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阳丨旧史新谈 ——《“再造藩邦”之师：万历抗倭援朝明军将士群体研究》读后

在古代東亞的歷史上，曾發生過兩場攪動東亞的國際性大戰。第一場戰爭發生於唐代龍朔三年（663），被稱作“白江口之戰”。此戰雖表面上看是唐軍與倭軍的一次海上遭遇戰，實際還牽涉到新羅、百濟乃至高句麗，而且戰後“大唐帝國在文和武兩個領域統禦東亞諸國的格局徹底奠定”。規模更勝的第二場戰爭發生於明代萬暦二十年至二十六年（1592—1598），這是一場中朝聯軍共同抵抗日本侵略軍的三國大戰，亦即本文接下來將述之話題。中國學界稱之為“萬曆抗倭援朝戰爭”，朝、韓學界稱之為“壬辰祖國戰爭”或“壬辰倭亂”與“丁酉再亂”，日本學界稱之為“文祿慶長之役”。如何看待此次大戰中的諸多史事、人物及其相關問題，衆說紛紜、褒貶不一，各國學者們分歧不斷、各執一詞，極大地影響了這段戰爭歷史的真實呈現。其中，針對援朝明軍的認識問題尤為突出。有鑑於此，南開大學孫衛國先生新近出版了《“再造藩邦”之師：萬曆抗倭援朝明軍將士群體研究》（以下簡稱“孫著”，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1年）一書，回應了日、韓有關錯誤認知，澄清了明軍在戰爭中的地位、作用，有著重要的學術價值。

1592年，日本“太閣”豐臣秀吉悍然發動了全面入侵朝鮮半島的戰爭，大戰持續七年，在中朝聯軍的英勇抗擊下，1598年以日軍敗退而告終。這就是在近世東亞區域世界產生深遠影響的萬暦抗倭援朝戰爭。在戰爭的整個過程中，應當引起世人重視的是援朝明軍在戰爭中的地位、作用和功績。明朝出於“字小”（案：指宗主國關愛、保護藩屬國）之義傾力援朝抗倭，而大明軍隊則遠赴異國作戰，成為中朝聯軍的主力，付出了巨大犧牲，確保了戰爭的最終勝利。正如著名明史先輩吳晗先生曾指出的那樣“在甲午戰爭前三百年，中國就出兵援助過朝鮮，共同反抗外來的侵略”。

戰爭結束後，中、朝、日三國圍繞這場戰爭留下了大量文獻史料，只是各國的相關記載不僅詳略不盡相同，而且對其定位與評判更是完全不同。其中就包括對於援朝明軍的評述。從中國的史籍來看，由於明朝基於“天下”觀念，僅僅將這場國際性戰爭定性為“萬曆三大征”之一的“朝鮮之役”，對援朝明軍的認識先天不足。加之黨同伐異、明清易代等因素，一些戰功卓著的援朝明軍將領甚至被強加“罪行”，背負“汙名”，像《明神宗實録》《明史紀事本末》、清官修《明史》等明清史料中，就皆有這般如出一轍的相關記載。與之不同，朝鮮史籍作為“他者”，對於援朝明軍有著相對客觀的認識，相關記載可見於《朝鮮王朝實録》等朝鮮官方史料以及一些朝鮮私人文集。日本史籍雖也可作為“他者”，但同時也作為“失敗者”，故對於援朝明軍的認識真僞摻雜，比如川口長孺的《征韓偉略》中的相關記載即如此。此外，朝、日史籍出於自身的視角和立場，所濃墨重彩處主要是本國軍隊的戰鬥情況，這也會或多或少地影響到對援朝明軍的總體評價。

