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 | 改革开放40年来的元史研究

近代以来中国的元史研究, 始于20世纪初。这一时期, 以传统修史方法进行的元史研究已接近尾声。真正意义上近代实证史学路径元史研究的开拓者, 主要为王国维、陈垣和陈寅恪三位。继他们而起的翁独健、韩儒林、邵循正, 则是以元史为专门研究领域的学者, 除在国内新式大学受到系统的史学训练外, 还曾到海外不少国家留学, 先后师从当时世界公认的汉学大师伯希和 (Paul Pelliot) , 受到很好的语言教育与方法训练, 掌握了波斯语等元史研究必备的语言工具。在治学方面, 三人都注意面向世界, 善于借鉴国外的最新研究成果, 因熟悉对音勘同的译名还原方法, 注重将汉文文献与其他文字文献进行比较研究, 开展名物制度的考证, 取得了不少突破性进展。新中国以后成长起来的元史学者, 大都与三人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师承渊源, 因此上述三位学者, 可看作是当代中国元史学科的实际奠基者。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 标志着中国史学研究由近代实证史学进入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全新发展阶段。在此期间, 史学工作者普遍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与唯物史观的思想改造。总起来看, 受政治环境等因素影响, 1949年至1965年元史研究的队伍规模还很小, 研究范围较为狭窄, 主要集中在农民战争、蒙古社会性质与历史人物的评价等几个与“史学五朵金花”有关的方面。“文革”期间, 学术研究基本上已处于停顿状态, 即使“文革”结束后的头几年, 极“左”思潮的惯性影响也依然存在。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 学术思想得到了真正解放, 中国的元史研究开始逐渐恢复并进入蓬勃发展的崭新时代。

1978年改革开放后的40年来, 中国的元史研究焕然一新, 出现了欣欣向荣的局面。这一时期, 元史研究的长足发展是全方位的。概而论之, 可以体现为以下四个方面:

这40年的前半期, 除韩儒林、翁独健、杨志玖等老一辈学者外, 一批中年学者已成为元史研究的中坚力量。这批学者除蔡美彪外, 集中出生于20世纪30年代, 主要有亦邻真、周良霄、周清澍、丁国范、陈得芝、杨讷、黄时鉴、余大钧、邱树森、陈高华等。全国高考制度恢复后,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与民族研究所, 以及中央民族学院 (后改名中央民族大学) 、南京大学、南开大学、内蒙古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暨南大学等单位先后承担起培养元史方向硕士、博士研究生的任务, 为元史学科发展培养了大批后备力量。目前活跃在元史研究领域的第三、第四代学者, 绝大多数毕业于上述院校。近年来除上述元史“传统重镇”继续发挥重要作用之外, 随着元史人才的不断培养和走向工作岗位, 元史的教研基地有不断扩大的良好发展趋势。武汉大学、兰州大学、西北师范大学、华南师范大学、湖南大学、浙江大学、厦门大学便是其中的代表。

元史研究队伍的扩大, 为学术团体的建立创造了条件。1980年10月, 中国元史研究会于南京大学成立, 由韩儒林任首届会长, 并创办会刊《元史论丛》 (目前已出14辑) 与《元史研究通讯》。此外, 专门刊载元史研究论文的刊物, 还有南京大学元史研究室主办《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集刊》 (原名《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 1978—1990年共出13辑, 2000年复刊后, 改名《元史及民族史研究集刊》, 共出4辑, 2006年第18辑起改今名, 目前累计已出31辑) , 近年又出现了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主办《清华元史》 (目前已出3辑) 与北京师范大学古籍与传统文化研究院主办《元代文献与文化研究》 (目前已出3辑) 。

