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 2014 年 11 月 20 日（四）至 2014 年 11 月 21 日（五）
地点：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会议室
撰写人： 张继莹（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博士后研究人员）
2014 年 11 月 20、21 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在档案馆会议室召开「清代财经史」国际学术研讨会。本次会议既关注清代财政中「分权」与「包揽」的传统问题，同时也关注清政府与商人的关系、政府部门支出的探讨以及法律管理层面的问题。会议在近史所研究员兼副所长巫仁恕教授开幕致词后，进入主题演讲，随之展开为期两天，共计十二篇论文的宣读。
主题演讲
主讲人：陈国栋教授（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
讲 题：关于清代前期财政史的片段思维
陈国栋教授以财政与租税为题开场，说明政府为何要征收税粮。在民主思维下，政府必须提供服务才能征收赋税，但在君主体制下，收取税收其实是保护成本的概念 (protection cost)。无论是哪一种思维方式，征收赋税都与政府支出与收入有密切的关连。
在帝国的思维下，轻徭薄赋是稳定社会的力量，因此为了实现此一理想，政府会采取节省支出的作法。清朝皇室有内务府负责皇室开销，与国家的支出分开；地方政府则是十足的「小政府」，对于公共工程的支出并不多，即使政府部门投资公共建设，也会不断解释这些支出并未造成百姓赋税增加。即使支出最多的国防与治安，也会尽量减少造成百姓负担的因素。政府的收入方面，征税考虑的标准是税率是否能够达到公平，纳税人是否有足够的负担能力。清政府在设计收入时，仔细考虑土地等则以达到公平，并且透过财政改革减低征收时的混乱与舞弊情事。从农业部门所收的税几乎没有增加，也因此实现了轻徭薄赋的理想，至于关税的增加与盈余并不影响一般农民的生活。
然而，清代财政也有一些实务上的问题，例如货币的发行，虽然清政府很努力稳定货币，但他们的想法并不见得正确，所以对财政状况不见得有正面帮助。清代也具有相当进步的经济思想，例如陆楫承认奢侈对于经济繁荣有一定的作用，但这类想法并没有理论化，以致影响不大。
陈教授深入浅出的演讲，使与会者对清代财政的整体状况有了概括的了解。随后连接两天会议的各项主题，则分别就所重面向进一步深入讨论。以下简要摘记各场次论文：
第一场
主持人：巫仁恕教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发表人：定宜庄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与谈人：赖惠敏教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发表人：许檀教授（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题 目：乾隆—道光年间的聊城商业：以山陕会馆碑刻资料为中心的考察
与谈人：定宜庄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定宜庄教授讨论清代满州贵族与八旗官员通过「生息银两」制度，对民间的影响与干预。定教授透过新发现的三份档案，重新解释北京同仁堂衰落的原因其实与八旗生息银两有关。乾隆十八年 (1753)，同仁堂出现巨额亏空，因此受到官府严厉处分。表面上，失火造成无力经营被当成亏空的原因；但从新发现的奏折资料里，却清楚指出八旗官员经营不善以及嗜利营私才造成庞大的亏空。从这个例子可以修正过去对八旗与商业关系的认知，更清楚看到清代官商结合的程度，比过去任何朝代都可能要来得紧密，而商业兴衰更须考虑政府部门的影响。
许檀教授以山东聊城的商业碑刻，复原乾隆至道光期间的商业风貌。许教授认为，会馆碑刻的捐款题名可以看出相当多的商业活动讯息，例如商业经营的项目、商业网络的范围以及经济规模。聊城是清代山东运河沿在线重要的转运码头，南北货物齐集。透过碑刻的分析大致可以确定南来货物透过聊城的贸易，转输至鲁北、冀南、豫东、山西等地。捐款碑中时见张家口商号捐款，聊城应该也是恰克图商贸路线的转运站之一。最为特别的是在碑刻中发现集资的方式与标准，由此可回推捐款商号的商业规模，并推估全城的商业总规模，提供学者对商业据点规模的新认识。
第二场
主持人：何汉威教授（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副教授）
发表人：李今芸教授（暨南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潘敏德教授 (Associate Professor, History Department,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Oswego)
题 目：安集延与乾隆的新疆经营
