朝均积极采取了若干措施加强多民族统一国家和统治合法性的身份构建。
康熙朝主要解决了多民族统一的问题。除了统一台湾及其他少数民族地区之文治武功之外，康熙在这个过程中，因其自身为夷狄的身份得天下，所以还在理论上加强构建“以夷变夏”的合理性。康熙十六年(1677)，在闻讯厄鲁特、喀尔喀蒙古发生冲突后，康熙说道：“闻厄鲁特、喀尔喀，交恶兴戎，虽虚实未确，朕统御寰宇，一切生民，皆朕赤子，中外并无异视。”(28)
1706年，康熙在给《平定朔漠方略》作序时说：“朕祗承天眷，懋绍祖宗丕基，为亿兆生民主。海内外皆吾赤子，虽越在边徼荒服之地，倘有一隅之弗宁，一夫之弗获，不忍恝然视也。”(29)通过整合各少数民族、推行比较平等的民族政策，康熙为自己的夷狄身份获得了正统的地位。
雍正朝则通过曾静案而实现了对国内的大一统体制，确立了天下共主的合法身份。雍正六年(1728)，曾静并不成功的谋反导致雍正注意到问题的严重性，他敏锐地认识到清朝尚未取得统治的合法性是导致汉人不认同的根本原因，这是夷夏大防的传统价值观产生的心理隔阂。于是，雍正著《大义觉迷录》颁布全国，为其以夷变夏的合法性辩护。
雍正帝承认满洲为“夷”，“夷狄之名，本朝所不讳”。(30)但是，他指出华、夷的本义不是文化的差别，只是地域上的区别，“不知本朝之为满洲，犹中国之有籍贯”。而统一天下最重要的是德，不管是华还是夷，有德者可得天下，“上天厌弃内地无有德者，方眷命我外夷为内地主”。也就是说，满洲人因德有天下，“舜为东夷之人，文王为西夷之人，曾何损于德乎？”(31)
雍正解决了以夷变夏的统治合法性之后，乾隆时期通过两个手段加强了满洲人的身份认同。其一是通过“文字狱”的政治高压祛除盘桓在汉人心中的华夷之辨。其二是加强满语应用和满洲族谱的修订，以此构建和强化满汉之别和满洲人的族群意识。(32)“在任何意义上，种族不过是社会史、文化史中的一种现象。种族特征是一种由亲缘关系赋予的稳定的道德、文化特征，它使得任何个人或群体无法被同化或被改变。”(33)乾隆朝的努力开始使满洲人认识到自己与原来不同，也与汉人或其他人不同，是一个独特的种族。
在国际上，乾隆继承了传统朝贡体制，乾隆朝《会典》载：“凡四夷朝贡之国，东曰朝鲜，东南曰琉球、苏禄，南曰安南、暹罗。西南曰西洋、缅甸、南掌，西北番夷见理藩院，皆遣陪臣为使，奉表纳贡来朝。凡敕封国王，朝贡诸国遇有嗣位者，先遣使请命于朝廷。朝鲜、安南、琉球，钦命正、副使奉敕往封；其他诸国，以敕授来使赍回，乃遣使纳贡谢恩。”(34)在清朝五部《大清会典》中，乾隆朝的《大清会典》是记载朝贡国数目最多的。
终于，满洲统治者通过身份的转变，实现了以夷变夏，反转了传统逻辑。
(二)明末遗民身份的迷失与重新认同
满洲统治者，反转了“以夷变夏”的传统逻辑，却并未真正得到晚明士大夫的认同。
明清易代对晚明士大夫产生的身份认同危机，是一场血与火的考验。“在经历了‘易代’这一重大事件的士人，‘明亡’划出了一条至关重要的时间界限，因了这一界限，诸多事物、行为的意义都被改变了。”(35)
明末遗民面临身份迷失的重大挫折感。他们多持“夷夏大防”之观念。出于对明朝的忠诚，著名思想家王夫之、黄宗羲和顾炎武都曾进行了殊死的抵抗。
黄宗羲曾经东渡日本，向日本“乞师”，这说明了当时明朝遗民在面临身份定位迷失的时候，其视野是超越中国大陆一隅的，具有国际关系的性质。南明鲁监国政权临近覆亡时，黄宗羲曾数次东渡日本，乞师求援，雍、乾间学者全祖望在《梨洲先生神道碑文》中明确记载：“是年(顺治六年，南明永历三年，1649年)，监国(鲁王)由健跳至翁洲，复召公(黄宗羲)副冯公京第乞师日本，抵长埼，不得请，公为赋《式微》之章以感将士。”“公有《日本乞师纪》，但载冯侍郎奉使始末，而于己则无豫。……公尝偕冯以行，而后讳之。”(36)而黄宗羲本人所记录的，是在舟山的南明军两次出使日本情况。他说，日本不出兵帮忙，是因为“(日)本国且忘武备，岂能渡海为人复仇乎？”(37)
除了国际关系的视野之外，如何从理论上和心理上解决“夷夏大防”的身份定位成为当时士大夫亟待解决的问题。顾炎武的理论提供了他们身份认同之转变的契机。
顾炎武面对清朝入关，与大多数晚明遗民一样，面临名节(即身份认同)的危机考验。所不同的是，顾炎武发明了一套理论为清初所有的晚明遗民遗种们找到了解决危机的办法。这个办法就是把文化和政治分开，把肉食者和匹夫分开，从责任和义务的角度细分了解决问题的层次。
与王夫之、黄宗羲一样，顾炎武本是极端重视“夷夏大防”的人，并在晚明抗清士大夫中均为著名人士。然则，随着夷狄占领了中原，并开始稳固统治天下的时候，需要一套理论去解释和接受这一不可更改的现实。顾炎武在夷夏大防的思想背后，逐渐开始为晚明遗民们解决身份迷失的问题。这便有了他“积三十余年，乃成一编，取子夏之言，名曰《日知录》，以正后之君子”(38)的著作了。
对于身份危机之解决之道，顾炎武是这样说的：“君臣之分，所关者在一身；华裔(钞本‘华裔’作‘夷夏’)之防，所系者在天下。故夫子之于管仲，略其不死子纠之罪，而取其一匡九合之功，盖权衡于大小之间，而以天下为心也。夫以君臣之分，犹不敌华裔之防，而《春秋》之志可知矣。”(39)
臣民的身份问题本质上也是个忠诚问题。在顾炎武看来，忠于君王(王朝)和忠于天下是不同的。忠于天下要高于忠于君王。
在随后的论述中，顾炎武明确提出了在亡国和亡天下时匹夫的正确选择应该是以天下为己任，而不是以“国”(即王朝)为己任。“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自正始以来，而大义之不明，遍于天下，如山涛者既为邪说之魁，遂使嵇绍之贤，且犯天下之不韪而不顾。夫邪正之说，不容两立，使谓绍为忠，则必谓王裒为不忠而后可也。何怪其相率臣于刘聪、石勒，观其故主青衣行酒而不以动其心者乎？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40)
顾炎武的逻辑是动态的，并且是隐含了深刻的政治含义的。因为“国”(实际是王朝)的灭亡就在眼前，明朝亡了，那么天下还在吗？这是正在发生的历史，所以对顾炎武而言，他必须要进一步观察，因此他的逻辑是动态的。此外，顾炎武提出的这一忠诚度标准，还隐含一个重大的命题，即如果得到天下的这个王朝能够顺天下之意而治理，那么，匹夫忠于这个王朝本身也就是忠于天下了。这与后来晚清革命党人曲解后高度浓缩的政治口号“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甚或“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所含之意是有重大区别的。