在民族主義史觀的支配下，當今韓國許多學者無視援朝明軍對戰爭勝利的貢獻，或將援朝明軍打造為戰爭勝利的輔助或配角，或者完全剔除了明軍作為戰爭勝利方的角色。一些日本學者甚至不認可中朝聯軍贏得了戰爭的最終勝利。更為嚴重的是，韓、日學者對援朝明軍的這些偏頗看法，還被一些西方學者所吸納或轉述，他們隨意發出醜化援朝明軍形象的論調，乃至產生了極端扭曲的歷史認知，最終致使援朝明軍之英名被“汙”上加“汙”。比如，美國漢學家羅茲·墨菲（Rhoada Murphey）所著《東亞史》認為“明朝軍隊在朝鮮的表現差強人意……這個時候明朝軍隊主要由刑滿釋放人員、流浪漢、歸順的土匪和遊手好閒的市井無賴組成……軍事裝備和其他補給品質量低下，軍隊士氣萎靡不振，軍官隊伍良莠不齊”，隨後把戰爭的勝利歸功於朝鮮名將李舜臣發明的“龜船”以及豐臣秀吉的巧合死亡。顯然，這是毫無憑據、自我想像的認知，對人們正確地瞭解援朝明軍將士的整體形象，乃至正確看待整場戰爭，都將產生極為不利的負面影響，從而也導致戰爭中的許多歷史真相變得更加撲朔迷離。

2021年4月，孫著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適時出版，為解決以往史料特別是國外學界在援朝明軍認知上的“汙名化”現象提供了新的有益思路。孫先生自1994年首次去韓國進修時起就開始關注萬曆抗倭援朝戰爭的研究，至今已近30年。基於學術敏感及深厚的學術素養，孫先生發現了加強援朝明軍相關問題研究的必要性與迫切性。在長年思考研究該戰爭的過程中，孫先生陸續發表了多篇高品質的學術論文，並多次通過國際學術會議與國際學人進行了深入交流。此次孫著的問世，即是作者基於多年來學術積累的一次研究總結。該書以援朝明軍將士群體的研究為主線，詳細分析考察了大明將士入朝艱苦作戰、再造“藩邦”的經歷，不僅深化了有關援朝明軍將士群體的研究，而且對史料中刻意貶低甚至抹殺他們功績的問題給予了澄清及正名，對當前國外學界無端醜化他們的一些“謬論”也進行了批判及糾正，從而還原了這場戰爭歷史中的諸多真相，是一部具有重要學術意義和現實意義的高水準佳作。

孫著全書主要包括緒論、正文、餘論和附録四大核心部分。緒論部分，作者基於對中國學界近百年的學術研究歷程的系統總結，以及對韓、日等國外有關學者現存問題的關照，引出了該書的研究目的與價值。即“以明代將士群體為研究對象，試圖還原明朝將士在戰爭中的真實面貌，展現他們的貢獻，以深化對這場戰爭的認識”（孫著頁27）。從此學術史綜述可以看出，關於萬曆抗倭援朝戰爭的研究並非新課題，但有關援朝明軍的問題卻是基於以往研究疏漏或弊病的新思考，實為“舊史新談”。這為豐富乃至完善這場戰爭的研究，尤其為回應國際上的相關研究，做出了示範，起到了拋磚引玉的作用。

正文部分共有九章。第一章考察了明軍援朝將士群體的人數、來源及軍事指揮體制三個方面的問題。針對這些問題，學界既有研究分歧較大，也不全面，卻是呈現援朝明軍將士總體面貌的首要問題。其中最為關鍵的問題是確定大明援朝動用軍隊的數目，但因明清史料語焉不詳，限制了以往中國學界對於該問題的探討，而朝鮮王朝的相關史料記載卻較為翔實。作者搜尋到以申欽的《象村集》為代表的幾部重要的朝鮮文獻，通過研究，考察出明軍在“壬辰”年（1592）與“丁酉”年（1597）分別為5萬餘人與14萬餘人，總數不低於23萬人。多種史料比證得出的資料是可信的，而作為中朝聯軍主力並打敗了20餘萬日軍的大明軍隊，該數據也是符合客觀實情的。