改革开放40年来, 中国元史研究的成果, 无论是数量、质量, 还是研究广度, 同以前相比都有了质的飞跃。自1978年起, 平均每年发表论文均在百篇以上 (头10年有的年份未到此数, 以后则远超此数) , 近10年, 更上升至年均三四百篇的规模。与此同时, 研究领域也在不断拓宽。横向而言, 已广泛涉及政治 (包括政治事件、制度、人物等) 、经济 (包括人口、农业、手工业、赋役、商业等) 、法律、文化 (包括思想、宗教、文学艺术、科技等) 、社会、民族与中外关系等各个方面。从纵向来看, 过去研究重两头 (蒙古国和元末农民战争) 、轻中间的趋势已得到彻底扭转。与之相应的是研究角度的变化。在元史研究中, 长期存在这样一种倾向, 即特别重视元代社会中蒙古及其他非汉族的文化成分, 而对汉族文化的固有成分有所忽略。现在的研究者则更多地将元代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加以考察, 努力分析各种文化成分的主次地位, 它们之间的碰撞、影响与融合。将元代纳入中国历史长河进行长时段的考察, 也成为近年元史研究的一个趋势。

元史研究不仅是中国古代史研究的一部分, 更是一门世界性的学问。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 中国以日渐开放的胸怀面对世界, 元史研究的对外学术交流也随之取得了根本性的发展。国内元史国际会议的举办和学者的对外交流状况从无到有, 日趋频繁。尤其是21世纪以来的10余年里, 元史研究的对外交流更是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不仅目前国内元史会议常有国外学者参加, 国内元史学者也不断赴外交流, 属于新生力量的元史研究生群体也有很多人获得机会去美国、德国、以色列等西方国家进行访问学习, 一些人直接攻读学位。不仅交流次数日益频繁, 交流合作的程度也日益深化。目前中国元史研究已不满足于及时反馈西方最新研究成果的旧有程度, 而是不断向真正意义的“国际合作”迈进。这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 目前西方最一线的元史及有关学科的学术会议、研修班等活动, 多能看到中国学者使用英文报告授课和直接同西方同行交流的身影;另一方面, 中国元史学者也开始与国外学者合作编写英文研究论著, 而非停留在以前译介国外论著的层面。

40年来, 元史研究成果可谓“蔚为大观”, 几乎遍布我们现在所知的元史领域的各个方面。限于篇幅, 以下仅介绍一些专题研究方面较有代表性的著作。

政治方面的论著最多, 内容广泛涉及典章制度、政治人物、政治事件、军事史、农民战争等各个方面。其中政治制度的综论性著作主要为《中国政治制度通史》第八卷 (陈高华、史卫民撰稿, 人民出版社, 1996年;修订版,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1年) , 其他较重要的著作有李治安《元代分封制度研究》 (天津古籍出版社, 1992年;增订本, 中华书局, 2007年) 、《行省制度研究》 (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0年, 后经修改增订, 改名《元代行省制度》, 中华书局, 2011年) 与论文集《元代政治制度研究》 (人民出版社, 2003年) , 张帆《元代宰相制度研究》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年) 。政治人物以成吉思汗的传记种类最多, 其中篇幅较大者主要有余大钧、朱耀廷的著作 (《一代天骄成吉思汗》,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2年;《成吉思汗传》, 人民出版社, 2004年) 。忽必烈的传记较重要者有李治安《忽必烈传》 (人民出版社, 2004年) 。其他政治人物传记则有刘晓《耶律楚材评传》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1年) 、邱树森《妥欢贴睦尔传》 (吉林教育出版社, 1991年, 后经增补修订, 改名《妥欢贴睦尔评传》, 澳亚周刊出版有限公司, 2004年) 等。军事史方面, 则有军事科学院主编《中国军事通史》第十四卷《元代军事史》 (史卫民撰稿, 军事科学出版社, 1998年) , 内容涉及元代军事制度、战争、军事人物与思想等诸多问题, 代表了该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