与谈人：赖惠敏教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发表人：Elisabeth Kaske（白莎）教授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Modern Languages, 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
题 目：捐税、绅粮与革命：从四川的「捐输」田赋附加税谈到晚清保路运动
与谈人：何汉威教授（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副教授）
本场次从世界史的角度来探讨中国史，自然关注到中华帝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议题包括各国势力的消长以及网络的连结。李今芸与潘敏德两位教授即以世界史的角度，观察十八世纪中亚的贸易与权力变化。两位教授认为，中亚的双向贸易造就了伊犁、安集延、喀什葛尔、叶尔羌等地商务发达，安集延商队是当时最活耀的商业团体。乾隆皇帝对于新疆中亚的贸易早有关注，因此他积极参与中亚贸易，并且运用以价制量、经济管制等政策与各方势力竞争。
财政的发展与社会的动态往往密不可分，白莎教授从「捐输」的变化讨论地方社会反抗政府的起因。他观察到西方债券观念进入四川以后，百姓并不认为是与政府短期借贷的关系，反而是以「捐纳」的体制来理解，因此认为认购债券必能得到官阶。故地方士绅以此挟持地方政府来对抗中央政府，引起中央取消股份与铁路国有的新政策。地方士绅为了维护地方的利益，最终选择革命来应对中央的政策。
第三场
主持人：许檀教授（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发表人：范金民教授（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题 目：清代雍正时期江苏赋税钱粮积欠之清查
与谈人：巫仁恕教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发表人：郑永昌教授（国立故宫博物院图书文献处副研究员）
题 目：清代雍、干年间江南河库道与南河治河经费
与谈人：许檀教授（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苏松向来是历史上重要的赋税区域，然而赋重，积欠亦多。范金民教授以清代江苏赋税为题，讨论雍正时期清查江苏积欠钱粮的始末，以及评估此举的成效与影响。查抄过程中，中央不断厘清地方积欠的各种原因，以及寻找各种钱粮征收时可能存在的制度缺陷。范教授也指出，中央清查的目的并不是单纯为了征收积欠的钱粮，更重要的是寻求制度上的解决方式。火耗归公、降低江南重赋的税额、改变收税的方式以及调整行政区等等，都是随着清查积欠而来的相应措施。然而，乾隆皇帝登基后全数蠲免积欠，却使得清查的效果大打折扣，无法对上下其手的官员与书吏产生威吓作用，整肃官箴之举因而未能达到除弊的效果。
历代政府都对治河投以相当的经费与关注，清政府尤其重视治河一事。郑永昌教授即以南河河库道一职，探讨河工的财务收支状况。文中指出雍干时期的南河河库道，是一个必须具备工程、会计以及领导修筑能力的职位，因此甄选官员时相当注重其身家、能力以及品德等项目。然而，河工本身与经费出入都相当复杂，因此亏空除了来自官员的侵贪外，也有实际操作时无可避免的情况。经年累月后即形成南河库严重的亏空。经过乾隆皇帝的整顿，乾隆三十年代至四十年代初期，南河河工的财务状况渐趋稳定。但在乾隆四十五年 (1780) 后，洪患发生，紧急与巨额支出又一次考验南河的财务。
第四场
主持人：王鸿泰教授（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副研究员）
发表人：邱仲麟教授（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
题 目：清代北京煤炭开采及其相关问题
与谈人：唐立宗教授（国立暨南国际大学历史学系助理教授）
发表人：张继莹（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博士后研究人员）
题 目：协济的困境：以左宗棠西北用兵为中心
与谈人：Elisabeth Kaske（白莎）教授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Modern Languages, 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
邱仲麟教授从北京煤炭开采讨论清代的矿业政策、劳资关系、运输系统、交易状况以及煤炭的价格问题。在开矿政策上，官府要求煤价稳定，不肯放任全面开采，于是依靠人力开采的结果就是产量无法提升。管理矿坑的事务相当繁杂，因此经常出现管理疏漏以及虐待佣工的情况。官府对此事也极力防备，并订立章程以便管理。造成煤价居高不下的原因也与生产运销有关，一般矿工拒绝改善挖矿的工具，以及运销成本过高，都是煤价过高的主因。由于对燃料的需求，北京贩煤的产业相对兴盛，并且出现质量不一的商品，供民生选用。