接下來，作者進一步考察了援朝明軍的來源和指揮體制。依據當時作為援朝明軍主帥的宋應昌、邢玠等人的奏疏並結合朝鮮史料，作者考證出大明所徵調的援朝軍隊主要來自於九邊兵、京營兵、南兵以及西南土兵等，兵種涵蓋馬兵、步兵和水兵。在這些兵源中，九邊兵由遼、薊、宣、大等明朝北方邊防軍鎮調發而來，衆所周知，他們是長年固守於“九邊”長城沿線的明軍精銳，也是此次援朝明軍的主要來源；京營兵是鞏固京畿重地的部隊，而調發於浙、閩、粵等地的南兵多出自戚家軍，二者無疑也是明軍精銳，何況他們還帶去擅使火槍、火炮的專業化火器部隊參戰，更極大地增強了援朝明軍整體的戰鬥力；西南土兵包括川兵和西南土司的夷兵，甚至還有緬甸、暹羅等地的外國士卒隨行參戰，他們要麽如夷兵作戰向來英勇無畏，要麽是主將的貼身家丁，以保護主將為使命，其戰鬥力自然也不可小覷。對於徵調於不同地域且不同兵種的複雜援軍來源狀況，明朝還專門制定了經略統攝全局、提督前線執行作戰命令的戰時軍事體制，以便於後勤能順利供給、文武能各展其長、水陸軍能協調並進，從而最終保障戰鬥的順利推進。通過對兵源及其軍事指揮體制的考察分析可知，援朝明軍總體上皆為選自全國各地的大明精銳部隊，並有系統化的戰時指揮制度和作戰方略，而將此大明的“骨幹”兵力大規模且有組織地調去援朝，充分展現了對於朝鮮危局的全力相助。

第二至九章，作者選取了兵部尚書石星、經略宋應昌、提督李如松、經理楊鎬、提督董一元、水師提督陳璘六位主導援朝或入朝作戰的重要大明將官，和一場圍繞兵部主事丁應泰的彈劾事件，以及一部兵書即《紀效新書》在朝鮮王朝的流傳與影響為切入點，詳細闡述了這些將官援朝參戰的前因後果與戰場作為。通過對不同將官（包括丁應泰）在不同戰爭場景下（包括促成《紀效新書》傳揚朝鮮）的專題式論述，作者不僅展示出明軍將士在朝鮮戰場上的重要地位、突出表現與卓越戰功，印證了這場戰爭得以取勝正是有賴於明軍的參與、把控和傾力付出，也由此揭示出諸多歷史問題，尤其使一些史籍中厚誣明軍的荒謬記載得以“翻案”。

具體而言，作者先考察了以上六位將官成為援朝主導者的原因，或被選為前線將領入朝參戰的背景，包括他們的性格特徵、職責所系、家族身世、行事特色、所率援軍的戰力以及參戰時的形勢等方面，藉以說明他們之所以能夠參與這場戰爭的必要性與特殊性。緊接著，作者分別翔實探討了他們在幕後指揮或前線作戰的各自不同經歷，生動展現了他們各具特色的戰場情節，包括以一場丁應泰彈劾事件貫穿其中，更加突顯了戰爭的曲折性與戰場的複雜性。若將這六位大明將官參與這場戰爭的不同情節片段以及丁應泰彈劾事件貫通一體，大體勾畫出這樣一個戰爭線索。即：1592年八月，朝鮮使臣基於緊迫的戰場形勢向兵部尚書石星陳情請兵，在石星的鼎力推動和堅持下，明朝任命宋應昌為經略、李如松為提督，令二人率大軍前往救援。經過平壤大捷、碧蹄館之役，明軍的進攻受挫。由於石星一開始就制定了戰、和兩手兼備之策，戰爭進入封貢和談階段，宋應昌與李如松因而均被召回國。只是石星輕信沈惟敬，不僅導致封貢和談失敗，自身也遭致下獄冤死的結局。1597年，明朝再次應請援朝。其中，先是經理楊鎬指揮大軍在漢城保衛戰中取得了稷山大捷，又取得了蔚山之戰的勝利，但因未全殲日軍，受到兵部主事丁應泰的誣告而被革職；隨後，提督董一元指揮勝於日軍的優勢兵力，在泗川之役中主動圍攻日軍，但因陣中火藥爆炸而使戰事遺憾失敗；不過，水師提督陳璘作為中朝水師聯軍的最高統帥，在朝鮮水師統帥李舜臣的配合下取得了露梁大捷，並由此徹底打敗了日軍，贏得了這場戰爭的最終勝利。