元代经济研究主要集中在赋役制度、手工业生产和海外贸易方面。综合性专著有李幹《元代社会经济史稿》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85年) 。陈高华对元代经济问题潜心研究多年, 发表过系列重要论文, 绝大多数收入其论文集《元史研究论稿》 (中华书局, 1991年) 、《陈高华文集》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5年) 、《元史研究新论》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5年) 与《元朝史事新证》 (兰州大学出版社, 2010年) 等。他与史卫民合著的《中国经济通史·元代经济卷》 (经济日报出版社, 2000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7年再版) , 体例严整, 内容翔实, 是元代经济史研究的经典之作。元代城市研究主要有陈高华《元大都》 (北京出版社, 1982年) 、陈高华和史卫民《元上都》 (吉林教育出版社, 1988年) 。交通方面主要有党宝海《蒙元驿站交通研究》 (昆仑出版社, 2006年) 。贸易方面的研究则有陈高华和吴泰合著《宋元时期的海外贸易》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1年) 、高荣盛《元代海外贸易研究》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4年) 。

讨论元代理学思想的著作, 主要有侯外庐等主编《宋明理学史》第三编《元代理学》 (人民出版社, 1984年) 、徐远和《理学与元代社会》 (人民出版社, 1992年) 。文化史方面综合性论著主要有陈高华等《元代文化史》 (广东教育出版社, 2009年) 。史学史研究, 主要有周少川《元代史学思想研究》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年) , 王慎荣主编《元史探源》 (吉林文史出版社, 1991年) 对《元史》的史料来源进行了细致的辨析。宗教史研究, 主要有卿希泰主编《中国道教史》第三卷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3年;1996年修订本) 、杨讷《元代白莲教研究》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4年) 、任宜敏《中国佛教史·元代》 (人民出版社, 2005年) 、赵卫东《金元全真道教史论》 (齐鲁书社, 2010年) 、殷小平《元代也里可温考述》 (兰州大学出版社, 2012年) 、张广保《全真教的创立与历史传承》 (中华书局, 2015年) 等。社会风俗方面则史卫民《元代社会生活史》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6年, 2005年再版) 、陈高华与史卫民《中国风俗通史·元代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1年) 等。

罗贤佑《中国历代民族通史·元代民族史》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7年) 对元代民族状况作了整体性研究。杨志玖《元代回族史稿》 (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3年) 收录了作者民族史研究的重要论文。刘迎胜《西北民族史与察合台汗国史研究》 (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4年) 、《察合台汗国史研究》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年) 是中国学界关于察合台汗国史研究的重要成果。尚衍斌《元代畏兀儿研究》 (民族出版社, 1999年) 、马建春《元代东迁西域人及其文化研究》 (民族出版社, 2003年) 、谢咏梅《蒙元时期札剌亦儿部研究》 (辽宁民族出版社, 2012年) 也是颇有分量的专著。民族边疆地区研究有张云《元代吐蕃地方行政体制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年) 、周芳《元代云南政区设置及相关行政管理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年) 、薛磊《元代东北统治研究》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2年) 等。

马可·波罗及其行记, 一直是元史关注的焦点之一, 出版了不少译本。因此马可·波罗研究也是元代中外关系史领域的重要议题。杨志玖对马可波罗的研究享有国际声誉。他针对马可·波罗是否来华问题发表了一系列论文, 收入论文集《马可波罗在中国》 (南开大学出版社, 1999年) 。其他有关马可波罗的研究论著也有不少。此外, 还有黄时鉴《东西交流史论稿》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年) , 刘迎胜《海路与陆路:中古时代东西交流研究》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年) 、《蒙元帝国与13—15世纪的世界》 (三联书店, 2013年) 、《华言与蕃音:中古时代后期东西交流的语言桥梁》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3年) 等。

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 40年来元史学者对元代史料的整理校勘工作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诞生了一大批重要成果。按照元史研究的普遍性与特殊性, 史料整理成果又可分为汉文史料、民族史籍和域外史料几个方面。