就这样，顾炎武(卒于1682)和王夫之(卒于1692)、黄宗羲(卒于1695)他们看到了康熙大帝(1661-1722在位)的文治武功，在亡国之后看到了一个新的得到治理和巩固的天下，而更重要的是，康熙朝在大兴文字狱之同时却继承了中原文化的道统，这无疑是对“华夷之辨”的重新诠释，因之不能不逼迫晚明士大夫们重新思考家国天下危机下的身份问题。最终，他们集体的融入天下一统的洪流中去。
然而，这种集体的皈依并非是全部真实的历史。“尽管清朝皇帝在使自己被接受为合法的天子方面毫无疑问获得了成功，但是，他们却无法彻底压制民间或知识精英阶层对其统治所做的种族中心主义的抵抗。清朝统治初期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等所写的反满的论著，再加上描写清朝实行屠杀的故事集《明季野史》，在19世纪中期以后重新出现。”(41)换言之，清朝只是名义上获得了统治身份的证明，这个过程部分掩盖了中国因明清易代导致的中国人身份认同的困惑，并在19世纪中期后再次凸显出来。
(三)郑氏集团的身份迷失与重新认同
1.郑芝龙的身份之变迁
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一官，1604-1662)是郑氏集团创始人，是明清易代时期东亚最大的海商兼军事集团首领，在中国朝代更替和东亚国际关系巨变的时候，具有相当的独立性，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晚明清初之时，先认大明，抗击荷兰，后降大清，实现身份转变。
他的实力变化和身份变化，以及他具有的国际性视野，说明当时郑氏集团本身构成了东亚国际关系中的一个重要力量。
从崇祯元年至八年(1628-1635)，郑芝龙先后消灭了李魁奇、杨六、杨七、钟斌、刘香(即刘香老)等海上武装集团，成为东方海洋世界的唯一强权。其实力已经完全足以与欧洲人相抗衡。
接受招安后的郑芝龙于崇祯六年(1633年)10月22日，率明军150艘左右的帆船(其中50艘为特大战船)在金门料罗湾打败荷兰武装商船，迫使荷兰签订赔偿条约，其行为已经具有国际关系性质。
面对满洲南侵，郑芝龙先是进行坚决的抵抗。“这个使鞑靼人害怕的人，出身在中国，名叫一官(Icoan，即郑芝龙)，此名当时甚至传遍远方各个国家。”(42)“其结果是，一官受到荷兰人的重视……于是一官被荷兰人视为中国之王，胜过皇帝本人。”“现在荷兰人看重这个海盗的威势，超过看待皇帝，所以此后他们向一官派遣正式使臣，而非遣使北京朝廷；只向他表示礼敬，进献贡品；甚至有次送他一柄权杖和一顶金冠，由此激励他谋求皇位；为今后可以利用他，他们竭力帮助他。”(43)在郑芝龙的部队中，甚至还有黑人。(44)可见当时的东亚国际关系之复杂性。郑成功后来降服荷兰人收复台湾，这些均说明明清易代时期的郑氏集团并未受到所谓的西方冲击，反而是他们给予西方以沉重的打击。
与晚明遗民黄宗羲等一样，郑芝龙集团的视野也已经是国际性的，他曾向日本借兵求援抗击清军。南明隆武二年(清顺治三年，日本正保三年，1646年)，郑芝龙派遣黄征明为正使，出使日本借兵。日本天皇给一官的使臣答复如下：“天皇陛下一向只与相等的帝王交往，若中国合法君王崇祯在需要时要求援助，可派遣大量精兵前往救援，若有其正统继承者提出要求，亦乐于如此做。但私人之请，他不能允许。他朝内有负责政事的大臣，有事可通过大臣上奏。”(45)此后，郑成功和郑经均多次向日本乞师，均未得日本实质支持。(46)
实际上，在清朝立国之初的两年里，郑芝龙集团居于海上和福建东南地区，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海上王国。
郑芝龙最终投降了清朝，并向儿子郑成功多次发出劝降书。(47)郑成功则数次拒绝。顺治十一年(1654年)，清廷作最后一次努力。郑成功写一回信给郑芝龙，表明了自己在身份认同上与父亲的不同，其中对“剃发”和“明、清”的字眼甚为敏感，说明了该时期郑氏集团对身份归属和认同的高度重视：
和议实非初心。……天下间岂有未受地而遽称臣者乎？天下间岂有未称臣而轻剃发者乎？……天下间岂有不期信以心而期信以发者乎？……清朝若能信儿言，则为清人；果不信儿言，则为明臣而已。……儿此时惟有秣厉以待，他何言哉？他何言哉？(48)
和谈既已失败，清廷改而用兵。郑芝龙失去了利用价值，1662年，其全家十一口被斩于北京。
2.郑成功的身份认同与迷失
郑成功时期，更将郑氏集团的势力进行了扩张，可以与清朝、日本和荷兰抗衡。其一，他垄断了东亚海上贸易。“从1647年至1662年，入(长崎)港的中国船主要来自郑氏势力范围内的地区。比如1650年来港的70艘中，来自郑氏势力范围内的漳州、安海、福州有59艘，约占80％以上，而且几乎是年年如此”。(49)当时与郑氏保持贸易往来的有巴达维亚、东京、交趾、暹罗、占城、广南、马尼拉、柬埔寨、柔佛、北大年、六昆等地。
其二，其力量强大到足以击败荷兰殖民者。1662年春，在迫使荷兰殖民总督揆一签字投降、撤离台湾的《谕降书》中，郑成功义正词严地表达了自己和台湾均属于中国的身份：“贵国人民远渡重洋，经营台岛，至势不得已而谋自卫之道，固余之所壮也。然台湾者，中国之土地也，久为贵国所踞。”(50)
取得台湾后，“现在他则有了驻军的土地，而且它十分富庶，可以构想一个新国家，建立一个王国。”(51)郑成功在收复台湾两个月后，还向西班牙人发出征讨檄文，准备赶走吕宋的西班牙殖民者。“取得对荷兰人的著名胜利后，国姓顺利地自称为王，在台湾岛建立王朝，但他不满足于这个有限的岛屿，想使菲律宾纳贡称臣。”(52)
郑成功致信西班牙驻菲律宾总督，说明郑成功此时的力量已经足以和东亚任何一个海上力量相抗衡，并且在面对西方殖民者的侵略时具有强烈的自信。檄文写道：
中国总督国姓爷友好告诫马尼拉长官Sabiniano Manrquez de Lara