經過作者對上述這六位將官參與戰爭的歷程以及丁應泰彈劾事件細緻入微的論析，大明援朝的積極態度、援朝明軍的英勇形象、戰役進程的艱難程度、明軍將士的輝煌戰績以及中朝聯軍聯合抗戰的友誼與精神都完全得以呈現，與此同時，一些戰爭內情、歷史細節或史實真相也隨之浮出水面。其中，在戰爭內情方面，比如作者分析這些明軍將官對戰事進程的影響問題，前線將帥的關係往往反映了南兵與北兵的關係，甚至背後更深刻反映了明廷中的文武之爭、南北勢力集團之爭、主和派與主戰派之爭乃至朝中黨爭等明朝內部問題，像宋應昌與李如松的矛盾糾葛、楊鎬被丁應泰誣告等皆反映的是此類問題。在歷史細節方面，比如明軍參加歷次戰役的人數、與日軍的實力對比以及戰役的結局如何，作者根據論述所需進行了不同程度的推敲，而即使明軍在個別戰役中一時失敗了，那麽造成失敗的關鍵原因是什麽，以及損失的程度如何，在作者看來也有值得考究之處，因為這往往是評判這場戰役乃至負責此次戰役的明軍將領的重要問題。像李如松在碧蹄館之役中的失敗，僅僅是敵衆我寡遭遇的一場小敗；董一元在泗川之役中的失敗，也只是敗於自身在陣中的失誤，這些都是基於作者對歷史細節的分析得出的新認識。在史實真相方面，全書反映出的問題最多，以上六位將官以及丁應泰彈劾事件的相關記載中幾乎都有史實謬誤的問題，作者都逐一進行了嚴密的考證。比如，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楊鎬被誣陷的問題，先是丁應泰罔顧事實地連續上疏彈劾，又經明清史書以訛傳訛的載述，作為“一個辦事雷厲風行、敢作敢為的大將”（孫著頁162），且是指揮過多場勝仗的楊鎬，無辜地被刻畫成一個無能之輩和敗軍之將。對此，作者都在文中予以糾正，得以還歷史上真實的楊鎬以“清白”。

正文最後一章討論的是《紀效新書》，這是明朝著名抗倭軍事將領戚繼光創作的一部兵書。作者指出，《紀效新書》東傳朝鮮源於大明南兵在平壤大捷中的突出表現，故而使朝鮮王朝產生了求購此書、學習此書，乃至大量刊刻、不斷增修此書的想法，其目的就在於欲依據此書練兵，以增強其軍隊的戰鬥力。由此深刻揭示了明朝出兵抗倭援朝對於朝鮮後期深遠的影響：一方面，其訓練都監是依照《紀效新書》而創立的，成為朝鮮後期新的軍事制度，充分説明明軍援朝的影響；另一方面，有力批駁了所謂明軍在戰爭中可有可無，甚至危害大過戰績的謬論。正因為以南兵為代表的明軍戰功赫赫，纔贏得了朝鮮君臣的尊重，並以南兵為榜樣，重建了朝鮮的軍隊體制。

在深入探討了上述六位將官、丁應泰彈劾事件和《紀效新書》東傳的問題後，作者在餘論中從史料選取與考證、援朝明軍人數與來源的再確認、明軍將士在戰爭中起主導作用的事實認定以及針對明軍將士後人東渡朝鮮傳說的理解四個方面，提煉出該書的主旨要義和核心觀點，並與前文所述相呼應。

最後一篇書評作為附録，以加拿大學者塞繆爾·霍利（Samuel Hawley）的著作《壬辰戰爭》為代表，評述了西方人所認知的壬辰戰爭。作者全面考察了該著作的創作背景、主要內容、特色和缺陷。尤其是在援朝明軍認識上，因該著作完全沿用了韓、日學界對明軍的諸多偏見之說，幾乎與上述羅茲·墨菲所述如出一轍，可見這似乎成了目前西方許多學者的共性認識。對此現狀，作者直擊其背後的問題，即中國學者就此研究“幾乎沒有任何國際話語權，説明中國學術界研究的滯後性”（孫著頁322），所言振聾發聵、發人深省。