汉文史料整理方面, 1978年以前只有《元史》的点校与《中国历史地图集》元代部分的编纂堪称重要。改革开放后, 学界在这方面投入了大量力量, 取得了丰硕成果。其中, 较重要的元人别集大都有了整理本, 有些别集的整理本还不止一种。北京师范大学古籍所李修生主持编纂的《全元文》 (凤凰出版社, 2004年) 61册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杨镰主持编纂的《全元诗》 (中华书局, 2013年) 68册, 是规模庞大的元代文献总汇, 也是目前元代文献整理最重要的成果。《蒙古秘史》是研究蒙古早期历史的最基本史料, 乌兰《元朝秘史 (校勘本) 》 (中华书局, 2012年) 则是近年这方面的最新成果。《元典章》为元史研究的基本文献, 向以难读著称, 经陈高华等学者的不懈努力, 已出版点校本 (中华书局、天津古籍出版社, 2011年) 。黄时鉴主持的《元代史料丛刊》由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了7种, 汇集以政书为主的元代基本文献。宗教史料方面, 陈智超、曾庆瑛在陈垣旧作基础上增补完成的《道家金石略》 (文物出版社, 1988年) , 有相当多内容也属元代。王宗昱《金元全真教石刻新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年) 在前者基础上又有所增补。

元代的出土文书主要指黑水城文书, 而这方面近年来成绩斐然, 相继出版了图版、文字更为清晰全面的《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 (塔拉等主编,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08年) 、《中国藏黑水城民族文字文献》 (塔拉等主编, 天津古籍出版社, 2013年) 及《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释录》 (杜建录, 中华书局、天津古籍出版社, 2017年) 等。至于俄藏、英藏黑水城文献, 也有不少整理著作出版, 如孙继民等编著《英藏及俄藏黑水城汉文文献整理》 (天津古籍出版社, 2015年) 等。

民族史籍的整理。民族史籍的整理、研究与翻译, 是元代文献研究的一大特色。如前述, 《蒙古秘史》在蒙古早期历史资料上地位最为重要, 但仅有汉字标音本传世。恢复《秘史》的本来面目, 是各国蒙古学家追求的目标。1987年,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蒙古族学者亦邻真《秘史》的畏兀儿字复原本, 这在国内尚属首次。零散的蒙古语文献整理与研究, 则有道布《回鹘式蒙古文文献汇编》 (民族出版社, 1983年) 、照那斯图《八思巴字和蒙古语文献》 (东京外国语大学アジア·アフリカ言语文化研究所, I研究文集, 1990年;Ⅱ文献汇集, 1991年) 、呼格吉勒图与萨如拉《八思巴字蒙古语文献汇编》 (内蒙古教育出版社, 2004年) 、蔡美彪《八思巴字碑刻文物集释》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1年) 等。元代藏文文献也很丰富, 其中蕴含了大量珍贵历史史料, 目前一些重要的藏文史籍已先后译成汉文。

域外史料的翻译整理。早在19世纪下半期起, 中国学者就已认识到域外史料特别是波斯文史籍对于元史研究的重要性, 但多只能通过《元史译文证补》和《多桑蒙古史》等书去间接了解“域外史料”中的有关记载。改革开放后, 这一情况得到根本改善。“域外史料”汉译本得以陆续与中国学者见面。其中较重要的有何高济从英译本转译的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80年) , 余大钧、周建奇从俄文本转译的拉施特《史集》 (商务印书馆, 1983—1986年) , 周良霄译注的剌失德丁《成吉思汗的继承者:〈史集〉第二卷》 (天津古籍出版社, 1992年) 。13世纪上半期欧洲教会使节出使蒙古的行记, 已出两种译本 (吕浦译、周良霄注《出使蒙古记》,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3年;耿昇、何高济译《柏朗嘉宾蒙古行纪·鲁布鲁克东行纪》, 中华书局, 1985年) 。