从古至今，尊贵的天子都接受外邦的朝贡借以表彰其正统性。……但念在这些年来，见你们稍有悔意，遣来使者向我乞求商讨贸易条款，比起那些荷兰番来说的确是略有长进，所以我决定暂缓从艾尔摩莎岛出兵的征讨行动。仅派出教会神父们为我的使节，前去宣示我友好的口谕，给你们这个小国。……只要你们纳贡，我将让你们继续保有王室之地与尊贵，否则将与予焚毁殆尽，届时后悔莫及。……请慎思，并速速决定，以免因迟延而造成不堪设想的后果。谨此友好的忠告与谕示。
永历十六年农历三月七日
即1662年4月21日于艾尔摩莎岛，艾尔摩莎岛的王国姓(Cogsen)及中国大老爷(gran se
or)。(53)
此檄文还说明，郑成功在身份上认同自己是“南明—中国”人。因他用的还是南明唐王隆武帝赐其国姓时得的称号“国姓爷”落款，并附上的是南明的年号。
西班牙人见到国书后大惊，立即集体屠杀在吕宋的华人，数以万计。事后西班牙人怕郑成功攻击，乃命使者来台湾乞和。郑成功知华人遭到集体屠杀后大怒，即决定遣兵南征吕宋，但竟一病而殁，加上郑氏王朝内的王位争夺，最终郑氏集团没有能力再攻打菲律宾的西班牙人。
郑成功的身份认同存在双重性：在国家意识上，他自认为是中国人；在朝代归属上，他自认为是明朝(南明)人。然而，他的母亲是日本人(54)，这又导致了清初东亚国际关系的一个重要的身份争夺战：郑成功身份的“他者”认同问题。
日本人在清初就曾将其视之为“大和英雄”。日本著名作家近松门左卫门(1653-1724)在1715年曾写了一部名为《国姓爷合战》的净琉璃剧，风靡一时，连续上演17个月。《国姓爷合战》以郑成功抗清复明、攻打南京城为背景写成。然而，该剧本却严重歪曲历史事实，其中最严重的是对郑成功身份的扭曲和对日本占领南京的描写。郑成功被写成了日本武士“和藤内”，在日本长大，娶日本人为妻，20几岁以后才回到中国。“和藤内”和父母一同去大明国，在大明国靠着日本武士的神威，打败鞑靼(清)兵，攻陷南京城，城内明将与“和藤内”合作，并拥戴“和藤内”为“延平王”。(55)通过偷梁换柱，郑成功成为日本的“和藤内”，大明国也被日本的江山取代了。日本对郑成功身份和历史的篡改，成为其近代军国主义侵华思想的一个重要源头。
3.郑经的身份及其国际行为
郑成功的儿子郑经，继承了其父亲的遗志，(56)与清朝抗衡，在身份认同上，他走得更远。一方面，他企图建立和朝鲜一样的对清地位；(57)另一方面，他曾经自立为国(有说称其为东宁国王)。(58)郑经的力量也十分强大，取代荷兰人和西班牙人垄断了东亚海上贸易，在与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来往中，英国东印度公司还曾称郑经为“台湾王”(59)。
郑经为抗击清朝，还向日本、荷兰(尽管处于敌对状态)、英国乞师求救，并作出了出让部分国权的让步。
在1664年1月的向《嗣封世子札致荷兰出海王》信中，郑经表示：“惟王念和好之德，通商之利，合力御虏，务使彼此有信可凭。盟约已定，即授王以南澳之地，悉还荷兰之人。信使来往，货物流通，岂不美哉。和好之后，两无爽约。”(60)东印度公司在巴达维亚的高级商务员波尔特(Baltasar Bort)就是那个“荷兰出海王”。郑经以南澳岛为条件争取荷兰人的援助并没有成功。同时，清廷任命施琅为靖海将军，曾与荷兰人联合攻台。因耗费巨大，荷兰东印度公司先是支持，后来停止了在中国沿海的大规模军事活动。(61)郑经随后退守台湾，死后两年，其子郑克塽于1683年降清。郑克塽投降清朝时上缴的是“延平王”和“招讨大将军”金印，可见郑氏集团还是以晚明身份终世。
从郑氏集团的兴亡历史来看，他们一直在进行了身份认同的挣扎，并且一度改变了东亚的海上权力结构，由于其力量的强大，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历程中与东亚主要政治行为体(明朝、晚明、日本、荷兰、西班牙等)进行了复杂的外交斗争，不能不说这一时期的东亚国际关系因为郑氏集团的存在而变得极具现代外交的意味，郑氏集团也因此具有国际行为体的性质。
(四)南明身份的迷失：信仰和王朝利益瓦解了传统统治者的身份
南明王朝(1644-1662，此后1683年的郑氏集团继续名义上一直奉朱术桂为监国，使用永历年号)继承明朝大统，虽然在形式上保持了安南、占城、吕宋和琉球等几个有限的朝贡国，(62)事实上却无法真正维持这个体制的完整性，并且在第一个皇帝(弘光)有限的一年的统治期间，还向清朝求和准备向其朝贡。(63)
在存续时间最长的永历帝(1646-1662)期间，南明已经不再是一个传统的大陆政权，因其大部分朝廷成员都信了天主教，加上抗清的战略需要，该政权还向罗马天主教廷和法国求救，由此可知，此时作为东亚主要国际行为体的南明政权已经改变了信仰，并具备了超越东亚国际关系的视野。
南明朝廷信奉天主教，正如著名学者方豪所总结的：“桂王(即永历帝朱由榔)政权差不多半是个天主教徒的政权，永历帝的拥立者大学士瞿式耜、司礼监庞天寿、焦琏、丁魁楚等大员皆教中人，帝之嫡母王太后、生母马太后、正妻王皇后、太子慈火亘也都从德籍神父瞿安德领洗入教。”(64)
南明朝廷还利用这一信仰，将其转化为外交手段。1650年，在清军向西南大举进攻的情况下，南明永历皇帝的王太后决定派使节向罗马教皇求援，西洋在华传教士卜弥格被委派为全权特使。为了使欧洲更为直观地了解南明朝廷，司礼太监庞天寿特命年轻官员陈安德携带永历皇帝的亲笔信函与卜弥格同行，陈安德遂成为第一个赴欧洲的中国外交官。此举具有开创性意义，说明东亚此时的国际关系已经和欧洲联系在一起了。
王太后致教皇信中说：
大明宁圣慈肃皇太后烈纳致谕于因诺曾爵—代天主耶稣在世总师、公教皇主圣父—座前：窃念烈纳本中国女子，忝处皇宫，惟知阃中之礼，未谙域外之教，赖有耶稣会士瞿纱微在我皇朝敷扬圣教，传闻自外，予始知之，遂尔信心，敬领圣洗，使皇太后玛利亚、中宫皇后亚纳及皇太子当定……更望圣父与圣而公一教之会，代求大主保佑我国中兴太平，俾我大明第拾捌代帝、太祖第拾贰世孙主臣等，悉知敬真主耶稣，更冀圣父多送耶稣会士来，广传圣教。……俟太平之时，即遣使官来到圣伯多禄、圣保禄台前，致仪行礼，伏望圣慈鉴兹愚悃，特谕！
永历四年十月十一日
王太后又敕谕耶稣会总会长书：
大明宁圣慈肃皇太后烈纳敕谕耶稣会大导总师神父：予处宫中，远闻大主之教，倾心既久。……今祈尊师神父并尊会之友，在天主前，祈保我国中兴、天下太平，俾我大明第拾捌帝、太祖拾贰世孙主臣等，悉知敬真主耶稣。更求尊会相通功劳之分，再多送老师来我国中行教。待太平之后，即着钦差官来到圣祖总师意纳爵座前致仪行礼。今有尊会士卜弥格，尽知我国事情，即使回国，代传其意，谅能备悉，可谕予怀。钦哉！特敕。