總的來看，孫著通過對萬歷朝明軍將士抗倭援朝歷史的系統化研究和論述，全面展示了援朝明軍的戰力、素質與實際表現和功績，從而為我們勾勒出一幅盡顯在朝明軍風采的全景式畫卷。在這幅壯麗畫卷中，既有援朝明軍群體的總體面貌描繪，又有具體將官的參戰細節刻畫，二者相輔相成、渾然一體，充分彰顯了作者對整個萬暦援朝戰爭在宏觀與微觀上思考、把握問題的能力。更為重要的是，該戰爭畫卷經作者深入、明確的演示，使得上述針對援朝明軍由史及今的所謂“汙名化”現象，也已然不攻自破。

長期以來，基於民族國家角度的國別史敘事，是學界研究東亞國家歷史問題的普遍模式。但其弊端在於，看待問題難免有視閾邊界和視角的局限。正如葛兆光先生指出的那樣：“如果僅僅站在一國歷史的立場、角度和視野來觀看發生在東亞的歷史，會出現“死角”或“盲點＇。因為只有一個圓心（國家）的歷史敘述，會使得歷史有中心有邊緣，中心雖然清晰，但邊緣常常含糊甚至捨棄。其實，邊緣的歷史未必不重要，如果歷史敘述有若干個圓心，形成多個歷史圈，在這些歷史圈的彼此交錯中，就會有很多重疊，這些重疊的地方就會顯示出很重要的意義，可以讓我們重新觀看歷史。”這就是葛先生對於如何突破國別史敘事的限制，重新思考東亞國家歷史的方法論詮釋。在葛先生早先的宣導下，“從周邊看中國”的研究方法風靡中國學界，並在近些年來逐漸成爲一種研究熱潮，“東亞視野”的研究範式也隨之漸趨流行。對於這種研究範式，張伯偉先生曾給予過精妙的定義解析：“觀看不止是一方對另一方的注視，也不僅是彼此的對看，有時是左顧右盼，而在這遊目騁懷的過程中，發生了交錯複雜的關係，從而産生了意想不到的結果。因此，我們的考察也不能是單向的，而應是多向的；不是單義的，而是複義的。”孫衛國先生則結合自身的研究特色，也發展形成了對於“東亞視野”的獨特理解，並就此範式對於中國史研究的意義有過如下總結：“第一，可以補充和完善中國史料與視野的缺陷與不足；第二，可以糾正中國史料與視野的偏差與謬誤；第三，可以開拓新的研究領域與新的學科分支。”由此可見，這種新的研究範式，要求從東亞整體的角度立體地觀察、思考和研究古代東亞區域世界內的具體歷史問題，特別是一些對東亞多國歷史產生交織影響的重大歷史問題。該範式對於包括中國史在內的東亞各國歷史的研究大有裨益。此次孫著的問世，正是作者基於其所主持的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東亞視野下萬曆朝鮮之役研究”的階段性成果，即體現出作者對於其所提出的這種新研究範式的一次全面實踐。因此，採用“東亞視野”研究萬曆抗倭援朝明軍將士群體，也成為該書最重要的特色。

那麼，孫著具體是如何貫徹“東亞視野”的研究範式？首先看選題，是立足於“東亞視野”的選擇。萬曆抗倭援朝戰爭是直接關涉彼時的中、朝、日三國的重大歷史事件，甚至據一些學者研究，該戰爭還牽涉東南亞乃至一些歐洲國家。戰爭波及的廣泛性決定了其國際性，而絶非如明代史書所言，被簡單地視為例同國內戰事的“萬曆三大征”之一。所以說，這場戰爭本身的國際性要求我們應當採用“東亞視野”。但事實上，無論是中、朝、日三國的史籍記載，還是現今各國的研究，其側重與偏向主要本著本國的歷史敘述需要，特別是現今有關援朝明軍的敘述相當片面，以至失真，甚至製造“汙名”，產生“謬説”。孫著研究旨趣的確定，正是基於作者看到了前述問題的存在，以及落實“東亞視野”的研究範式對於解決這些問題，從而妥善完成該戰史研究的優勢。不僅如此，作者專門選取問題較突出的援朝明軍相關史事，作為該戰史中的代表性課題方向進行研究，更加突顯了該範式在這場戰爭研究中的重大意義。