张继莹博士以左宗棠西北用兵为中心，观察清末不断发生战乱的政局中，协济制度的运行以及效度。同治初年，南方太平天国的战事未平，北方旋起陕甘回变，因此部分省分必须两头协济。在各省难以负担的状况下，拖欠成为常态。左宗棠以借外债的方式避免协济拖欠，以应前线吃紧的战况。朝廷也透过各种方式，避免协济制度崩溃。即使如此，地方官仍试图躲避解协陕甘的任务，光绪三年 (1877) 时左宗棠即参劾山西布政使，这个案子不但象征长期以来协济运作的缺陷，也促成光绪初年对财政整顿的起点。
第五场
主持人：林玉茹教授（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研究员）
发表人：曾品沧教授（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助研究员）
题 目：十九世纪台江海浦垦地开发与台湾郡城的官商利益结构
与谈人：林文凯教授（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助研究员）
发表人：林文凯教授（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助研究员）
题 目：晚清台湾的财政改革：刘铭传财政改革事业的分析
与谈人：林玉茹教授（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研究员）
台江海埔地的开垦一直是清代台湾财政史重要的议题，曾品沧教授此次从十九世纪海埔地开发、海埔租地征收与运用讨论，分析官商利益的形成与变化。透过海埔租的征收与运用，虽然仍有部分成为官员中饱私囊之资，但若运用得当即能发展各种公共建设，弥补行政资源不足，成为有限财政下的弹性空间。这个结构一直到刘铭传治台时，才在打击道台时曝光，南部形成的官商利益结构，也就转由中、北部绅商主导，其利益的来源也从海埔地转变成开发山林。官商利益结构虽然转移，但其影响却一直留存在台湾社会当中。
刘铭传建省、治台的评价向来是史学界注意的焦点，林文凯教授检讨目前有关刘铭传对台湾实施财政改革的成说，认为过去学者所见都有盲点。林教授重新分析田赋、盐税、厘金与关税等税收体制，并比较实际上税收数额的变化，指出晚清虽然在税收体制有所改变，税收数量也有所增长，但是不如过去学者估算的乐观，且改革中也没有革除官员或者承办者的贪污与从中营利，因此并没有对税收体制产生关键的影响。所以，刘铭传对台湾的财政改革，仅是在传统国家架构下的内在调整，并非近代理性化意义的财政改革事业。
第六场
主持人：范金民教授（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发表人：曾美芳（长庚大学通识中心项目助理教授）
题 目：从〈那移出纳〉律看明清财政管理制度发展
与谈人：郑永昌教授（国立故宫博物院图书文献处副研究员）
发表人：赖惠敏教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题 目：清代库伦的商人与地方财政
与谈人：林文凯教授（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助研究员）
曾美芳教授首先分析律条由明到清的变化，说明库房管理的原则以及惩处条款。进而从《明实录》以及明末户部尚书的《度支奏议》中，找出五则案例讨论〈那移出纳〉的实际作用。综合律条与实例，更进一步推演出明代财政管理的变化以及对册籍的重视，并且认为崇祯朝是整个管理的高峰。到了清代，律条的发展受到空前重视，自雍正五年 (1727) 起至咸丰二年 (1852) 间，至少修订条例四次以上，前后增删有十八条之多。曾教授并认为清代继承明代的精神，发展查盘与奏销的办法，对〈那移出纳〉律才有更进一步的运用，并要求官员对于「那移」进行赔补，导致许多人因此倾家荡产，这在明代实为少见。
赖惠敏教授讨论库伦地区的财政来源。过去学者都认为田赋、关税与盐税是地方主要税收，但在库伦财政最主要的收入是商人活动所带来的租金与规费。经由分析，租金方面有「地租银」、「铺房银」，一般财政中的「生息银两」数量并不多，而「商捐」曾在同治年间出现，但作用仍待评估。最主要的收入仍是从规费而来，正规的规费有「恰克图查验华商部票费」，大部分仍来自于陋规的规费。清末新政实施后，统捐成为最大的税收来源。赖教授也发现这些财政的来源，基本上都比不上蒙古王公、喇嘛的影响，显然在商人与地方财政的关系之外，尚须进一步讨论蒙古对清代财政的影响。
两天的会议，共六场十二篇论文的宣读完毕后，大会安排介绍中研院近史所最近建成与开放的数据库，并且简单分享使用计算机软件进行个人资料库建文件的心得。最后综合讨论中，诸位学者分别就近代财经史研究现况与前景发表意见。定宜庄教授认为财经史应该重视整体的发展，关怀各个财经相关环节的连续性问题。许檀教授再次强调商人碑刻的重要性，以及过去研究较少关注的捐款内容其实可以提供许多商业讯息。范金民教授则表示，与会学者虽然在数据解读与方法表现各自的门径，但丰硕的成果都建立在运用大量的档案。白莎教授表示西方现在的学术主流并不重视财政史，但财政是相当重要的议题，必须正视财政对其他社会环节的影响。曾品沧教授则认为清代台湾作为帝国的边陲，财政的状况与发展正好可与中央、内地进行比较，藉此看出更多的问题。在与会学者热烈讨论之后，会议圆满闭幕。（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