永历四年十月十一日(65)
王太后的外交信写得比较充满宗教意味，初看起来是教徒致教宗和教会的信，并且只表达帮助南明祈福和多派教士来华的意思。同时送去的还有司礼太监庞天寿上罗马教皇因诺曾爵书和奉耶稣会总会长函，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但是，罗马教廷当时已经通过传教士得知中国发生的政治巨变，不可能不懂得南明求救的实质含义。只是他们会慎重考虑这件事，经过了几年的考虑，才有最后的回信。而早在永历五年(1651)，信教最坚的王太后及瞿安德先后去世，而卜弥格亦因葡属印度官员反对其任务，而不被允许搭船返欧。在清朝政权已然巩固，耶稣会因此在瞿安德过世之后，就不再派人至南明。
1655年12月，新上任的教皇亚历山大七世终于接见卜弥格，并交给他两封分别致王太后和庞天寿的回信，但其中只是应酬式的内容。
教宗亚历山大七世致函南明永历王皇太后复信中说：
我恳求天主应许受到祝福的皇太后、皇太子和皇后的诉情，并真诚祈祷皇太后的国土得到重新统一，享有和平，皈依信仰。
1655年1月18日(66)
1655年12月25日，耶稣会总长也答复了皇太后，内容大体一致，均为客套话语。希望“大明皇图璀璨、德合天地，”并“为此祝祷，为此不断虔求天主”。(67)
自称代表明廷出使的卜弥格，于1656年3月搭船离开里斯本，随身携带着两封教皇的复书、六封耶稣会总会长致明廷中人的信、两封葡萄牙国王约翰四世致永历帝和庞天寿的信，而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据说当时亦曾致函皇太后，其中葡王或是唯一有具体回应的，他应允将提供明廷军援。(68)由于耶稣会的日本省或中国副省都不承认卜弥格为其成员，无助的卜弥格辗转进入中国，1659年8月22日(永历十三年七月五日)终因劳顿而死于边境。
此外，南明还多次向日本乞师，包含前文所述的黄宗羲、郑芝龙等的乞师在内，共有十数次。(69)
南明向日本和欧洲的求救说明他们的身份具有国际行为体的性质，其视野也拓展到东亚之外。在信仰和王朝利益双重影响下，南明已经在心理上放弃了传统的朝贡体制，其“中国—天下”共主的身份也自行瓦解。
三、朝贡身份认同的瓦解：朝鲜和日本对明清易代的反应
(一)朝鲜身份认同的向背
中国和朝鲜半岛国家间的关系受朝贡体制影响深远。朝鲜李氏王朝(1392-1910)几乎经历了中国明清两朝的全部历史。因此，他们对明清易代的反应最能说明此时东亚传统国际关系的内在渐变问题。
随着满洲的兴起，在后金(清朝)起兵抗灭明朝之过程中，伴随的是朝鲜国家身份的转变过程。因此，“去大明化”是后金(清)对朝鲜的主要政治目的。
起初，努尔哈赤为了避免两线作战，不敢冒险，故对朝鲜采取拉拢的政策，曾多次派遣使臣赴朝投书，希望朝鲜与明朝脱离关系，同后金结盟。但是朝鲜不为所动，仍坚决支持明朝，反对后金。在这个过程中，朝鲜坚定的表明了自己的身份认同：与明朝的关系如同父子关系。
1619年，朝鲜遣使送书与后金，日“明与二国，历二百余载，毫无怨恶。今贵国与明为仇，因而征战，生民涂炭，不特邻邦，即四方皆动干戈矣。亦非贵国之善事也。明与我国，犹如父子，父之言，子敢违乎！盖大义所在，不可拒也。”希望“吾二国各守疆圉，复修前好，岂不美哉！”(70)
后金决定征服朝鲜。天聪元年(明天启七年，1627年)一月八日，皇太极命东征。是为朝鲜“丁卯之役”。
朝鲜与后金议和，在李朝内部引起强烈反响。议和的核心问题就是与明朝的关系问题。后金给朝鲜国王书日：“两国和好，共言美事，贵国实心要好，不必仍事南朝，绝其交往，而我国为兄，贵国为弟。”这是后金第一次提出要求朝鲜永绝明朝，朝鲜国王李倧认为“大义所系，断不可许”。“事大交邻，自有其道。今我和贵国者所以交邻也，事皇朝者所以事大也，斯二者并行而不相悖矣。”朝鲜以与大明朝的关系为“事大”，坚决不绝与明朝关系。后金见朝鲜对明朝的态度坚持不改，故对永绝明朝一款不再强求，最后向朝鲜来使表示：“不绝天朝一款，自是好意，不必强要。”(71)
后金又提出去明年号。朝鲜在致后金书中皆书明天启年号，后金对此非常不满。最后双方都作了让步，接受“不书年号，从揭帖式”的折中意见。(72)皇太极通过“丁卯之役”，虽然向朝鲜索取许多权益，但是仍然承认朝鲜对明朝的臣属关系，而后金与朝鲜仅约为兄弟之邦。
随着后金国力不断壮大，兵势日益强胜，皇太极不再承诺朝鲜与明朝维持君臣关系，而要改变与朝鲜兄弟相称，把朝鲜置于后金直接控制下的藩属。天聪九年(明崇祯八年，1635年)四月，皇太极统一漠南蒙古。次年四月，皇太极称帝大典时，朝鲜使臣拒不跪拜，双方撕扯，仍不屈服。皇太极想利用上尊号之机，采取强硬手段，迫使朝鲜称臣，永绝明朝。
崇德元年(1636)(明崇祯九年，1636年)十二月，称帝后的皇太极率领十二万大军，往征朝鲜，是为朝鲜历史上的“丙子之役”。朝鲜国王李倧没有屈服于皇太极的军事威胁，主张坚决打击入侵者。
皇太极遣使敕谕朝鲜国王李倧，提出投降条款十七项，其中主要是“去大明化”和建立“臣属关系”：“当去明国之年号，绝明国之交往，献纳明国所与之诰命册印；躬来朝谒，尔以长子，并再令一子为质；诸大臣有子者以子，无子者以弟为质；尔有不讳，则朕立尔质子嗣位；从此一应文移，奉大清国之正朔；其所进往来之表，及朕降诏敕，或有事遣使传谕，尔与使臣相见之礼，及尔陪臣谒见，并迎送馈使之礼，毋违明国旧例；朕若征明国，降诏遣使，调尔步骑舟师，……不得有误；每年进贡一次，其方物数目，黄金百两，白银千两，……米万包”。(73)
朝鲜败。由此之后，清帝表面上致使朝鲜臣服，建立了双方的朝贡关系。朝鲜的身份也从表面上发生了彻底变化。李倧死后，顺治六年八月丁未，清帝封朝鲜世子李淏为朝鲜国王。(74)
然而，朝鲜君臣百姓持有强烈的夷夏大防意识，对明朝死忠，从内心里根本就不服从这个被他们视为蛮夷的清朝统治。因此，即便大清继承了明朝的对朝鲜封贡政策和体制，但是从这个时候起，东亚以中国本土为中心的认同体系已经从属国的心理上开始解体。
清军入关推翻明王朝，中华上下剃发易服，朝鲜举国震惊，感情上无法接受。今后如何处理与清政府的关系，成为朝野议论的重大问题。