再看孫著中將援朝明軍放置於東亞場域的研究思路，顯然也是基於“東亞視野”的立體化思考。如上所述，全書先從援朝明軍的人數、來源和軍事指揮體制三方面考察其總體狀況，就是為了説明在中朝聯軍中的比重以及與日軍的實力對比，這樣纔能凸顯出明軍作為抗倭主力以及日軍主要對手的主體地位，可見正文一開篇就在秉持“東亞視野”進行立論。隨後，作者依次將六位大明將官、丁應泰彈劾事件和一部兵書放在這場東亞戰爭的氛圍中，逐一展開詳述，並依然延續保持“東亞視野”。這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一）作者非常注意這些大明將官所處戰爭階段的國際背景。正如，石星、宋應昌、李如松三人處於整場戰爭的初期，而楊鎬、董一元、陳璘三人則處於戰爭後期，針對每個將官率軍參戰時的國際局勢變化、與朝鮮王朝的時下關係，或者與日軍在戰役前的軍力對比等狀況，作者根據具體情形都一一予以闡釋，以便於更好地説明這些將官在戰爭中突出的地位、作用和功績。（二）作者還極為重視從朝鮮君臣的言行中反觀這些大明將官（包括丁應泰）的表現，這在相應章節中均有此類論述。比如，朝鮮君臣對丁應泰異常反感，但對石星、李如松、楊鎬等人卻不惜為之上書伸冤，或建祠崇祀、稱頌感恩。（三）作者雖以探討這些大明將官的事蹟為主，但也會兼及他們參戰對於朝、日軍隊或國家的影響。比如，在這些大明將官主導下的幾次大捷扭轉了戰局，最終日軍戰敗，實現了“藩邦”再造；再如，《紀效新書》更是直接對朝鮮後期的軍制產生了全面影響。

最後看孫著中的史料篩選與相互比勘，“東亞視野”在此方面的貫徹表現得最為充分。檢視全書，參稽的中、朝、日史料多達近百種，而如此豐富的史料搜集，甚至不乏一些稀見史料，又保證了該書深入研究的需要。不過，對於這麽多史料，作者並非拿來就用，而是根據具體問題進行了充分的史料篩選。一般而言，研究援朝明軍將士，理應首選參考中國明、清史料，但明、清史料一如上述，存在記載缺失甚至“汙名化”等固有的缺陷，致使許多相關問題尤其明軍在朝風采的史實真相被掩蓋。在這種情況下，作者發現大量朝鮮史料作為“他者”對明軍的記載，正可彌補明、清史料之不足。因為明軍是在幫助朝鮮王朝驅趕日本侵略者，按照作者的話說：“明朝將領如果不是真的有功，根本不可能贏得朝鮮君臣的稱頌，從情理上來說，這本身就說明其材料是真實可信的。”（孫著頁304）在選取了相關的朝鮮史料後，還需要與相關的中國史料乃至日本史料進行仔細比勘。因為中國史料雖有缺陷，但朝鮮史料也不是完美無缺，本身也存在自我認識立場和角度的問題，故其客觀性只是相對的，更何況不是所有有關援朝明軍的記載，朝鮮史料都比中國史料翔實。正如作者所言“哪一種都並非絶對，哪一種都有局限，關鍵是要具體情況具體分析，以便能夠用多重史料、從多重視角去儘可能地接近歷史的真實，還原歷史真相”（孫著頁305）。顯然，這是一種綜合、立體式的史料互證思維，也正是“東亞視野”在史料運用上的典型體現。