综上所述, 40年来中国的元史研究成果丰硕, 取得了巨大成绩。但不可否认的是, 在欣欣向荣的表象下, 也掩盖着诸多不足。像不少文章仅靠一些常见的零碎资料东拼西凑而成, 停留在浅层次的平铺直叙, 根本谈不上是严格的学术研究。有的文章虽然花了不少精力, 但因闭门造车, 没有注意到前人的研究成果, 实际上是在重复别人已讨论过的东西, 没有多少新意。而有自己独到见解的文章, 其中又有不少因不重视学术规范, 使读者无法知道哪些是作者的新意, 哪些是前人的观点。另外, 研究文本缺乏规范化的通病, 也在实际上大量存在着。

新时代要有新气象, 更要有新作为。中国元史研究, 还有以下几个方面需要大力加强。

第一是史料的继续发掘与整理。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 历史研究如无史料作后盾, 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以往的实践业已证明, 史学研究的蓬勃发展, 往往与新史料的发掘有很大关系。

在汉文、蒙文、藏文史料利用方面, 中国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20世纪中国元史研究所取得的巨大成绩, 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正是得益于这种优势。改革开放40年来, 元史研究领域不断出现引人注目的新史料, 如在河南发现的西夏遗民文献《述善集》, 在韩国发现的元刊《老乞大》《至正条格》、高昌偰氏家族的《庆州偰氏诸贤宝记》与《近思斋遗稿》, 国内外所藏黑水城文献的整理研究, 以及近年引起广泛关注的公文纸本文书 (又作公文纸背文书) 的发掘与整理等。这些鲜活的文献资料, 有的已被学者引入研究领域, 为元史研究增添了勃勃生机。其实, 除这些新资料外, 在文献整理方面我们还有许多工作可做。例如, 地方志、金石志中的元代文献值得下大力气全面、系统地加以辑录, 而且, 因同一地区不同时期编纂的方志, 收录的文献往往互有异同, 我们绝不能以查阅其中一种为满足。至于分散各地未见辑录的元代碑刻及拓片, 以及新出土的墓志、碑刻等, 数量也颇为可观。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 翁独健就曾提倡进行《元碑集成》的编纂, 可惜这方面的工作至今也未全面展开。近年已有学者申请国家社科基金“元代北方金石碑刻遗存资料的抢救、发掘及整理研究”, 可以说是一个良好的开端。汉文文献资料的整理可以多方面进行, 以便于学者研究利用为原则, 《全元文》《全元诗》是一个很好的途径。资料的分类整理也很有必要, 《道家金石略》的出版曾极大地推动过元代道教史的研究, 元代的佛教金石文献存世者更多, 如也能汇集在一起编辑成册的话, 肯定会推动元代佛教史的研究。

“域外史料”是元史研究的一大资料宝库, 这方面的整理与利用, 国外学者因得天独厚的条件, 已取得丰硕成果, 远远走在我们的前头。为此, 翁独健曾提出分两步走的建议, 即先将国外学者整理研究的成果转译过来, 以后待条件成熟时再直接翻译原始文本。这方面的工作, 我们仅完成了第一步, 即从西方文字的转译, 且种类有限。近年来随着中国元史学者越来越重视“域外史料”和语言能力的不断提高, “域外史料”的汉译工作已呈加速度发展, 形势喜人。如穆勒 (Moule) 和伯希和于1938年刊行的《马可·波罗寰宇记》集校本, 至今仍是《马可·波罗行纪》最完备、最权威的版本, 却一直没有汉译本问世。近年来其汉译工作已经在进行之中。现在一些域外史料的翻译工作已不再依赖西方文字, 而是直接与其原始语言“对接”。如著名的波斯文世系谱《五族谱》 (u'ab-i Panjgāna) 的汉译与整理工作便是直接以抄本作为工作本, 逐步开展。此外, 令人欣慰的是, 近年来, 国内一些语言学者已开始着手第二步的工作, 出版了诸如王一丹《波斯拉施特〈史集·中国史〉研究与文本翻译》 (昆仑出版社, 2006年) 、时光《〈伊利汗中国科技珍宝书〉校注》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6年) 等论著。