明亡以后，清朝被视为夷虏，不能代表中国，朝鲜只承认明朝是中华正统，明亡之后因为朝鲜是小中华，与中国相比，朝鲜自称东国。到这时，朝鲜士人已经以中华正统自居了。李朝的士大夫们不堪忍受清朝统治下的中国，称“今天下中华制度，独存于我国。彼人之尊敬我，以有华制也”。(75)
在与中国的长期交往中朝鲜的思想文化政治制度都深受中国的影响，形成了以慕华思想为主要特色的“小中华”思想。历史上朝鲜自认是中国文化的分支。(76)慕华是朝鲜的传统，慕华思想深入人心。但是，朝鲜所谓的“华”并不包括清朝，朝鲜认为清朝是夷狄，不是中国。明朝灭亡对于当时的汉人来说是天崩地裂，对朝鲜人来说则是文化崩溃，心灵上受到的打击是不可估量的。
金履安(1722-1791)轻蔑地认为“今也戎狄入中国、中国之民、君其君、俗其俗、婚嫁相媾、种类相化”，而不屑与之交流。而朝鲜自古即与中国同属于人类，其余地方的人则为夷狄，过去只是由于朝鲜自己过于慎重，故而以夷狄自居。金履安对于当时朝鲜人仍自贬为东夷表示不满。他说：“然吾方仆仆然自以为夷，而名彼中国。呜呼，吾言非邪！”(77)
洪大容(1731-1783)曾三次随“赴京使臣”到过北京。洪大容与中国皈依了清朝的晚明士大夫接触，冲击了朝鲜知识分子对中国改朝换代的看法，其中有一人是洪大容以兄事之的先辈金钟厚。金钟厚视中国为朝鲜，是应该雪耻复仇的由野蛮民族统治的地方。因此他不分彼此地称中国为“腥秽雠域”，对于洪大容接触的严诚、潘庭筠等应满族统治者的科举而赴京赶考的汉族知识分子则称为“剃头举子”。他言道：“及闻其与剃头举子结交如兄弟，至无所不与语，则不觉惊叹失图。”(78)
导致这种意识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本身没有多少文化的清朝推行骇人听闻的文字狱。文字狱迫使中原士大夫再也不敢以大明遗民自居，从而在政治高压下，他们集体完成了身份的转变。出使、游历大清的朝鲜人曾经有敏锐的观察和记载：
康熙五十一年(1712)出使清廷的朝鲜使者闵镇远(1664-1736)曾与一个自称是明皇室后人的读书人笔谈。读书人说“见老爷们所着衣冠，不胜钦羡，吾之所着，即与牛马何异”。然后，小心翼翼地把笔谈问答的纸投入火中焚化，“流涕呜咽，日恐有人窃听，慎之慎之”。(79)
乾隆三十年(1765)出使北京的洪大容，与文人潘庭筠进行了笔谈。在洪大容的一再追问下，潘庭筠承认他们读书已经不再务实了，“此时读书，不过记诵而已。”当他听到洪大容说到“宫中大事”，就大惊失色，“随书随裂，举措慌忙”，他承认自己是“平生怕死之人”。洪大容由此感到“盖汉人于当今，反同羁旅之臣，谨慎嫌畏，其势然矣”。(80)
1780年6月，朝鲜著名学者朴趾源(1737-1805)随堂兄朴明源率领的使团到中国祝贺乾隆70岁大寿，游历了北京和承德，与当时的中国学者多次进行笔谈。同年8月回国后将所见所闻记成辑为《热河日记》。朴趾源向一个中国读书人王鹄亭一再询问禁书的事，王鹄亭只好小心翼翼地告诉他，“比岁禁书该有三百余种”。朴趾源注意到他急忙把笔谈的纸撕掉，免得留下证据。(81)
朝鲜人不惧怕清朝的文字狱，尊明攘夷、反清复明的主张大行其道。曾经担任过凤林大君的师傅的著名学者宋时烈(1607-1689年)是当时最为激烈的反清人物，他在给孝宗的奏议中提出了著名的“北伐议”，主张北伐中原，恢复大明乾坤。宋时烈为仁祖陵墓(长陵)撰写的碑文，拒不奉清朝正朔，依然使用明朝纪年。宋时烈此举影响很大，为朝鲜学者所仿效。朴趾源《热河日记·渡江录》开首记渡鸭绿江的年份朝鲜正祖四年(乾隆四十五年)为“后三庚子”，即崇祯后的第三个庚子年。朴氏解释说：
曷为后三庚子？记行程阴晴，将年以系月日也。曷称后？崇祯纪元后也。曷三庚子？崇祯纪元后三周庚子也。……清人入主中国，而先王之制度变而为胡。环东土数千里划江而为国，独守先王之制度，是明明室犹存于鸭水以东也。虽力不足以攘除戎狄、肃清中原，以光复先王之日，然皆能尊崇祯以存中国也。崇祯百五十六年癸卯，洌上外史题。(82)
朝鲜文人在乾隆年间到中国访问，对中国以夷变夏的后果极为不屑，对传统中国充满惋惜。在他们看来，凡是剃发者，即使学识如顾炎武、朱彝尊，也都是犬羊、畜牲。朴趾源说“皇帝也薙(剃)发，将相、大臣、百执事也剃发，士、庶人也剃发。虽功德侔殷、周，富强迈秦、汉，自生民以来未有剃发之天子也。虽有陆陇其、李光地之学问，魏禧、汪琬、王士澂(祯)之文章，顾炎武、朱彝尊之博识，一剃发则胡虏也，胡虏则犬羊也。吾于犬羊也何观也？此乃第一等义理也”。他愤懑的表示：“诚得十万之众，长驱入关，扫清函夏，然后壮观可论。”“我朝服事皇明二百余年，忠诚剀挚，虽称属国，无异内服。万历壬辰倭敌之乱，神宗皇帝提天下之兵以救之，东民之踵顶毛发，莫非再造之恩也。……及四海值天崩地坼之运，薙(剃)天下之发而尽胡之，一隅海东虽免斯耻，其为中国复仇刷耻之心，岂可一日而忘之哉！”(83)
明清易代导致中国传统服饰发生了令人痛彻万分的变化，传统服饰只有在戏剧中出现了。朴趾源痛苦的记述道：“演剧者蟒袍、象笏、皮笠、棕笠、藤笠、鬃笠、丝笠、纱帽、幉头之属，宛然我国风俗。道袍或有紫色而方领黑缘，此似古唐制也。呜呼！神州之陆沉百有余年，而衣冠之制犹存，仿佛於俳优戏剧之间，天若有意於斯焉。”(84)
在此后的李朝历代，朝鲜士大夫的思想中始终遵奉“反清尊明”的思想，与中国的联系也仅保持在名义上的朝贡和经济方面，而在思想文化上则全面停止了交流。可以说，自满洲得天下，这个天下已经不是明朝时期的天下了，东亚国际关系就此已经改变。
(二)日本之身份变迁
日本自丰臣秀吉侵朝失败后本来就已经不再奉明朝正朔，不再向中国朝贡，而清朝的得天下，则更加加深了日本对中国的隔阂。清初恢复对东亚其他国家的朝贡体制的时候，令日本大为震惊，他们视清朝为当年侵略日本的忽必烈元朝，保持高度的戒备，长期不和清朝发生正式的政治关系。与朝鲜相比，日本不仅心理上不参与中国规划的东亚秩序，连形式上都不尊崇了。因此，从明清易代之后起，日本已经是完全独立的东亚国家。
此外，日本还另有打算。1603年，江户幕府缔造者德川家康继承了丰臣秀吉的扩张战略，企图建立起自己想象中的、模仿中国的日本式朝贡体制。经过1609-1611年的对琉球征服，日本迫使琉球向其朝贡，琉球也进入同时向明朝和日本朝贡的“双属”时期。