具體到孫著文中來看，這種基於“東亞視野”的史料運用，從第一章考察明軍的總體面貌時即開始呈現，並成為後文一以貫之的準則。下麵只略舉幾例：比如，第三章提到了宋應昌的《經略復國要編》，這本書曾是世人研究萬暦抗倭援朝戰爭引述參考的重要資料，但作者利用朝鮮史料並結合其他中國史料考證出該書編撰的原因和目的，旨在自我辯白、自彰其功，因此決不能僅憑其說、輕斷其功，可見正是作者基於“東亞視野”的多方史料對勘，纔讓我們得以瞭解此中真相。再如，碧蹄館之役中明、日雙方的戰果本來不相上下，卻被中、日史料均記載為明軍大敗；蔚山之戰本為明軍的一場勝仗，卻被中國史書衆口一詞地記載為大敗；泗川之役雖為明軍的一場敗仗，但並非如某些朝、日史料所言“因日軍的主動進攻而敗”；還有露梁海戰中明水軍統帥陳璘的功績在朝鮮史料中被否定，而僅僅認可朝鮮水軍統帥李舜臣的功績，等等。這些戰役同樣是經作者綜合中、朝、日三方史料的比勘、考證後，纔得出了史實真相。甚至在利用這些史料考察其中的某些人物或事件時，作者還挖掘到了隱藏在史料文獻背後的歷史書寫與史實建構等深層次問題，由此充分突顯了作者在“東亞視野”下對多元史料文獻的合理、有效運用。

綜上所述，孫著開啟了全面以“東亞視野”研究萬曆抗倭援朝戰爭的嶄新一頁，而以“東亞視野”研究該戰爭相關問題，不僅極大地延展了以東亞各國為中心的歷史認知範圍，還看到了基於單一視角難以發現的歷史面相。因此，採用這種研究範式就等於在相關學術史上走出了極為關鍵的一步。這對於揭開歷史“迷霧”、洗脫援朝明軍的歷史“汙名”，乃至糾正現今國外的錯誤認知，從而重現歷史真實，無疑都具有相當重要的意義。

孫著研究援朝明軍，並非單純地考察這些明軍將士在戰爭進程中的經歷與表現，還考慮到了戰後與之相關的事宜。比如，在論述石星、李如松、楊鎬、陳璘的最後，作者繼續延伸探討了朝鮮君臣在他們退軍回國後，對他們祭祀以禮或者找尋、關照他們後人的事情，表達了對他們援朝之恩無比感念的情感與訴求。朝鮮君臣對援朝明軍的這種追憶、感恩舉動，就涉及“尊周思明”的問題。關於該問題，作者有著長年不輟的研究心得，先前曾相繼出版了《大明旗號與小中華意識：朝鮮王朝尊周思明問題研究（1637—1800）》（商務印書館，2007年）與《從“尊明”到“奉清”：朝鮮王朝對清意識的嬗變（1627—1910）》（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8年）兩部大作，可謂明清中朝關係史方面研究的扛鼎之作，在學界引起了巨大反響。此次孫著的研究正與前兩部著作有著密切的關聯，可以說是作者在之前“尊周思明”問題研究的基礎上，進一步往前追溯，探尋朝鮮王朝後期“尊周思明”的根源。

具體而言，朝鮮王朝為什麽會在整個清代產生乃至長存這種“尊周思明”的思想？作者在之前的研究中談到這是源於朝鮮王朝與明朝的獨特關係。衆所周知，古代朝鮮半島國家與中原王朝存在著傳統的封貢關係。但作者研究發現，朝鮮王朝與明朝之間不僅延續繼承了這種傳統關係，而且因認同明朝為中華正統而至誠“事大”，嚮往明朝攜華夏文明遺風而傾心“慕華”，甚至自視為“小中華”。此外，“在事大、慕華的思想中對明朝更增入一種無法償還的感恩思想，這種感恩思想使朝鮮對明朝的認同更進一步，達到不分彼此”的狀態。顯然，朝鮮王朝對明朝的這種感恩思想，是其與明朝特殊關係中的極為關鍵處，而其淵源正基於萬曆年間援朝明軍匡扶朝鮮的壯舉。當朝鮮王朝遭受日軍大舉入侵而使國祚危如累卵之時，在兵部尚書石星的呼籲和堅持下，大明萬曆皇帝毅然派出重兵援朝，救亡圖存。而後，李如松、楊鎬、陳璘等前線將領統帥大軍浴血奮戰，終於使屬國恢復、“藩邦再造”。因此，戰後為了感念這些“皇恩”的踐行者，朝鮮王朝建造了衆多碑、祠、廟，以便崇祀祭拜、思恩報德，比如有為祭奠上述石星、李如松、楊鎬所修之武烈祠、宣武祠，為祭奠陪享關公的陳璘而崇祀關王廟，甚至發展成為朝鮮的關公信仰，等等。不僅如此，當明清鼎革使得“神州陸沉、華夏傾覆”之際，朝鮮王朝進一步加強了思明感恩之信念，並將原先僅僅祭奠援朝明軍的活動發展為感懷萬曆等明朝皇帝的自發行動，為此增修了大報壇、萬東廟、大統廟等崇祀場所，從官方到民間都全面表現出對明朝自皇帝以下乃至援朝將士的追思感恩之情。這就是朝鮮王朝在明亡後從前期與明朝的特殊關係中所衍化形成的“尊周思明”理念。該理念支配影響了整個朝鮮王朝後期的對清觀，故而到了清代，朝鮮王朝面對其所認為的“夷狄”所建之清朝，纔會產生“思明”“尊明”以至於“貶清”的思想，甚至到了晚清時期轉變觀念為“奉清”，在政治上接受清朝為“中國”，但“從儒家思想上論及華夷觀之時”，依然“不承認清朝的中華正統地位”。