以后, 我们仍需继续加强这方面的努力, 尤其是历史学者与语言学者的通力合作。此外, “域外史料”有不少是抄本、写本, 在国内各大图书馆收藏较少, 以往学者研究多通过私人渠道获得, 在学界流传不广, 给研究带来了极大不便, 因此, 今后有必要建立依托于某一大学或某一研究机构下的资料中心, 广泛搜集收藏于世界各国的“域外史料”抄本或刻本, 以方便国内学者的使用。

第二是考古成果的吸收与借鉴。考古发现不仅能为历史研究提供新资料, 而且还可以发现许多新问题。自王国维“二重证据法”提出以来, 历史文献与考古发现相结合, 已成为史学研究的一条重要途径, 元史研究当然也不例外。元代考古同其他朝代相比, 应该说是比较薄弱的。其中固然有某些客观原因, 如元朝统治的时间较短, 诸帝均葬漠北, 蒙古人一般无墓室, 导致元代墓葬考古不发达等, 但这并不意味着元代考古没有工作可做。新中国成立后元代的重要考古发现首推黑水城文书, 黑水城文书虽在数量上与唐代敦煌文书不可同日而语, 但因内容大多反映的是元代世俗社会的情况, 学术研究价值丝毫不亚于后者。泉州等地的宗教石刻以及全国各地出土、征集到的元代文物也有不少, 被学者广泛应用于宗教习俗、社会生活等方面的研究, 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元大都、上都与中都等都城史的研究, 更是因考古发现较多地弥补了文献记载的不足, 才取得了飞速发展。以上情况表明, 元代考古并非可有可无, 而是大有希望的, 在此基础上, 我们完全有必要响应翁独健关于编纂《元代文物图谱》的倡议, 结合考古发现, 带动元史研究进一步走向深入。

第三是专题研究的深化与新领域的开拓。尽管20世纪的元史研究在许多方面取得了可喜成绩, 但也明显存在着许多不足, 各领域的研究并未得到均衡发展, 即使研究较多的领域, 成果也不平均。例如政治制度史, 对中央机构的研究多集中在省、院、台等重要机构, 对部、寺、监等机构的专门研究就显得很薄弱。这方面的问题, 在其他领域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经济史中区域经济与财政制度的研究, 近年来虽取得不少进展, 但有待深化之处仍有不少。元代法制史的研究起步较晚, 从法律编纂、刑罚制度到实体法研究等, 有许多问题还没有搞清楚。再如宗教史的研究, 有关内地佛教史的研究就十分薄弱, 即使是学者们关注稍多的禅宗, 其实也有许多问题没有展开讨论。元代卫生医药, 内容丰富多彩, 迄今没有得到史学界的重视。目前出版的几部元朝断代史 (韩儒林主编《元朝史》, 人民出版社, 1986年;周良霄、顾菊英《元代史》,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3年) , 已获得学术界较多好评, 在今后相当一段时间内, 我们应当继续把主要精力放在深化专题研究与弥补研究不均衡的缺陷上。近年来, 陆续出版了一些元代专门史著作, 如史卫民《元代社会生活史》, 陈高华、史卫民《中国政治制度通史·元代》, 史卫民《中国军事通史·元代军事史》, 陈高华、史卫民《中国经济通史·元代经济卷》, 陈高华等《元代文化史》等, 我们希望今后能有更多这方面的著作问世。