清初日本人以“华夷变态”的观念视中国发生的明清易代，成为当时日本官方的主流意识。德川幕府的儒官、著名的幕府智囊林罗山的儿子林春斋(林恕)于1674年将来长崎贸易的中国商人提供的“明清鼎革”，以及所有关于中国的情报“唐风说书”编撰成册，题名《华夷变态》。序言中解释道：“崇祯登天，弘光陷虏，唐鲁才保南隅，而鞑虏横行中原，是华变于夷之态也。”(85)
日本人对中国发生的文化巨变甚为感触。他们与朝鲜一样，对于清朝持有夷夏大防的传统观念。尽管经过了150年的统治，18世纪末中国的以夏变夷的情况还是令他们震惊。1799年(日本宽政十一年，嘉庆四年)，长崎地方官中川忠英派遣部下官吏向中国商人系统询问了当时中国社会情况、风俗习惯，编为《清俗纪闻》一书，其序言当中即表达了日本人对中国易服剃发的蔑视。(86)
日本人的观感加强了他们对清朝统治下的中国人的鄙夷和轻视。由此也加强了他们远离中国的决心。实际上，自从清朝占据中国后，日本对古典华夏的心理认同就逐渐消退，乃至变成对现实清国的鄙夷与仇视。并河天民(1679-1718年)在1716年向幕府呈献《开疆录》称：“大日本国之威光，应及于唐土、朝鲜、琉球、南蛮诸国。……大日本国更增加扩大，则可变成了大大日本国也。”(87)1683年(康熙二十三年)，德川幕府就颁布了旨在限制华商长崎贸易的贞享令。1715年(康熙五十三年)德川幕府又向长崎华商颁布“正德新令”，规定以后赴长崎贸易华商必须要持有幕府官方发放的“信牌”才能进行入港交易，并且规定入港华商船数和购铜额。自此，日本与清朝的政治经济关系处于完全对等的地位。
在清代几朝的《大清会典》中，清廷如实的反应了上述事实，并没有把日本列为朝贡国。(88)而中国士大夫与日本的关系也非常的隔膜。直至19世纪中期以后，中国才又关注到日本的存在。诚如王韬所说：“余尝读日本国史，见其所纪我国之事而慨然焉。我史自汉以来，皆以日本为朝贡之国，列于屏藩，即《大清一统志》亦然。其使奉国书至者，悉以朝贡例之，而日本之史以为未尝内属。……按此，则日本自辩为非我朝藩属，不过聘问往来而已，其说或可信也。因考诸其国史而著厥大凡，俾后之谈东瀛掌故者有可稽焉。”(89)
因此，无论从心理上，还是从国家关系上而言，明清易代之时的日本已经是一完全独立的国家。所谓东亚朝贡体制早已土崩瓦解。
四、总结
东亚主要行为体因身份认同问题而对传统朝贡体制产生了消解作用。这是一个自发的过程，其主要动因是满洲的“以夷变夏”，与欧洲(西方)的冲击无关。事实上，在17世纪至18世纪早期，明清易代及之后的时间内，中国和西方国家的关系也处于不能有效维持朝贡体制的过程中。耶稣会即因礼仪之争最终终止了对华关系(1704-1742年间)。荷兰、西班牙、葡萄牙对中国的“朝贡”完全是一种贸易关系，因为清朝并没有对其国王册封(这是朝贡体制的最核心内容)，他们的对华关系是一种“功能性朝贡”，何伟亚说：清初的朝贡体制是“二元的”，通过“朝贡和贸易、礼仪和外交、意识形态和实用主义”等双重的立场得以维持。(90)这与此前中国统治者在东亚曾经构建的具有实质性意义的朝贡体制已经大异其趣。
此外，康熙和雍正年间与俄罗斯的特殊关系也说明朝贡体制在这个时期不能正常维持。康熙二十八年(1689)的《尼布楚条约》、雍正五年(1727)的《布连斯奇条约》，以及雍正六年(1728)签订的规定《恰克图条约》，彼此以平等方式行文，以拉丁文为范本。并且俄罗斯使者在前后多次来华谈判的过程中，坚决拒绝向中国皇帝行象征朝贡的三叩九拜大礼，这些均说明朝贡体制不能真正及于欧洲国家。康雍时期对俄罗斯采取的完全欧洲式的外交方式，是基于俄罗斯和中国发生了大规模战争之后清朝认识到俄罗斯强大的事实。这和日本的情况一样，凡是以强大力量挑战了中国权力的，均没有维持朝贡体制。即便是一些少数民族地区也曾拒绝向清朝朝贡，比如浩罕国。(91)
由于行为体的多元化和对身份认同的抗争，导致中国独尊的天下一统的传统朝贡体制在明清易代时期不能维持其核心和基础的地位。这个时期的东亚主要行为体之间的关系是典型的外交交涉关系，并未尊崇朝贡体制。最重要的三个行为体(中国、日本和朝鲜)事实上已经不存在朝贡关系，而日本和朝鲜对清朝在心理上的不认同，更是消解了朝贡体制的礼仪基础和文化基础。
虽然随着大清一统的加强，从力量结构上而言，中国还是部分维持了朝贡的传统体制，但是仅仅是整合了中国因素(晚明、清朝、南明、郑氏集团)，并没有真正整合朝鲜和日本。况且中国因素的内部一直充满着“反清复明”的政治诉求。这些都在19世纪末成为推动传统东亚国际体系发生巨变的内在因素。对俄罗斯的条约关系和对西欧的“功能性朝贡”之维持也削弱了天下一统的说服力。大清王朝实际上只是自我满足于想象中的朝贡体制和天下观念当中，因各主要行为体在身份认同上的变迁，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体制。清王朝的不断加强的统一只是暂时掩盖了涌动的东亚各种政治力量将分离行为付诸实施的欲望。直至19世纪，随着中国国家权力的崩溃，东亚国际关系才再次涌动起来。“冲击—反应”模式和欧洲中心论只观察到了传统东亚国际关系后半部分的变化，没有看到前半部分被掩盖的事实。用滨下武志的话来说，即是“亚洲的近代化是以其对朝贡关系如何处理的内容来决定，而不是由西洋化取代的程度来决定”，“和西方发生的新的关系，顶多只能算是亚洲历史发展的契机或手段而已”。(92)
注释：
①本文采用一般意义上而言的身份认同概念，即个人或群体试图追寻、证明自己在文化上、政治上和对他人(其他群体)的关系中的“身份”时表达出的一种观念确认。
②关于费正清的“冲击—反应”模式，其本人和后来者均多有著述，“冲击—反应”模式本身是他人总结出来的，较为明确地论述这个模式的资料可参考：[美]费正清编：《剑桥中国晚清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Ssu-yu Teng and John K.Fairbank,China’s Response to the West,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4。
③Ssu-yu Teng and John K.Fairbank,China’s Response to the West,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4,p.1.