由此可見，萬曆援朝明軍“再造藩邦”是導致後來朝鮮君臣“尊周思明”的重要淵源，而朝鮮君臣“尊周思明”則是援朝明軍“再造藩邦”的結果和影響，其中“施恩”與“報恩”是促成二者關聯的紐帶。所以說，孫著中續談戰後朝鮮君臣對援朝明軍的感恩舉動，不僅使全文敘述顯得更為完善，而且相當於為研究作為“施恩”者的援朝明軍，搭建一座從“報恩”者“尊周思明”的角度對之深化認識的橋樑。即，作者通過對朝鮮君臣崇祀大明將官並善待其在朝後人的描述，把援朝明軍“再造藩邦”的光輝形象和奉獻精神與朝鮮王朝的“尊周思明”問題有機統一了起來，辯證地、長時段地表達出作為明軍援朝的受益方對援朝明軍功績的認可，從而使全文研究的重大理論意義得以進一步昇華。

最後，還需附帶提及的是，類似於上述“尊周思明”問題的關聯性研究，孫先生近期的一些研究成果，也與孫著有著密切的關聯，可能是因與主題不甚相符等緣故，未及收録於孫著中。比如，作者已發表的《穀應泰（明史紀事本末＞對萬暦朝鮮之役的書寫》（《史學集刊》2019年第2期）、《清官修＜明史》對萬曆朝鮮之役的歷史書寫》（《歷史研究》2018年第5期）二文，正是以“東亞視野”從明清史學史的角度，深度剖析明軍援朝乃至整場戰爭相當重要的文章。此外，還有其他一些相關論文，不再贅述。作者的這些相關著述皆可作為孫著的補充，有助於我們從多種角度深化對這場戰爭的理解和認識。

總之，孫著是一部基於援朝明軍的“汙名化”現象，在選題、內容、研究方法等方面具有諸多創見，並融通作者前期研究，集前沿性、創新性、嚴謹性、啟發性於一體的萬暦抗倭援朝戰爭專題研究的經典力作。通過孫著的研究，援朝明軍得以正名，歷史真實得以還原，由此不僅有助於推動萬曆抗倭援朝戰爭的全面研究進入新階段，更有助於推動中國學者全面爭取相關研究的國際學術話語權打開新局面。當然，正如孫著中所言，此次研究並未完結，“有關明軍將領的選擇還不夠全面，邢玠、劉綎、麻貴甚至沈惟敬等，都是深入研究明軍將士群體的重要對象，留待以後進一步拓展”（孫著頁312），還有援朝明軍糧餉等其他相關問題，也“留待以後再作專門討論”（孫著頁33）。再者，全書對於現今韓、日學者在援朝明軍“汙名化”問題上的關注度比重較少，也有進一步加強闡釋的必要。但白璧微瑕，期待作者未來相關新著的持續推出，進一步給予我們對這場戰爭真實、系統、完整的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