除已有研究外, 客观世界的变化和研究手段的进步, 都会导致新的问题出现, 以往一些被视作研究的“范式”, 现在看来, 还有许多需要重新认识的地方。近年, 日本蒙古史学者杉山正明的系列通俗读物被大量译成中文, 引起了不小波澜。有关“新清史”的热烈讨论, 也波及部分元史学者。如何打破以往以汉族、汉语、汉文化为中心的研究范式, 从不同角度, 从亚洲乃至世界视野研究蒙元史, 一时成为热门话题。部分学者的讨论与回应, 曾结集为《重新讲述蒙元史》 (张志强主编, 三联书店, 2016年) 出版。此外, 元代在中国历史发展长河中的地位如何, 宋元之交、元明之交中国社会都发生了什么变化, 也是有待重新认识的问题。虽然已有一些学者开始关注于此, 但尚未形成共识, 需要解决的问题还很多。再如, 元代的“四等人制”以往曾是学界的一种共识, 但实际上从目前材料, 我们根本找不到任何元朝官方的正式规定。“四等人制”到底是怎样形成的, 是仅适用于某些具体规定, 还是影响遍及元代社会的各个角落?近年已有不少学者提出了质疑。

第四是研究视角的拓展和深化。历史事物是普遍相互联系的, 这种联系的复杂程度往往超出人的想象, 随着研究视角的变化, 即使旧有的研究领域也会释放出全新的学术价值。因此在推动元史继续发展的方式上, 研究视角的拓展和深化也是非常重要的途径之一。“拓展”和“深化”分别代表了两种学术路径。首先, “拓展”又可以分为“时间”和“空间”上的两种思路。时间上的“拓展”主要指将元代纳入中国历史进行长时段的考察, 最为可行的是将元代与之前的南宋金朝时期、之后的明代置于“贯通式”的研究视野之下。实际上, 中国史每个断代往往都有自己非常成熟的问题意识和研究方法, 彼此又不尽相同。但历史的演进却是逐渐因循的, 因此如果将元史领域成熟的视角和意识放入蒙金、宋元、元明之际的历史考察, 可能会唤醒很多深藏在这些历史时期深处的重要问题。空间上的“拓展”则是将元史置于13—14世纪世界史的格局之下, 重视多种语言史料的解读和比较。这个思路虽在近代中国元史学科诞生之初就已受到很大重视, 但在新时代中国日益开放的有利大形势下, 才会变成可能。其次, 视角的“深化”则更是元史旧有领域内的“升级更新”。如前所述, 元史已有专题领域还有待深化的空间, 但这种“深化”性质上更可能是“量”的增长或对未覆盖领域的“弥补”, 当难以从“质”上提升元史的研究水平。因此若想“更上一层楼”, 引入“结构化”的研究视角或许是一种必然选择, 即找出不同专题领域间的关系, 立体化去考察元代的历史, 就如同历史上真实的元代中国确实是由各种历史事物彼此联系而构成的“立体事物”。

第五是继续加强国际学术交流, 及时了解国外学术界的研究情况, 并直接与国外进行合作。作为东方学的一个分支, 涵盖元史的蒙古学在18、19世纪一直是国际显学, 直到今天, 世界各国仍有不少学者致力于这方面的研究, 尽管他们研究的角度、关注的问题与中国学者不尽相同, 有些观点也不为中国学者所接受, 但这并不妨碍双方互通有无、取长补短。20世纪初的中国元史研究, 可以说正是在这一影响下发展起来的, 也正因此缘故, 元史被国内不少学者称之为“不中不西”之学。新中国成立以后,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 我们的对外学术交流走过了一段曲折道路, 长期的自我封闭, 使我们对外界的学术研究动态几乎一无所知。直到1978年改革开放后, 这种局面才得到改善。今后, 我们要继续加强对外学术交流, 拓宽视野, 不断吸取国外同行的研究成果与研究方法。也只有这样, 中国的元史研究才能真正走在世界前列。而且现在的中国和世界都处于大开放大合作的崭新时代背景之下, 中国的元史研究融入世界正逢其时, 可大有作为!

原刊：《中国史研究动态》201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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