④[美]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256页。
⑤[德]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版，第123、120、113、123页。这种线性的、进化论的、西方中心论的观念在最近的表现可参见：[法]阿兰·佩雷菲特：《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王国卿、毛凤支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95年版。[美]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黄胜强、许铭原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与黑格尔的中国观相对照，这些作者的观点其实了无新意。
⑥[美]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林同齐译，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前言，第1页。
⑦James Hevia,Cherishing Men from Afar:Qing Guest Ritual and the Macartney Embassy of 1793,Durham,NC:Duke University Press,1995.p.24.
⑧[美]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刘北成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第2版，第11、302、2页。
⑨Kenneth Pomeranz,The Great Divergence:China,Europe,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NJ:University of Princeton Press,2000,pp.9,3-4.
⑩Kenneth Pomeranz,The Great Divergence,p.13.
(11)Laura Hostetler,Qing Colonial Enterprise:Ethnography and Cartography in Early Modern China,Chicago and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1,pp.1-2.and “Qing Connections to the Early Modern World:Ethnography and Cartography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 Modern Asian Studies,No.3,2000,pp.623-662.
(12)[美]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王宪明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39—72页。
(13)[日]滨下武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朱荫贵、欧阳菲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0页。
(14)Thongchai Winichakul:Siam Mapped:A History of the Geo-body of a Nation,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94,pp.130,173.
(15)孟子：“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孟子·滕文公上》。限于篇幅，朝贡体制中的基本观念及其形态不作进一步探讨。
(16)Mark C.Elliott,The Manchu Way:The Eight Banners and Ethnic Ident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Stanford,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p.3.
(17)Evelyn Rawski,The Last Emperors:A Social History of Qing Imperial Institutions,Berk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8,p.298.
(18)See Pamela Kyle Crossley,A Translucent Mirror:History and Identity in Qing Imperial Ideology,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9.and The Tong in Two Worlds:Cultural Identities in Liaodong and Nurgan during the 13th—17th Centuries,in Ch’ing Shih Wen-t’i(《清史问題》),4:9,1983.
(19)Edward Rhoads,Manchus and Han:Ethnic Relations and Political Power in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China.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2000,p.291.
(20)据《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一“满洲源流”载，清皇室始祖布库里雍顺“其国定号满洲”，“南朝误名建州”。但是，这是清初《清太祖武皇帝实录》撰稿者的杜撰。清开国时期从未使用“满洲国”一称。参见：潘喆、李鸿彬、孙方明编：《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一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98页。由此可见清初统治者急于表明自己独立建国的心态。
(21)[朝]申忠一：《建州纪程图记》，《清初史料丛刊》第十种，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22页。
(22)《后金檄万历皇帝文》述及萨尔浒之战时说：“南朝又说我何敢举兵抗拒，中国发兵四十万，四路齐进，意欲剪灭除根”，《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一辑，第295页。
(23)天命七年四月十七日，金致书明军守将：“我汗公正，蒙天眷佑，其南京、北京、汴京，原非一人独据之地，乃诸申、汉人轮换居住之地也。”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译注：《满文老档》，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378页。
(24)《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二，天命三年四月十三壬寅。
(25)《清太宗实录》卷十八，天聪八年三月：“明国复无一言。明既为中国，则当秉公持平，乃他国侵我，则置若罔闻。”
(26)乾隆三十二年(1767)谕旨称“对远人颂述朝廷，或称天朝，或称中国，乃一定之理”。《清高宗实录》卷七八四，乾隆三十二年五月上。
(27)柳诒徵：《中国文化史》，下册，北京：东方出版社2008年版，第647—648页。
(28)《清圣祖实录》卷六十九，康熙十六年十月甲寅。
(29)《圣祖仁皇帝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首，(文渊阁)《四库全书》第354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影印本，第425页。
(30)清世宗：《大义觉迷录》，第1卷，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清史室编，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2页。
(31)清世宗：《大义觉迷录》，第1卷，第5页。
(32)修于康熙年间、最终成于乾隆年间的《五体清文鉴》，本为官修的一部满文分类辞典。至乾隆末年，随着国家政治上的统一，又增加了汉、蒙、藏、维吾尔文的释文，合称“五体”。乾隆九年(1744)编修的长达80卷的《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加强了满洲民族的自我认同。但是大量证据表明，这次修订活动有目的地销毁了大量史料。
(33)Pamela K.Crossley,A Translucent Mirror:History and Identity in Qing lmperal Ideolog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9,p.14.
(34)乾隆朝《大清会典》，卷56，《礼部·主客清吏司·朝贡》，《大清五朝会典》，北京：线装书局2006年版。
(35)赵园：《制度·言论·心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1页。
(36)(清)全祖望：《梨洲先生神道碑文》，《鲒埼亭集》，第2册，卷十一，《国学基本丛书》，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136、141页。
(37)(清)黄宗羲：《日本乞师》，《行朝录》，卷八，《黄宗羲全集》，第2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80—183页。
(38)(清)顾炎武：《日知录》，(清)黄汝成：《日知录集释》，上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页。
(39)(清)顾炎武：《日知录》，卷七，《管子不死子纠》，同上，上册，第412页。
(40)(清)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三，《正始》，同上，中册，第756—757页。
(41)[美]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第48页。
(42)[西]帕莱福、[比]鲁日满等：《鞑靼征服中国史·鞑靼中国史·鞑靼战纪》，何高济译，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53页。
(43)[西]帕莱福、[比]鲁日满等：《鞑靼征服中国史·鞑靼中国史·鞑靼战纪》，第62页、第64页。
(44)广州城内有三百多黑人，是郑芝龙原来从荷兰人那里得来的奴隶。郑芝龙降清后，一部分归顺大清，另一部分归在金门的郑成功。[西]帕莱福、[比]鲁日满等：《鞑靼征服中国史·鞑靼中国史·鞑靼战纪》，第118页。
(45)[西]帕莱福、[比]鲁日满等：《鞑靼征服中国史·鞑靼中国史·鞑靼战纪》，第69—70页。
(46)顺治十七年(永历十四年)，郑成功曾遣兵官张光启往日本借兵，出使无果的张回来后称：“上将军以其前出兵损失，坚意不允；仅助铜熕、鹿铳、盔甲、倭刀而已”。(清)江日升：《台湾外记》，《台湾文献史料丛刊》，第6辑，台湾：大通书局1959年版，第190页。可见日本曾经有过一定的支持。
(47)《清史稿·列传十一·郑成功》载：“芝龙率所部降，成功谏不听。”
(48)(南明)杨英：《延平王户官杨英从征实录》，北平：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31年影印版，第52—54页。
(49)杨彦杰：《一六五○至一六六二年郑成功海外贸易的贸易额和利润额估算》，《郑成功研究论文选续集》，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24页。
(50)连雅堂：《台湾通史》，上册，台湾：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1年版，第64页。
(51)[西]帕莱福、[比]鲁日满等：《鞑靼征服中国史·鞑靼中国史·鞑靼战纪》，第252页。
(52)同上书，第255—256页。
(53)程绍刚译注：《荷兰人在福尔摩莎》，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0年版，第561页。“中国大老爷(gran seor)”应该翻译成“国姓爷”。
(54)《清史稿·列传11·郑成功》载：“芝龙尝娶日本妇，是生森(郑森，即郑成功)。”连横：“(郑芝龙)居无何，落魄之日本，娶平户士人女田川氏，生成功。”(连雅堂：《台湾通史》，下册，第864页)。鲁日满：“尼古拉(即郑芝龙)的这个年轻儿子(即郑成功)是日本女人所生，从未信教，也没有接受圣洗礼。”(《鞑靼征服中国史·鞑靼中国史·鞑靼战纪》，第228页)。又，笔者在北大图书馆发现一本与1世纪的日本人林春斋所编同名的书《华夷变态》，其中，郑成功说：“成功生于日”。见《郑成功启日本文》，载小林叟发编：《华夷变态》，东京：秀光社印刷，第60页。此书出版时间标为“黄帝纪元4604年”，黄帝纪元是中国清朝末期革命派使用的纪元。黄帝纪元4604年应为公元1906年。所以，这本《华夷变态》应为支持中国革命派的日人所编。里面还编有吴三桂的讨清檄文。此足以证明明清易代的长波段的历史性影响一直持续到晚清革命时期。
(55)[日]近松门左卫门：《国姓爷合战》，《近松净琉璃集》，下册，《新日本古典文学大系》第92卷，东京：岩波书店1995年版，第244—245页。
(56)郑经说：“本藩焉肯坠先王之志”。“和议之策不可久，先王之志不可坠”。(清)夏琳：《海纪辑要》，《台湾文献丛刊》，第22种，台北：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1958年版，第37页。
(57)郑经与清使谈判时以朝鲜“免剃发”为借口，声称只要“免剃发，不登岸”即可称臣纳贡，所谓：“朝鲜岂非箕子后乎？士各有志，苟能如朝鲜例，则敢从议，若欲削发，至死不易”。清臣明珠复书说：“但以阁下为中国之人，不宜引朝鲜之例”，不允。(清)江日升：《台湾外记》，《台湾文献史料丛刊》，第6辑，第253页。
(58)这个说法出自李筱峰、刘峰松：《台湾历史阅览》，台北：自立晚报出版部1999年版，第67页。1664年3月郑经失去大陆后来台，又永历帝业已被弑，乃谨守藩封，废东都，以“东宁”称全台湾，在与凊廷大臣明珠的书信中，也自称“建国东宁”，并非“东宁国王”，即“东宁”从未成为国号。《台湾外记》记载了几个郑经与明珠之间往返的文件，其中七月初七日条，《复明珠书》云：“顷自迁界以来，五省疏离，万里丘墟，是以不谷不惮远离，建国东宁。”又《复明珠书》云：“远绝大海，建国东宁，于版图疆域之外别立乾坤。”(清)江日升：《台湾外记》，《台湾文献史料丛刊》，第6辑，第256页。
(59)1670年6月23日，英国东印度公司万丹分部航抵台湾，当英国代表Crispe离船上岸向郑经递交万丹分部经理的信函时，“沿途两傍皆有士兵排列，由两位大官陪同入宫晋谒，国王(指郑经)盛装高坐，Crispe依照英国人之仪式行礼后，即献呈公函。宣读公函时，放炮鸣锣，唱歌庆祝”。参见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编印：《十七世纪台湾英国贸易史料》，《台湾研究丛刊》，第57种，1959年版，第25页。实际上，当时东方皇权制度下次于皇帝的“王”，在英文中也可叫King，郑经是南明的延平王，并非与欧洲意义上的国王一样。
(60)袁冰凌：《新发现的郑经致“荷兰出海王”信考》，《东南学术》2001年第6期。作者发现了这封保存于荷兰莱顿大学图书馆的信，并首次进行了考证。
(61)《清史稿·列传四十七·施琅》：“琅募荷兰国水兵，以夹板船要击，斩级千余，乘胜取浯屿、金门二岛。叙功，加右都督。三年，加靖海将军。”
(62)比如，《鲁王谕琉球国王》说：“汝国为我朝屏藩，殚宣忠允，嘉尔懿德，将锡新封。呜呼，中国尊安四方，得所予。”见《华夷变态》，东京：秀光社，黄帝纪元4604年(1906)印刷。
(63)崇祯十七年(1644)七月，兵部右侍郎左懋第被派往北京议和，称顺治帝为清国可汗。在诏书中，弘光帝提出四件事：要安葬崇祯帝及崇祯皇后、以山海关为界，关外土地给予清朝、每年十万岁币，并“犒金千两、银十万两、丝缎万匹、犒银三万两”、建国任便。意图令南明和清朝共存，通好议和。不过左懋第到北京被囚，使事失败。
(64)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中册，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275页。
(65)以上二书见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295—297页。亦见黄一农：《南明永历朝廷与天主教》，《中梵外交关系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辅仁大学历史学系2003年版，第79—118页。
(66)杨森富：《中国基督教史》，台北：商务印书馆1968年版，第148页。
(67)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上册，第311页。
(68)黄一农：《南明永历朝廷与天主教》，《中梵外交关系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辅仁大学历史学系2003年版，第79—118页。
(69)郑氏家族和南明向日本乞师事见：[日]藤家礼之助：《日中交流二千年》，张俊彦、卞立强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
(70)《清太祖实录》，卷六，天命四年五月癸未朔。
(71)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8册，第3301—3313页。
(72)同上书，第3318页。
(73)《清太宗实录》，卷三十三，崇德二年正月戊辰。
(74)《清史稿》，本纪四，世祖本纪一。
(75)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卷八，第11册，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4397页。
(76)朱云影：《中国文化对韩越的影响》，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1年版，第264页。
(77)[朝]金履安：《华夷辩》下，《三山斋集》卷十，《杂著》，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编：《标点影印韩国文集丛刊》第238册，汉城：景仁文化社1999年版，第503页。
(78)[朝]金钟厚：《本庵集》，卷3，《答洪德保》，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编：《标点影印韩国文集丛刊》，第237册，汉城：景仁文化社1999年版，第380页。
(79)[韩]闵镇远：《燕行录》，《燕行录选集》，下册，汉城：成均馆大学校1962年版，第342页。
(80)[朝]洪大容：《乾净笔谈》，《湛轩燕记》卷五，《燕行录选集》，汉城：成均馆大学校1962年版，上册，第398页。
(81)[朝]朴趾源：《鹄汀笔谈》，《热河日记》，朱瑞平校点，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版，第226页。
(82)[朝]朴趾源：《热河日记》，卷一，第1页。
(83)[朝]朴趾源：《驲汛随笔》，《热河日记》，朱瑞平校点，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版，第60—61页。
(84)同上书，第81页。
(85)[日]林春斋、林凤冈编：《华夷变态》，《东洋文库丛刊》第十五，东京：东方书店1981年再版，第1页。
(86)[日]中川忠英编著：《清俗纪闻》，方克，孙玄龄译，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3、5—6页。
(87)转引自[日]本庄荣治郎：《日本经济思想史研究》，东京：有斐阁1960年版，第34页。
(88)只有《大清一统志》(乾隆八年，1743年成书)错误的将日本列入朝贡国，反应前清士大夫的心理自负。
(89)(清)王韬：《日本通中国考》，《弢园文录外编》，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118—119页。
(90)James Hevia,Cherishing Men from Afar:Qing Guest Ritual and the Macartney Embassy of 1793,Durham,NC:Duke University Press,1995.p.14.
(91)[美]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第46页。
(92)[日]滨下武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第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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